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张国刚教授的新书《<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这本书因其通俗的讲史方式，一下子将一位象牙塔里的学者拉入了公众的视野。张教授不仅关注隋唐历史、欧洲汉学的发展，同时对当下现实问题抱有同样的兴趣与热情。
在张教授看来，历史本身所展现的悲欢离合，家国兴衰，对我们的现实世界是可以提供借鉴的。欧洲的汉学之所以发达，是因为他们拥有科学的理论范式和语言学的传统。
现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我们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也应该跟上，建立起程序秩序，从而促进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
嘉宾介绍：张国刚，历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主任，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等职。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代表作有：《唐代藩镇研究》、《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唐代家庭与社会》、《文明的对话：中西关系史论》、《德国的汉学研究》等。
搜狐文化：您最近出版了《<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新书。作为一个专业的学者，您为何会写这样一本通俗的历史读物？
张国刚：起因是因为MOOC（慕课）这个在线课程学习平台，清华大学教务处和历史系约请我去讲《资治通鉴》。我就想，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方法，展现历史能够带给我们现代人什么样的智慧。我觉得，《资治通鉴》作为一部史学名著，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史料价值，一个是史著价值。我们研究历史，重视古代的典籍的史料价值；我们学习历史，更要探讨历史著作本身所展现的悲欢离合，家国兴衰，对我们的现实生活的镜鉴意义。
下面我举一个例子来进行说明。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鸦片战争以后，国家政权委顿，1949年新中国成立，最大的成功是把自晚清以来被打碎了的国家政权——以中央集权为基础进行社会资源动员的国家体制重建起来了。
但是用计划经济取代我们传统发达的商品经济，加上外部的封锁，使文革结束时的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这是最大的失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是非常发达的。有人会说，中国传统不是重农抑商么？这种话似是而非，你看正因为楼市太火爆了，才要抑制房价；正因为商业太发达，所以才要抑商。抑商只是反证了古代中国商品经济发达到了政府需要持续压制的地步。从《盐铁论》以来，争论的核心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发展工商业，而是要发展官府工商业，还是放任民间工商业而已。
到了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放开了农民的手脚，重拾了中国人经商致富，勤劳致富的传统理念。改革开放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让传统更好地对接现代。古人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谁有本事谁就上，谁能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迈出更大的步子谁就可以致富。
改革开放到了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尤其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文化自信和文明复兴的问题。1800年之前，我们与西方文明接触不充分，当我们碰到工业化之后的西方，落后挨打使国人的意识形态和信仰体系都崩溃了，中国人的传统一点一滴地丧失了，拼命想挤进现代化国家也步履维艰。
传统跟现代有什么关系？“传统”是一种久远传承的秩序，是人与自然、社会形成的一种制度化、习惯性的规范，“现代”是另外一套秩序和规范。如何让“传统”顺利地接驳入“现代”的秩序？这是所有非西方国家面对工业化的西方冲击时，都要经历的过程。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五四”以来，一直到文革，在许多时候是通过抛弃和打倒传统来实现，结果是丢掉了传统，也无法进入现代。
我有一个比喻：如果把中国文化的发展比喻成是一条长江，那么川藏高原的涓涓溪流大概是百花齐放时的春秋战国，先后经历了重庆、武汉、南京等大的文明交汇点。文化长江到了重庆这个地段，就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整合诸子百家阶段。要注意，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并不妨碍他吸纳百家之学，所谓儒表法里，德主刑辅，礼法合一是也，当时的说法叫“霸王道杂之”，为大一统帝国构建了一个主流的意识形态。
可是中国的儒家思想有两个缺点：第一个是它对生命之后的世界缺乏想象，“未知生焉知死”，对事功的过度专注，对心灵的修炼也缺乏系统的思考；第二个是，儒家的道德价值跟利益联系过密，尤其和政经利益联系过密，“经明行修”，取朱紫如拾草芥，儒家会变得虚伪。比如，在秦朝，人们做官要靠军功，到汉朝就讲察举征辟，即考察和推荐相结合。在汉朝，做官是要靠社会声誉和名人推荐的，所以它会形成一个产业链。一方面就是官位都被世家大族把持，一方面就是人们的道德行为高度目的化、虚伪化。
儒家自身的缺少，在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给佛教入华提供了契机。中国的佛教在南北朝、隋唐时代特别兴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雾中”，梁武帝号称皇帝菩萨，唐朝从武则天到唐宪宗、唐懿宗都大张其鼓地迎佛骨。可是佛教征服了中国吗？荷兰汉学家许理和就写过本书叫《佛教征服中国》。
《<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
佛教并没有征服中国（华夏），佛教征服了成吉思汗、松赞干布的子孙，基督教征服了罗马，伊斯兰教征服了本来信仰佛教的中亚。唐宋时代从韩愈到二程、朱熹等士大夫，他们出来救弊，他们的辟佛，实际是通过学习和吸收佛教思想精华，融化到儒家的经典与传统解释中去，其主要载体是对《易经》、“四书”重新解读，这就是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时期，相当于中国的文化长江涌流到了武汉大都市，儒释道合流了。宋明理学的英文就是Neo-confucianism，即新儒学，这个新是相对于汉代儒家而言。到宋明理学时期，我们吸收外国的优点弥补自己的不足。这个不足，就是对心性的修炼。还有，唐宋时代逐渐完备的用人考试制度，即科举制，改变汉魏变相世袭的推荐制（九品中正），从而弥补了推荐制的造假，比较而言科举制选人是更加公平的。从此，“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成为莘莘学子的“中国梦”，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更为顺畅。
梁启超说，汉朝以前中国是“中国的中国”，唐宋以后中国是“亚洲的中国”，明清以来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就思想文化的发展而言，“诸子百家”是滋生于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汉代做了一番儒表法里的整合。唐宋以后，亚洲的许多宗教文化，包括佛教、“三夷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都传入中国，中国人选择了佛教作为主要吸收对象，佛教是从亚洲另外一个伟大文明印度传入的，佛教融入中国之后，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尽管也经历了多次废佛运动，但佛教与中国文化高度融合。十世纪之后佛教文明在印度逐渐衰落了，却在中国大放异彩，可是佛教包括禅宗，不可能居于中国文化的主流，只是儒学的补充，禅宗也是充分本土化了的宗教。
到了明清之后，我们碰到西方文明，中国文化的长江驶入南京这个地段。晚明盛清，总体上来说是拒绝西方的。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方，破门而入，从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到义和团的扶清灭洋，都是国内矛盾和中外冲突的混合反应。到了“五四”、“文革”时期，彻底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尖叫声尤其刺耳。近百年来，面对西方这个庞然大物，我们有三种不同的思想反应：第一个即固步自封，晚明盛清时期固步自封，认为中华帝国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无需与西方来往；第二个就是全面西化；第三个就是全面苏化（包括照搬共产国际那一套），事实证明，这些都是不对的。我们今天要讲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最根本的就是文化自信。
中国文化的长江，现在走到南京这个阶段了，这个区段的长江之水，一方面是从重庆、武汉上游自然滚滚而下，另一方面还需要吸纳消化西方文明的有益成分。西方文明也不是单一的，有苏俄传来的红色文明，也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力吸收的蓝色文明，他们都应该消化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的长江大河之中，海纳百川，奔腾向前。不要斩断历史，也不要照搬照抄。无边落木潇潇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我们今天讲文化自信、价值观建设，其实就是讲中华文明的复兴。文明的复兴首先就是要有文化自信，不自信怎么复兴？
1949重建了大一统的强有力的国家体制，所以中国人站起来了。1979年建国30年之后，我们找回了重视商品经济的传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名，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现在是“文革”结束40年，我们现在还应该在文化上找回自信，检讨一下百年来我们为应付西方文化对中国文明的冲击，如何地衣衫不整，如何地顾此失彼，如何地过激或者保守，让我们在文化上也“站”起来，实行文明的复兴。
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伊斯兰世界有自己的应对方式；中国文化尤其与西方文化大异其趣，学习西方，同时坚持自己，应该是我们应该有的应对方式。1934年，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的一段话耐人寻味，“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道教是如何吸收佛教而新生的？新儒学（宋学）是如何吸纳外来文明而成就自己的？两千年来，中国的文化长江源远流长，就是用这种方式形塑出来的。
人类的文明本来就色彩斑斓，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西方文明也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中华文明的复兴，它将对世界文明的繁荣和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任何一种文化必须要有一个跟它不同的文化进行互补互学，在今天世界文明的百花园中，我觉得中国文化可以扮演促进人类文明多元化的重要角色。
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他说西方两千年思想史无非就是为柏拉图的思想做注解。汉儒用对五经的解读，来整合孔孟与诸子（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将儒、法、道、阴阳家等融于一炉），宋儒用集注四书来吸纳佛教文明，使中国文化进入新阶段。所以，我们现在应该用现代文明、现代生活来解读我们的经典，不光照着讲，还要接着讲。
我们提倡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如果我们举出来的术语，就没有传承性，用词与以前不一样，内容也不一样，这其实是中断了传统。传承就是我们词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内容已经发生了适应当今生活的巨大变化，进行了升华。
比如我们提出全面建设小康，是对儒家“小康”理念的传承升华；儒家的“天下大同”理想，在今天也可以有传承和升华。在西方文化传统中，Democracy，民主这个词在古希腊的概念跟现在的概念已经不一样了，公民的概念现在和过去也不一样了，群体扩大了。在古希腊，奴隶是不算公民的。那时候，民主也是按照钱来分的，没有钱的人只能当陪审员。
中国文化的传承、弘扬和重建是一项巨大的工作，让大家了解经典，熟悉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我想通过《<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这本书，讲比较通俗的历史。一个专业历史学工作者，用通俗的方式给大家讲解历史和文化，也是在为社会大众服务。
韩国、日本比中国更“中国”
我觉得我们应该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在生活当中有更多的鲜活的东西。我们看日本、韩国，似乎在表面上比中国还“中国”，它们过去都接受中国文化，没有经历过“五四”的冲击。香港、台湾的社会生活似乎有更多的传统味道，因为香港台湾没有文革的破坏。
我觉得日本进入现代社会，其传统对接现代是结合的最好的，汉字在日文中保留了两千个左右，而且还能够用假名容纳现代生活的内容。韩国有自己的文字，汉字不怎么用了，越南把汉字全部废了，文字拉丁化了。汉字曾经是这些国家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废除汉字在一定程度上就中断了其几千年的民族文化传统。我们中国自己呢？“五四”以来有一些影响很大的知识分子，认为汉字是中世纪最糟糕的茅坑，汉字是最肮脏的，那时候我们民族真的很激进。不过好在激进的年代距离现在才一百多年，我们还是能够重新把传统建立起来。现代是秩序，传统也是一种秩序，这两种秩序需要有一个有机转化，中国文化就能够复兴和兴盛。
搜狐文化：其实，通俗史学在社会上大家关注的也比较多。比如像《百家讲坛》等一系列讲述历史的电视节目。您认为，您所讲述的大众史学或者通俗史学，与社会上的这种讲述有什么不同？您有如何看待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这些历史类电视节目。
张国刚：现在社会上有关历史的节目，一种是影视历史剧，文学作品嘛，难免会有夸张和细说。另一种《百家讲坛》这种通俗史学，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有广泛的影响，因为是面对普通听众和读者，有讲者对材料的选择，会偏向故事的玄念。也有人偏重文学性、通俗性，对历史背后的经世致用思想和智慧，难免有所忽略。有的谜案弄得扑朔迷离，线索玄虚，也许有传播效果，其实那些都是我们自己加进去的。
我讲《资治通鉴》，除了注重知识之外，坚持讨论家国盛衰，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原则，这是司马光的宗旨，试图发掘其中“穷物之理、执圣之权”（曾国藩语）的智慧。
搜狐文化：您在探讨家国盛衰的时候，往往会留心于各个朝代的制度得失。现在国内的学术界受到美国的新文化史的影响很深，大家可能会质疑这种整体的评价，觉得把什么问题都归结于制度，就等于什么都没说。新文化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会从微观处入手，揭示一个宏大的历史演变过程。您怎么看待现在新文化史对历史学的影响？
张国刚：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讲历史学的社会关系的关系。社会科学重在构建概念，历史学重在叙述过程。如何讲出故事、归纳故事的道理，社会科学在这里发挥了作用。尽管历史内容不变，已经定格，可是，历史学受到时代风潮影响，它的叙事模式和理论分析工具就会产生不同的变化。人们总是变着法子，以新奇的方式解读历史和叙述历史。全球史、环境史以及过去兴起的年鉴学派社会史都是如此。
其实，新文化史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以后。新文化史有它的长处，它聚焦于细节，想一滴水见太阳，但是，它终究不是太阳，只是一滴水。它可以满足我们的理论旨趣，但是它不能取代框架的分析，制度的分析。而且新文化史，如果不能照见制度的框架（太阳），就会成为家长里短的琐屑，没有研究意义。通过新文化史的研究，我们不过是用它来展现制度的变化、社会趋势的变化，它终究只是一个具体的案例而已。
我在《<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里也讲过制度变化。比如说汉魏到魏晋，统治者在设计这个国家管理制度的时候，不断接受前人的教训，按照司马迁在《平准书》里的话叫“承弊易变”，就是过去有弊端我现在要变革，变通。
承弊易变，是说建立新的体制时，就考虑到如何纠正旧体制的弊端。由于制度运行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单边改动制度，有时候事与愿违。如东汉末年军阀纷争，宦官、外戚专权。曹魏就改变了以前的制度，朝廷外戚不问政治，地方宗室不封诸侯。结果司马懿在中央掌握政权，曹家就完了。司马家族建立晋朝之后就接受了教训，大肆分封宗室为地方诸侯，中央则有外戚托孤。结果内有外戚杨骏专权、贾南风乱政，外有分封造成的八王之乱。
韩国、日本比中国更“中国”
我觉得我们应该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在生活当中有更多的鲜活的东西。我们看日本、韩国，似乎在表面上比中国还“中国”，它们过去都接受中国文化，没有经历过“五四”的冲击。香港、台湾的社会生活似乎有更多的传统味道，因为香港台湾没有文革的破坏。
我觉得日本进入现代社会，其传统对接现代是结合的最好的，汉字在日文中保留了两千个左右，而且还能够用假名容纳现代生活的内容。韩国有自己的文字，汉字不怎么用了，越南把汉字全部废了，文字拉丁化了。汉字曾经是这些国家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废除汉字在一定程度上就中断了其几千年的民族文化传统。我们中国自己呢？“五四”以来有一些影响很大的知识分子，认为汉字是中世纪最糟糕的茅坑，汉字是最肮脏的，那时候我们民族真的很激进。不过好在激进的年代距离现在才一百多年，我们还是能够重新把传统建立起来。现代是秩序，传统也是一种秩序，这两种秩序需要有一个有机转化，中国文化就能够复兴和兴盛。
搜狐文化：其实，通俗史学在社会上大家关注的也比较多。比如像《百家讲坛》等一系列讲述历史的电视节目。您认为，您所讲述的大众史学或者通俗史学，与社会上的这种讲述有什么不同？您有如何看待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这些历史类电视节目。
张国刚：现在社会上有关历史的节目，一种是影视历史剧，文学作品嘛，难免会有夸张和细说。另一种《百家讲坛》这种通俗史学，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有广泛的影响，因为是面对普通听众和读者，有讲者对材料的选择，会偏向故事的玄念。也有人偏重文学性、通俗性，对历史背后的经世致用思想和智慧，难免有所忽略。有的谜案弄得扑朔迷离，线索玄虚，也许有传播效果，其实那些都是我们自己加进去的。
我讲《资治通鉴》，除了注重知识之外，坚持讨论家国盛衰，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原则，这是司马光的宗旨，试图发掘其中“穷物之理、执圣之权”（曾国藩语）的智慧。
搜狐文化：您在探讨家国盛衰的时候，往往会留心于各个朝代的制度得失。现在国内的学术界受到美国的新文化史的影响很深，大家可能会质疑这种整体的评价，觉得把什么问题都归结于制度，就等于什么都没说。新文化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会从微观处入手，揭示一个宏大的历史演变过程。您怎么看待现在新文化史对历史学的影响？
张国刚：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讲历史学的社会关系的关系。社会科学重在构建概念，历史学重在叙述过程。如何讲出故事、归纳故事的道理，社会科学在这里发挥了作用。尽管历史内容不变，已经定格，可是，历史学受到时代风潮影响，它的叙事模式和理论分析工具就会产生不同的变化。人们总是变着法子，以新奇的方式解读历史和叙述历史。全球史、环境史以及过去兴起的年鉴学派社会史都是如此。
其实，新文化史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以后。新文化史有它的长处，它聚焦于细节，想一滴水见太阳，但是，它终究不是太阳，只是一滴水。它可以满足我们的理论旨趣，但是它不能取代框架的分析，制度的分析。而且新文化史，如果不能照见制度的框架（太阳），就会成为家长里短的琐屑，没有研究意义。通过新文化史的研究，我们不过是用它来展现制度的变化、社会趋势的变化，它终究只是一个具体的案例而已。
我在《<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里也讲过制度变化。比如说汉魏到魏晋，统治者在设计这个国家管理制度的时候，不断接受前人的教训，按照司马迁在《平准书》里的话叫“承弊易变”，就是过去有弊端我现在要变革，变通。
承弊易变，是说建立新的体制时，就考虑到如何纠正旧体制的弊端。由于制度运行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单边改动制度，有时候事与愿违。如东汉末年军阀纷争，宦官、外戚专权。曹魏就改变了以前的制度，朝廷外戚不问政治，地方宗室不封诸侯。结果司马懿在中央掌握政权，曹家就完了。司马家族建立晋朝之后就接受了教训，大肆分封宗室为地方诸侯，中央则有外戚托孤。结果内有外戚杨骏专权、贾南风乱政，外有分封造成的八王之乱。
汉学家卫礼贤
20世纪西方汉学的繁荣，还收到一战以后西方反思精神的激励。西方开始批判和反思自己的文化，为什么欧洲人自己老是战争和杀戮？开始推崇敦厚的东方文化。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里说得很清楚，“五四”时期他正在欧陆考察，他在《欧游心影录》劝告中国人，你不要再糟蹋自己文化，仰慕西方文化了，西方现在还期待中国文化的反哺呢。当时欧洲很多大学开始建立汉学系。1925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有一个叫卫礼贤(Richaid Wilhelm)的人，创办了汉学系，还提到当时北京正在筹办的“清华国学院”，他是一名新教传教士。陈寅恪、傅斯年这些人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到西方去留学的。他们在那里感受到了一份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自信。傅斯年曾说，要把巴黎和东京的东方学夺到北平来，那个时候，我们也承认欧洲汉学的优势。
除了西方人有语言优势之外，还有什么优势？中国传统的学问缺少理论工具，中国的学问讲正统、辨僭伪，是一种政治性判断，它没有现代社会科学的分析工具，进行一种学理的判断。1810年以后，欧洲的研究性大学摆脱宗教的束缚以后，他们社会科学的发展就影响到了汉学研究。有一个人叫孔好古（又译作孔拉迪，August Conraty），林语堂的博士生导师，他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时候，他注意用当下的概念和理论来进行讨论。伯希和在给他去世时写的悼念文章里面就说，过去的汉学家都是翻译一些中国的书籍，最多进行一下解释，可孔拉迪不一样，他开始从社会学、宗教历史学的角度去解释古史，我们在这方面是一片空白。
西方的汉学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借鉴。比如后来史学大家陈寅恪，他著作的形式是非常传统的，你把他书中的注释去掉，就跟古人的书一样，抄书和评论是连在一起的，很像吕思勉的断代史系列，可他的问题意识是现代的，比如关陇集团理论、关于种族与文化的看法。他是想建立一个进入现代阶段的中国传统学说，这个我们没有做的，现在还主要移植西方的。
总之，西方汉学有各种各样的优势，语言的优势，社会科学做工具的优势等等。前些年，余英时先生在《九州学刊》创刊号上，写过一篇文章《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我很赞成他的说法。20世纪的出发，是引西学建立中学，比如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史实的二重证据法之类，西方汉学家著作发挥了示范和桥梁的作用；再出发就是改变把西方理论当神圣来供奉的做法，只是当成启发借鉴的他山之石，你要从中国内部归纳出社会理论范式、概念工具来。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需要两方面下手，两个方面的转变：时间转变，空间转变。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其生长的空间土壤，与我不同；其理论的适用性会有圆凿方纳的问题。需要适用空间的转换。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代表了当代人对于该领域问题的思考，其解释框架，如何还原到历史上同样的问题领域，还有一个时间上的转换。是否可以家庭暴力来解释武则天对子女的虐待？因为武则天年轻时受到同父异母兄弟的欺负，产生了心理障碍？是否可以把唐高宗对武则天的爱，解释是恋母情结？西方中世纪庄园制下的自然经济，可以用来说明中国古代的经济形态吗？我有时候讲，历史学科单边突进的可能性小，它既然是社会科学的基础型学科，它就离不开中国本土化社会科学的整体进步。
我们要把西方人贴的标签洗干净回归本原
搜狐文化：现在的很多学术研究，框架全部都是用西方的理论来构建。曾经看到过一个评论，有人会拿黑格尔去解释康有为，但从来没有人会拿康有为解释黑格尔。现在中国的学术一直跟着西方的理论框架跑，这的确是悲哀的事情。
张国刚：这表明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孟德斯鸠，甚至自己的马克思。要有人扎扎实实在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当中归纳出一些概念，理论，说明中国的历史，解释中国的道路。现在一般叫用中国的话讲中国的故事，用中国的道理讲中国的道路。这样做的困难在什么地方呢？自然语言变成特定的学术语言，就有了固定的内涵，比如经济、权利、专制，这些固定的内涵是从中国历史实际中概括出来的，还是从西方的理论词汇中套用的？这就是问题。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我们应该用什么词语概括？中国的政治体制应该用什么词语来概括？说中国是自然经济，地主经济，专制主义，这些词的确切内涵是什么？其实都是需要推敲的。有学者用富民经济来描写宋代的政策，就是想从这里突破；有学者讥笑资本主义萌芽情结，也是试图摆脱套用西方理论的后遗症。
从自然的语言，变成专业的术语，它之间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用自然语言，专业的术语来表达描述我们历史上的政治现象，经济现象，社会现象，人际关系等等这些内容，是需要深入的讨论。我们用西方的词语去解释，会出现障碍，因为东方的知识都是西方人构建的。这里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文化意识形态如何回归到本原，把近代以来我们被贴上的各种意识形态标签洗干净。
我把西方用意识形态来鼓舞自己、统治世界的方式，分成三个阶段——1.0、2.0、3.0版本。
1.0版本。1494年在教皇的干涉下，葡萄牙、西班牙签订条约，以教宗授权的方式划分海外殖民地，东边给葡萄牙，西边给西班牙。他们划分殖民统治、瓜分世界的理由是什么呢？教皇说我代表上帝，所以凡是不信仰上帝的非基督徒，他们的土地、财产、财富我们都应占领。
2.0版本。工业革命前后，西方社会突飞猛进，美洲、澳洲和非洲是落后的，亚洲也落伍了。他们征服这个世界的理由是什么？我先进你野蛮，我文明你粗鄙，我进步你落后。
新航路探索示意图
二战以后西方搞出了一个3.0版本。3.0版本是什么呢？西方人说我有人权，你没有人权，我有民主自由，你没有。这是现在这个阶段，这是西方的普世价值。
我曾经说，中国现在有很多问题，很多毛病。就像民主不是最好的，但它是最不坏的。中国体制不是最好的，但是对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说，却是最合国情的。一百多年前，君主立宪搞不成，是因为康有为错了。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其君主万世一系、有神圣性。中国呢，唐朝姓李，汉朝姓刘，明朝姓朱，宋朝姓赵，清朝皇祖姓爱新觉罗，冯玉祥能用武力把逊位的清室赶走，这在日本是不可能的，与英国光荣革命的做法也大不相同。袁世凯复辟也是妄想，中国王朝治乱相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并不能构建一个稳定秩序。宋教仁热衷于议会民主，也不符合国情，民国初年有4亿多人口，你用投票选举，不是开玩笑吗？
评价一个制度，不是看绝对的完美度，而是看相对的适应度！制度的演进随着社会诸多因素的变化而发展，适应度的阈值在提升，完美度的分值在提升。因此，我们读历史，就能发现制度的传统源流，就能看到制度的问题所在，看到体制的改革方向。我们和西方人两百年前是没怎么打过交道的。200年后，中西相遇，西方是工业国家，中国是农业社会。现在中国已经大踏步的追了上来，尽管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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