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带着惊诧和痛楚写出《独药师》

《独药师》，张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5月第一版，36.00元

“独药师”带着新奇神秘又传统古典的气息扑面而来。谁是谁的“独药师”？张炜没有给出任何答案，却似乎给出了无限丰富的答案。讲述养生世家的故事，题材本身占了三分先机；主人公一波三折的情爱描写和诗意的语言，又依据珍贵史料，更使作品元气充沛，具有了独特的价值和足够的吸引力。“我个人给自己定的规矩，就是一部长篇小说在心里至少要埋藏15年，就像酿酒一样，年头短了不醇厚。我心里还有新作品的种子，等待它们萌发。”张炜说，《独药师》在他心里已酝酿多年。

小说讲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正经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基督教登陆东部半岛，教会学校及西医院初步兴起，半岛地区首富和养生世家的季府面临空前挑战。季府主人、“独药师”第六代传人季昨非陷入到长生、革命、爱欲的纠缠之中，苦闷又彷徨。《独药师》的故事有着历史的依据。基督教在中国北方最早的登陆地是山东胶莱河东部半岛，半岛即成为东西方文化冲突最剧、儒释道基督四大宗教相融合、相对峙的前沿地区。这里是同盟会北方支部所在地，也是革命党人与清廷发生最激烈决战的地带。《独药师》用简洁且富有张力的语言描述了半岛地区养生世家的传奇故事，因此在故事性和可读性上更胜一筹。

“谨将此书，献给那些倔强的心灵。”张炜在扉页如此郑重题写。他说，书中的倔强人物太多了，他们的命运，特别是牺牲，都与这种性格有关。他怜惜古今所有的倔犟人物，愿意把这部心血之作题献给他们。“因为他们起码不是机会主义者，就这一点来说很让人尊敬。”

要谨慎又谨慎地对待历史

读书报：小说中革命家徐竟的原型徐镜心，是同盟会创始人之一，被孙中山委任为山东主盟人。徐镜心以及半岛地区对辛亥革命成功的贡献巨大，但相对来说很少被关注。《独药师》的贡献之一，就是让读者重新认识了当年与黄兴、宋教仁齐名的徐镜心，这是否也是您的写作目的之一？您觉得自己真正理解他了吗？

张炜：我写《独药师》的目的很难用几句话简单概括，许多时候并不是十分清晰的。我相信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其动机常常是复杂的，作者自己难以说得条理分明。一本书客观上起到了什么作用，洋溢和透露出什么意味，那大概是另一回事。说到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困难的。特别是那些壮怀激烈的勇士，时过境迁，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他们了。实在说，我并不十分理解书中的徐竟，常常是带着无比的好奇去写他。我当然要尽可能地去理解笔下的人物，他在我眼里是一个远远超出“人”的平均值和最大公约数的时代的“异人”。尽一切努力去贴近历史，设法进入当年的语境，去细细地体味和猜悟，也只能如此了。徐竟也是一个十分爱惜自己身体的人，却随时准备将这身体献给革命。这种人物我们大概不会感到陌生，但要真正理解他们可能也不太容易。

读书报：《独药师》书写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我想大多数读者可能是通过阅读小说，才知道基督教最早的登陆地在半岛、怀麟（书中改为麒麟）医院比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北京协和医院还早二十年等历史。这使我们重新认识半岛以及半岛悠久的历史和革命英雄人物。作为山东作家，在写作中是否也充满自豪？

张炜：写到这段历史会有一些感动，也会有一些讶异。我只能说那片土地上的人，特别是当年的人，激情之大往往出人意料。他们那时候竟然会这样地激烈和冲动，果决勇毅地干出了一些大事，也付出了惊人的代价。他们对现代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些令人费解的东西，包括深深的遗憾。我们今天的人面对那段历史不光是自豪地缅怀，也会有其他种种思绪产生。人的勇气可以如此呈现、生命可以这样表达，这对于一个物质主义时代的人来说将是不可思议的。我是带着惊诧和痛楚写出了这本书的。

读书报：《独药师》的很多人物，都有真实的原型。这对于小说创作来说，是否也如带着镣铐的舞蹈而产生某种程度的束缚，或是完全不受影响？

张炜：写作中，通常描叙对像离我们越远也就越困难，因为有许多东西我们不熟悉，每前进一步都有顾忌。这就不得不做许多功课，争取不犯或少犯知识性的错误。关于过去的知识越多，叙述的障碍也就越少。那些人的语言环境与我们当代不同，这要引起我们极大的注意。人是语言动物，语言环境有了差异，其他许多方面的差异也就随之出现了。语言同样具有决定意义，这一定会体现在生活细节中：用另一种语气和声调说话的人，行事方式必然不同，心理也会不同。不过他们究竟与我们当代人有哪些不同，这是需要仔细考虑的。

读书报：《独药师》的酝酿和写作都经历时间的沉淀。如何把养生、革命、爱情融入其中，又能准确巧妙地传达您的思想，考虑最多的是什么？

张炜：在二十多年的构思筹划中，一开始只是将邱琪芝这个养生大家作为一个很不重要的角色去处理，就连主人公季昨非也是一个从属的小角色。当时书中只是设定了一个“独药师”，还有他身边这一类朋友。那时准备正面去写革命党人的重大活动和牺牲，是一部所谓的波澜壮阔的“大书”。

后来我才发现革命党的所有行动，都与半岛“独药师”们的理念和行为发生了很大冲突，有时候甚至是水火不容。我渐渐发现，写出种种冲突也许才是更重要的，那样也就写出了革命，并且有可能从一个较少采用的视角和维度展现了“革命”，看到通常不容易发现的“革命”。于是我将“独药师”和他的朋友们做了主人公，原准备正面书写的无限复杂的内容，则全部放到了“管家手记”中。我不想确定地传达自己的思想，只是要展现和呈现。不过我对书中“爱”这种事还是敢于确定的，我赞同他们极纯洁极热烈的情感。

读书报：通过革命获得新生，还是通过养生获得永生，《独药师》的写作触及民族精神中非常深的根脉。任何时代都会有属于那个时代的“革命”，在时代大潮里，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大概每个读者都会从书中找到自己的答案。那么您最想告诉读者的是什么？

张炜：我想告诉自己：千万不能总是随着某个时期的潮流简单地追赶，比如一窝风地否定或肯定什么；要谨慎又谨慎地对待历史，多多思考，而不能匆忙地做出结论。悖论出现时，那就不妨凝视它直面它。珍惜生命才是第一位的，因为每个生命只有一次。革命者说正是为了珍惜才牺牲；教化论者认为暴力从来不曾解决问题；养生者主张独立于世，尽管这难上加难……书中的慨叹太多了，因为人生太艰难了。

心中并没有认可一个“独药师”

读书报：小说的语言持续了以往的干净、准确、凝炼和诗意，不同的是基本语感充满近代小说的气息，尤其是《管家笔记》部分。这样的语言对于习惯当代文学阅读的读者大概是新鲜的，于您来说是否也是一次独特的感受？

张炜：作家的语言只能是他自己一贯的气息，若有一点点改变，也是根据写作的需要，进入这一本所需要的“调性”而已。主语调总是自己的，副语调将从属于主语调。每本书都可能是一个副语调的延伸，最终通向作者的主语调。一场找不到韵率的写作是痛苦的，它往往使一次本该是有模有样的叙述难以进行下去。如果将写作比喻成一次演奏，那么既不能有一点花哨也不能过于华丽，更不能让声动全场的高音一直往上冒：当高音从顶部的极限往下体面地滑行时，大概才是最为动人心弦的部分。

读书报：《管家手记》虽只是作为附录，但是铺陈着以反清革命为背景的历史底色。“管家手记”是完全真实的吗？

张炜：“管家手记”全都是真实的，只是有个别人物为了和正文统一起来，不得不使用化名。其实大部分历史人物都没有必要虚拟，他们真实的行为脉络是清晰无误的。写这部分涉及到一些所谓的“功课”，很是麻烦。读者可以想象这个手记是文史部门后来搞来的，是他们从管家的后人手中找来的，或者让他的后人再补充完整了一遍，因为以管家的身份，他在当年也不可能对战争与革命的全局、对一些细节有这样详尽无误的把握。

读书报：您将养生四诀的静态训示，化为动感的“吐纳、餐饮、吃喝、意念”，这使作品超越了有关欲望与爱情、中医与西医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指向了情义、担当、造福等天人之际不老的归一境界。这一指向，是否与您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有关？

张炜：中国文化的精义起码有一部分藏在养生术中，当然其中也有很可怕的东西。我在书中让主人公们以极为厌恶的口气谈到的“习气”，就是指这一类极坏的东西。这些粘粘糊糊的东西直到今天的数字时代也仍然未能绝迹，大概是最令人厌恶的劣根部分。东方文明令西方文明着迷的方面，有人认为是深不见底的神秘主义，这是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理解。西方的理性触摸到的东方，才是他们的真正兴趣所在。

读书报：小说涉及了东方神秘主义中如“意”、“气”、“长生术”等。如何驾驭这些元素，需要相当的文学能力和人生格调。您是怎么把握的？

张炜：写到虚幻的部分，好像只有感性才能把握的东西，我是最小心谨慎的。这一点都不能存有侥幸，不要以为模糊一下就过去了，这可不行。我仍然十分倚重理性：我被深刻地说服了之后，才敢于去呈现它的万分之一。

读书报：《独药师》的出现，其实是给现代社会开出了一剂药方。对于谁是“独药师”，每个人会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多种层面理解的可能性，丰富了作品的发散维度，您心中的“独药师”是什么，能够概括吗？

张炜：其实我心中并没有认可一个“独药师”。用一味“独药”解决根本的或所有的问题，那是值得怀疑的。但药与药的区别总是存在的，良药与苦药与毒药，这必须分清才好。历史不能一再重复，生命只有一次。只要是真正珍惜生命的人，一定会极审慎地选择人生药方。

所有的文字都没有脱离半岛文化

读书报：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您推出了《半岛哈里哈气》《少年与海》《少年鱼王》等儿童文学作品，《少年鱼王》一年内先后15次入选各大媒体的图书推荐榜。很多媒体称之为是您的写作“转型”。这么说准确吗？

张炜：我一直根据自己的兴趣，比如所谓的“创作冲动”写下去。文学写作的策略是最不足取的，而要始终由心尽性才好。我一写到童年的心情和事迹，仿佛自己又回到了童年，这是很值得珍视的一次机会。我会时而回到童年，时而回到青年或老年。将人生的不同境遇不同语境用想象的触角去抚摸一遍，是正常的也是幸福的。

读书报：《寻找鱼王》是关于成长的传奇故事。小说里神秘莫测的“鱼王”可以是人，可以是鱼，故事中蕴藏着丰富的意象和隐喻，充满着人生智慧。在儿童文学写作中您有何独到的体会？

张炜：少年儿童作为生活的角色，在作品中也必不可少。作家把他们当成专门的角色就不好了，我不想这样对待他们。他们也生活在成人的世界里，他们与整个世界融为一体。有人认为童年和少年的世界是独立的，是与成人世界绝然分开的，那是过于天真了。两个世界的区别当然有，但远不如想象的那么大。浑然一体地去理解儿童，可能会更准确更真实地理解他们的世界。

读书报：无论是哪一种题材、哪一类体裁，对于人文思想的捍卫，对于现代化、全球化的对抗（也许这么说并不准确），始终隐藏在作品背后。即便是儿童文学写作，比如《寻找鱼王》，也是从人类投射于自然的欲望出发，抵达了人对自我的反诘和反思。走向并融入自然，这似乎是您一贯的姿态和坚持？

张炜：我个人的经验与经历决定了文字的色彩和性质。作家写作时也许并没有什么简单而清晰的思想意图，而是部分阅读者太想寻找“主题思想”的缘故。文学作品其实并没有这样的思想，文学写作到了这样的年纪（地步），早就从中学生的记叙文中解脱出来了。可能是小时候受过的教育根深蒂固，有的读者凡遇到文字作品，不管是什么体裁，一定要刨根问底地找出它的“主题思想”在哪儿，评论者就尤其如此。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一部文学作品一旦有了“主题思想”搁在那儿，肯定是完了。作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直讲叙下去，心灵的性质也就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了。

读书报：多年来，您一直专注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研究和思考，包括屈原、先秦诸子，出版了长篇随笔等相关的著作，这些思考对于创作，带来怎样的变化？

张炜：我爱好中国古典，读个不停。我读了有感触也就写出来。这不算什么深入的研究，可能永远都不会加入那些大研究之中。我觉得古代的人写出的文学经典，与今天的人许多时候是一样的：同样的心境和方法，同样的困难与欣乐。要找到二者的不同也是容易的，不过不像想象的那么多。古往今来，人生总有一些出色的慨叹、异样的认知、绝妙的记叙，就是这些丰富着我们无边无际的生活。我们今天的写作正在加入他们，不过是异常缓慢地进行着，时而有时而无，断断续续。

读书报：山东半岛风物及传统的对您的写作产生怎样的影响？先前您写过《芳心似火》，是否也与《独药师》在文化根柢上一脉相承？

张炜：半岛的传统的确与其他地方差异很大。文化有板块，其他的板块相连成一大块，而半岛可能只是孤单的一小块：极特别的一小块，但色彩斑斓，魅力无限，足以将人迷住。我越是自觉地进入半岛文化，越是有一种惊异从心底产生出来。回头看个人所有的文字，竟然都没能脱离它的气息，这使我一阵阵惊讶起来。我过去完全是不自觉的写作，而今天才有点自觉。不过我有时还想回到那种不自觉中去，因为那样或许会写得更好。

读书报：无论是半岛上的各色人物，还是养生及养生的食物，作品中反复提到“刚倔”，这是否也是向传统致敬的方式之一？

张炜：现在各种“致敬”用得多了，令人避之唯恐不及。致敬不是那么容易说的，这里面包含了应有的庄重和礼仪。作者想写什么就好好写出什么，与“致敬”之类毫无关系。书中说到去掉“刚倔”大概只有两次，因为那个老人想让年轻人听话，让他不要使性子。脾气好的孩子总是让年长的人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