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用时代精神激活儒学价值

作者：牟钟鉴

出版时间：2016年8月

出版社：中华书局

编辑推荐

著名的哲学史家、宗教学家牟钟鉴先生，受教于冯友兰先生、任继愈先生。四十余年来默默耕耘，硕果累累。他构建了“新仁学”理论，提出 “三新之路”；他提出了“宗法性传统宗教”新概念，创立了“民族宗教学”新学科；他修德讲学，知行合一，参与创办尼山圣源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

他的研究，结合不断变化的中国社会发展，结合世界历史进程，无论是对社会市场经济中的复杂问题，还是社会全面改革面临的种种矛盾，还是对文化现实和人们日常生活，都进行了有理论价值和有实践意义的研究与回答。

《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是作者近年思考结晶，正如作者所说：“我并不期于系统完美，却可说它们是从自我精神生命深处流淌出来的，内含着真诚的人生体悟，也许对世人和青年走近孔子儒学有些参考作用。”

内容简介

本书围绕中国文化的当代精神这一主题，试图阐明以下一些主要问题：孔子、孟子为中华文明做出了什么贡献，儒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哪些经验教训，儒学在当代如何进行理论转型，儒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是什么，儒学在今日社会主要应在什么领域发挥作用和发挥何种作用，儒学怎样推动中西文化会通和新型国际关系建设，等等，而论说的重点在于中华传统美德的阐扬。总之，试图用时代精神激活儒学的恒在价值，以实现明体达用的目标。

作者简介

山东烟台人，1939年生，196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方向研究生毕业。1966年4月至1987年1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1987年底至今，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中国道教》、《走近中国精神》、《儒学价值的新探索》、《探索宗教》、《老子新说》、《中国宗教通史》（与张践合写，获第三屆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宗教学一等奖）、《宗教•文艺•民俗》、《涵泳儒学》、《在国学的路上》、《民族宗教学导论》（主编）、《当代中国特色宗教理论探讨》、《新仁学构想》、《道家和道教论稿》等。

主要社会兼职：中国宗教学会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孔子研究院（曲阜）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央统战部专家咨询组成员、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工作专家库特聘专家、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山东泗水尼山圣源书院荣誉院长等。

曾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2003年），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2006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荣誉称号（2009年）。在第五届世界儒学大会上，获2012年度孔子文化奖个人奖。

【正文试读】

重建儒家道德的五项工作

作为社会德教的儒家，具有广泛性、穿透性和开放性。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儒者，只要他尊重孔孟，愿意践行五常八德，而不必到某一团体去申请登记，取得身份认可。每位儒者同时又可以选择其他的信仰，成为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如做社会主义者、佛教徒、道教徒、伊斯兰教徒、基督徒、无神论者等。当然，性格温和的儒家所提倡的温和主义，会使各种信仰都温和起来，例如社会主义是温和的，有神论是温和的，无神论也是温和的，这样各种信仰就能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互相包容，和谐共生，相得而益彰。为了重建儒家的社会德教，必须做好以下几件重要的事情。

1. 发展学术，创新儒学

社会需要儒学，儒学需要创新。学者要在新的时代精神照耀下，从理论的层面上多角度地阐释儒家社会德教的真理性、普遍性、现代性，以及它的内涵、特质、运作方式，重点揭示儒家仁学的精粹要义，忠恕之道的当代价值，五常八德对于社会道德建设的基础性意义，儒学与社会核心价值的关系，社会道德教化的有效途径和方式。

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社会，似乎不缺少发展的智慧，最迫切紧要又而艰难的是制止道德滑坡，抑制功利主义的泛滥，所以很需要儒学的帮助。而儒学必须有新的理论形态才能适应这种社会需要。一些学者已经痛切感到当代儒学应当摆脱传统经学训诂文字

的窠臼，超出微言大义的学说，而能够阐发新义，较好地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儒学的创新要围绕道德教化来进行，并从信仰、哲学、社会、道德、教育等多层面加以展开，为社会德教提供理论支撑。为此，学者要正心诚意，修身养性，以修己安人为人生追求，明体而达用，敢于开风气之先。

3. 政府推动，官员带头

政府系统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重的方略，运用儒家“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丰富资源，大力推行公民道德建设。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反腐倡廉，有效清除贪污腐败，建设廉洁奉公、勤政务实的官德，为全社会树立良好的榜样。社会需要民间的道德楷模，更需要官场的道德示范。如果官员只会在公众场所讲论道德，却在背地里假公济私、巧取豪夺，不仅其言行毫无公信力，还会败坏道德的声誉，出现更多的假人假言假事，促使社会道德继续滑坡。官员掌握着权力，高官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因此要接受严格的监督，取消一切特权，防止权力的滥用。要依法实行有力度的奖惩制度、行政问责制度、信息公开制度、舆论监督制度，使政府的工作处在众目睽睽之下，真正把权力装进笼子里。依法行政，抵制商业化行为对政府部门的侵蚀，狠刹“潜规则”的歪风，使明规则畅行无阻。而制度建设的深层目标是在官员中培植廉耻之心，不仅敬畏法律，而且羞于贪渎。《管子》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将廉耻提到立国之本的高度。

4. 壮大儒商队伍，发展儒商文化

古代家族社会依赖农耕经济，它也是儒家德教的社会基础。现代社会不依托于家族体系和家庭农耕，而以发达的工商市场经济为支撑，它也是当代儒家德教赖以生存的新的物质基础。儒商恰恰是将德教与当代市场经济接通的载体。儒商有三大特征：一是以义取利，诚信为本；二是以企为家，内部和谐；三是取之社会，用于社会。儒商自古就存在，而以近代为繁盛，如晋商、徽商，以及现代中国港台、东南亚华商，皆有儒商可观业绩。大陆儒商起步较晚，在改革开放之后也呈现稳步发展的趋势。

儒商队伍的壮大，儒商文化的传播，能够有效消解市场经济带来的功利第一、人为物役的负面效应；同时又能以企业为后盾，推动道德文化的发展，用事实证明市场经济同时也是道德经济，义与利可以统一，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不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道路。企业有信用，才能长久生存和发展。当儒商队伍壮大为工商界主体之时，就是市场伦理普遍建立之日。建立行业协会，制定行规业律，加强行业自治和内部监督，也是促使市场规范化的有效途径。

5. 建设文明社区，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

儒家德教的根在民间，虽历经政治风暴、思想讨伐的摧残，而根系犹在，维持着起码的道德生活。现在的任务是：施肥灌水，加以培植，使灵根再生枝叶，继而枝繁叶茂，开出艳丽花朵。例如孝道仍是百善之首，最为民众关注。而仁义和诚信，至今还是民间道德评价的标准。有没有良心依然是百姓区分好人坏人的界线。建设城乡基层文明社区可以有多种模式，但道德风气的改善必须从恢复中华传统美德入手才容易见到成效，因为这些美德世代传承，民众感到亲切。现在虽然不是家族社会，但中国人重家庭重亲情的传统仍很深厚，如果能在代际之间生发孝慈之德，在夫妇之间突显情义之分，在家庭和邻里之间倡导和谐之风，那么亲情、乡情便会成为巨大的凝聚力和感染力，给奔波于生存竞争中的人们提供安身立命之所，相互牵挂和扶持。现在城镇化在加速，人员流动性空前加剧，如何依托老社区、容纳新成员和建设新社区，使人们在生活上有序，在心灵上安定，便成为社会建设的当务之急。各种非政府组织，包括宗教团体、宗族亲系、单位属区、慈善机构、文化社团等，都可积极参与道德教化，在德高望重的团体领袖和社会贤达带领下，调动退休干部、教师、当地能人的积极性，就近联络大中小学和书院，一起努力建设道德高地，改变浊风陋习，形成淳风厚俗。

在社会道德建设上，我们要采取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例如小说、诗歌、戏曲、音乐、舞蹈、绘画等文学艺术，还有人生礼仪、节日庆典等民俗文化，开展审美教育，把专业文艺团体下基层和社区民众自编自演自娱自乐结合起来，在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中，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中改进人性、改良民风，那么中国再度成为礼义之邦就有希望。

儒学的明体与达用

作为两千多年中华思想文化主导与底色的儒学，在经历了近百年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和中国主流社会排斥、批判、乃至横扫的严冬之后，如今终于迎来复苏的春天，如白居易形容原上草那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虽然还不能说是芳菲满园，却不再是“花果飘零”（徐复观语），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有些深受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熏染的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文化复古”现象，仍沿用“批孔”的思维模式予以抨击。殊不知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经历“扬弃”之后的一次螺旋式地升华，是事物发展否定之否定客观辩证运动的表现；而民族文化在新形势下的复兴，乃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撑。我们正在经历着中华文化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又一次历史性的变革，这一变革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其深刻性尚有待于人们认真加以反思觉解，更需要学界从学术理论的高度予以研讨和阐释，使更多的中国人尽快脱出文化自卑的心理，实现文化自信和自觉。

儒学在近代衰落而如今开始复兴，且势头强劲，并非偶然，有其历史和时代的必然性，借用佛教用语，这是“契理契机”的显现。儒学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宇宙、社会、人生智慧，凝结着东方道德文明的常道，因而内在生命力强大。但它在帝制社会后期一度被专制政治扭曲，趋于僵化保守，跟不上时代的前进步伐，其“有礼无仁”的形态反而成为社会革新的负能量。因此，它受到西方启蒙思潮和国内新兴变革力量的巨大冲击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是社会思想解放的需要，也是儒学再生的必要条件。对儒学而言，文化激进主义的批判既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又是一次净身的冲洗。“文化大革命”从表面上看似乎使儒学陷于“灭顶之灾”，在客观上却使“反孔批儒”思潮走向极端，充分暴露出其危害性，为人们重新思考儒学的价值提供了反面的教训，从而也为儒学的回归创造了难得的机遇，这是历史的吊诡。

在经历了欧风美雨苏霜，遍尝了酸甜苦辣之后，中国人通过切身的比较，觉得还是以“五常”、“八德”为基础的传统美德符合社会需要，可以安身立命，有益文明人生；同时也要吸收世界文明的营养，用以充实新时代的精神生活，但民族的根和魂却在中华文化，否则中华民族作为文化共同体就不能延续发展了。实践证明，当初全盘西化论者企图用切断民族文化血脉的方式来“救中国”，无异于南辕北辙，不论结果如何，中国将逃不过做西方文化殖民地的悲惨命运，何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这正是顾炎武所担心的仁义沦丧造成“亡天下”的恶果，虽未变成现实，今日思之，依然使人不寒而栗。

以儒学为中轴的中华文化，几经冲刷，去掉污泥和陈腐（如“三纲”），其精华（如“五常”）在新的时代精神照耀下逐渐放射出耀眼的光彩。由孔子儒学和老子道学所铸造的仁恕通和刚毅之道，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追求，正适应了今日建设以人为本、和谐公正、富裕文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成为当代文明建设的丰厚精神滋养和智慧泉源。习近平主席所概括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当代价值所在，代表着中国社会主义者文化自觉的新高度。

“五四”文化运动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第一次新文化运动，其思想动力主要来自欧洲启蒙运动“解放自我”、“理性万岁”的价值观念，追求民主与科学，推进了中国现代改革事业；但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丢失民族文化主体意识，因而文化路向走偏了，带来一系列弊病。当前开始启动的文化运动可称为第二次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在更高层面上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回归，其价值理念应是“尊重他者”、“和谐万岁”，口号应是“创新儒学”，它与世界范围内正在兴起的重信仰、重道德的第二次启蒙运动恰相吻合，相互推进，儒学将在其中承担重要责任。

随着西方列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盛极而衰和弊端丛生，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儒学的复苏，一度被人视为已经进入历史博物馆的中华传统文化在西方现代化负面价值恶性膨胀的映衬下，反而呈现出它超前的后现代意义，世界各国有识之士越来越看重孔子儒学的价值，认为它能给人类文明转型提供新观念、大智慧。澳大利亚邦德大学李瑞智教授说：“21世纪西方金融危机、经济衰退、政府管理等出现诸多问题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证明了柏拉图思想已开始衰落”，“在全球秩序发生转变的紧要关头，彰显了儒家思想传统和儒家管理的智慧和优势，也给新儒学运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儒家的崛起和柏拉图的衰落》）。美国纽约大学终身教授熊玠说：“中国固有的克己复礼的‘仁’文化，将节制、恢复人性原善、规范行为归结于心，是美国文化中的贪婪、原罪及争斗的最好良药，可谓救世之甘粮，足以挽回西方文化没落的狂澜”（《“文明冲突”、华尔街崩溃与全球金融秩序震荡之际看西方文化没落及中华文化复兴之必要》）。当代美国比较哲学大家、夏威夷学派领军人物安乐哲教授在2013年9月获得“孔子文化奖”的感言中说：“今天的世界需要儒家的传统智慧和价值；注重家庭、和谐和道德，是作为人、社会、国家关系不可缺少的生长条件，它有利于建设世界的新兴文化秩序”。长期致力于中西文化会通的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教授最近指出：“作为精神性人文主义的儒家，提出了每一个有良知理性的知识人都必须关注的四大议题：（一）个人的身体、心知、灵觉与神明如何融会贯通；（二）人与人之间如何通过家庭、社会、国家和世界形成健康的互动；（三）人类和自然如何取得持久的和谐；（四）人心与天道如何相辅相成。我集四十年在国际学坛和数十位不同轴心文明的哲学家和精神领袖的对话经验，期待也坚信‘思孟心学’所体现的仁道必能扬弃启蒙心态所突出的世俗的人文主义，而成为人类二十一世纪探究和平发展不可或缺的参照”（《儒家哲学的现代转化》）。秘鲁前总统加西亚从儒家文化的角度阐释了中国现代化事业腾飞的缘由，指出：“儒学思想提出的诸多重要原则，是整体而又全面且不失协调的，务实而非思辨的想入非非，累积而成且非一成不变的”，“正是这一点使得中国飞速前进”，“想要与中国增长相结合，与其俱增，必须审时度势，即在不放弃我们自由文化和价值本质的条件下，以西方的方式吸收接纳中国的观点”（《儒学与全球化》）。从上述几位有着深厚西方文化背景的当代著名人文学者和政治家的世界视野中，我们可以领略新时代条件下儒学的当代价值和其在世界上愈益增长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学人如果不能挺立民族文化主体意识，并以自信和包容的态度走融合中西、贯通古今的道路，那就要落后于时代了。

我有幸在青年时接受过冯友兰、张岱年诸名师的熏陶，中壮年之后又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有条件致力于中华思想文化研究，陆续出版了《涵泳儒学》、《新仁学构想》、《老子新说》、《道家和道教论稿》、《中国宗教通史》（与张践合著）、《民族宗教学导论》（主编）、《当代中国特色宗教理论探讨》等著作，发表了数百篇学术论文，其中凝结着我对以儒学为主导、以儒道互补为基脉、以儒佛道三教会通为核心、以诸子百家和多种宗教相与共荣为常态的中华文化的哲学思考，关涉到传统思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高度认同冯友兰先生“阐旧邦以辅新命”的文化使命，把研究重心放在儒学、道学的当代转化和创新上。

最近若干年，受到时代文化大变革加快的激励，在以往积累的基础上，我又有若干新的探索与反思，特别关注到儒学的当代价值，围绕这一主题，在与社会互动中形成一系列论文、讲稿和访谈，它们蕴含着以下一些主要问题：孔子、孟子为中华文明做出了什么贡献，儒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哪些经验教训，儒学在当代如何进行理论转型，儒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是什么，儒学在今日社会主要应在什么领域发挥作用和发挥何种作用，儒学怎样推动中西文化会通和新型国际关系建设，等等，而论说的重点在于中华传统美德的阐扬。总之，我在努力用时代精神激活儒学的恒在价值，以实现明体达用的目标。我并不期于系统完美，却可说它们是从自我精神生命深处流淌出来的，内含着真诚的人生体悟，也许对世人和青年走近孔子儒学有些参考作用。孔子说：“修己以安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中华书局申作宏先生主动关切我的学术研究，愿意将我近年一系列论儒之文，整合成书，予以出版，在此深致谢意！我期望此书能作为一家之言参与当前人文学术研讨，并得到学界的积极回应 ，不当处请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