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茧》；张悦然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80后这一代作家中，张悦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距离上一部长篇小说《誓鸟》的出版已过去10年，喜欢她的读者一直在等待着她那支轻灵如梦幻的笔下，又能流淌出怎样的新故事。终于，这份长久的等待，等来了她的“破茧成蝶”。今年，张悦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新作《茧》引发评论界的热烈关注。人们惊讶地发现，张悦然变了。她拨开了梦幻的纱幕，已经站在了坚实的大地上，她的笔依然灵动，但更加成熟。她以80后的视角，通过两个家庭三代人的恩怨，追溯历史的创伤，展现出几代中国人的现实际遇与心灵困境，也为80后写作揭开了新的一页。

对自我的探寻

多了新维度

记者：你的作品开始挑战历史和记忆，让很多传统作家改变了对80后作家的印象，你觉得是自己改变了，还是他们误解了80后？

张悦然：这部小说的主题，确实和我之前的小说不一样。先前的小说，也许更专注于“我”。虽然那些虚构的故事离我很远，但那还是一种探向内心深处的自我挖掘。事实上，《茧》依然是一种对于自我的探寻，只不过对于历史的思考，使它多了一个维度。这部小说是关于“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成了现在的我”的。对我来说，这是很自然的转变。我们无法回避现实，也无法无视历史。当我们看到了它们，受到了触动，就一定会表达。没有哪一代写作者可以隔绝现实和历史而存在。但是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这种方式也许和之前的作家截然不同。我们可能不应该以固定的某种范式来要求作家展现历史和现实。

记者：莫言曾在你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时说，张悦然小说的价值在于记录了敏感而忧伤的少年们的心理成长轨迹，透射出与这个年龄的心理极为相称的真实。如今你已从少年成长为青年，是不是不再打算停留在满足为一代人留下青春叙事上，对写作有了哪些新的方向？

张悦然：无论是从前的作品，还是现在的作品，我都在写自己所关注、有感情的事。伴随着写作，我度过了青春阶段，在那些作品中，很自然地留下了青春的印记，成长的轨迹。但是，青春从来不是我写作的主题，留下一代人的青春更不是我的写作目的。因为如此，我也没有想要告别“青春”。“青春”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它一定会不断来到我的小说里。一个不再青春的作家，依然可以不断去写青春，这是毫无疑问的。单纯以是不是在写青春，是不是在写成长，来判断一个作家是否成熟，恐怕是不正确的。

沉溺玄幻世界也躲不开

现实和历史

记者：当年80后作家群是风头正劲的一群人，如今有些已经成为了票房保证的电影导演。但相对于其他80后作家，你显得较为独特。是刻意要和他们有所区分吗？会涉足影视吗？

张悦然：我没有要刻意和任何人区分。在写作中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创作出有独特性的文本，这是作家和其他人区分的最好方式，也是唯一方式。

说到电影，我从前的一部小说，《水仙已乘鲤鱼去》正在改编成电影。我会参与一些工作。我个人一点也不排斥作家参与电影方面的工作。那对作家来说，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会给他带来很多经验和冲击。我选择参与这项工作，完全是个人兴趣，和外界环境无关。

记者：现在IP改编盛行的影视剧里，90后、00后更愿意活在一个脱离时代背景、脱离历史的玄幻世界中，你怎么看待这种情况，他们是否能在超脱历史的环境中独善其身？历史相对于我们有哪些现实关系？

张悦然：历史并不是在我们意识到它存在的那一刻才存在的。它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塑造着我们的人格。想要活在超脱于历史的环境中，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去面对它，了解它，这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去面对历史，和父辈对话，是真正成长的一个标志。也许对于那些躲在玄幻世界里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还没有发现历史的存在和影响。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发现，巨大的现实和历史横亘在面前，怎么也躲不开，必须去面对。

不想留下遗憾 宁可写慢一些

记者：在《茧》的人物关系中，父女关系被评价为小说展开最充分也是最有意思的地方。随着年龄增长，你与父亲的关系是否也不断有新的认识？

张悦然：父女关系一直是我在小说中表达的一个主题。在《茧》里面，这种探讨变得更深入，也更完整，似乎追溯到某种根源性的东西。我写了很多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事。那个时候，我父亲以及他周围的朋友所形成的某种知识分子的群像，深刻地烙刻在我的脑海中。尽管那时候，我只是个孩子，不可能完全明白他们的处境和遭遇，但是孩子的某种直觉和感受力，使我觉得自己非常了解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我对父亲的理解，的确也有所改变。随着年龄增长，那种尖锐的、叛逆的东西渐渐退去，那些东西也许一直在妨碍着我对父亲的爱的表达。而现在，我变得更加理解他。我很想多和他交谈，或者只是听他说话，表达他的看法。而我对他想说的话，好像还是很难在现实中完成，似乎必须借助于小说。在《茧》里，女主人公写过一些诗，她说那是写给她父亲的信。我想《茧》或许也是我写给父亲的一封信。

记者：这部作品有很宏大的时代背景，要把几代中国人的现实际遇与心灵困境展开在读者面前，相当有难度。写这部作品的过程，是否也让你更清晰真切地认识了那个时代？

张悦然：在最初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关于一些问题的思考并没有很清晰。我是带着一些问题上路的。这部小说写了很多年，很多思考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深入，渐渐成形的。这个过程，确实让我更清晰地认识了时代，了解了历史。它对我的个人意义很大。事实上，这些思考并没有因为小说的结束而中止，它们会一直延续下去。有时候，一本小说写出来的部分固然重要，它没有写出来的部分同样重要。《茧》的结尾具有开放性，它好像指出了一个方向。沿着那个方向朝前走，我们需要去面对更多的问题。

记者：《茧》距离你的上一部长篇《誓鸟》已经过去十年。年轻时能很快写一部长篇，现在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

张悦然：如果降低对自我的要求，确实能够写得更快一些。坦白说，完成一个长篇对我来说，并不是困难的事。但是如何写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让这一次关于这个主题的表达，充分而饱满，其实是很难的。这个小说，越写越大，越写越长。回头再看，先前的形式已经不再合适。这个时候，必须重新架构。所以有一个推倒重来的过程。或许并不是非要那么做不可，但我不想留下那么多遗憾，所以宁可重来，让自己慢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