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龙译《契诃夫小说全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汝龙，1916年生于苏州。上世纪50年代开始翻译契诃夫的小说，直至去世。

1896年，契诃夫把家里的大屋子都让给家人住，自己盖了一间小屋子，窝在里面写作了《海鸥》。

1953年，中国翻译家汝龙辞去了平明出版社编辑主任一职，回家专心做翻译。他常在自己的小屋子里工作到深夜，灯光透过绿色的灯罩，将玻璃也染上一层莹莹的绿色。汝龙的儿子回忆说：“现在我一闭眼，就能想起那片柔和的碧绿灯光。”

2016年是翻译家汝龙先生的百年诞辰，《契诃夫小说全集》（汝龙译）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契诃夫自1880年到1903年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近五百篇，完整地反映了契诃夫各个时期的小说创作。

6月25日下午，“永远的契诃夫，永远的汝龙”文化沙龙在京举行。翻译家汝龙之子汝企和、演员濮存昕、契诃夫研究专家童道明以及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参与活动并作了分享。

“永远的契诃夫，永远的汝龙”文化沙龙活动现场

“温情的荒诞”和“人与人之间的隔膜”

契诃夫，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杰出的小说家和剧作家。濮存昕在谈到契诃夫对于中国的影响时说：“翻译文字以来，俄罗斯的文学，前苏联的文学，对中国当时如饥似渴地想获得思想的青年打开了空间，认识世界、认识历史、认识生活、认识人本身这个空间。契诃夫也好，莎士比亚的作品也好，欧洲文学进入中国，对中国进步的影响是巨大的，是潜移默化的，是中国革命的一种人文准备。”

契诃夫（1860-1904），俄国短篇小说巨匠，与法国的莫泊桑和美国的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

在6月25日的活动中，观众提出了关于契诃夫作品中的荒诞是否与加缪等人的荒诞相同。刘文飞说：“契诃夫的荒诞与荒诞派的戏剧相比，本质的区别是他的荒诞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我们还是把契诃夫看成现实主义作家，他虽然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晚一些，但是他对生活肯定的东西要多得多。不能说一个荒诞派的剧作家一定是不善良的，但是我想可能表现出的对生活的温情远不如契诃夫。他连一个反面角色都不塑造，他恐怕不愿意把生活中间荒诞的东西更多地揭示和展示出来，他只想稍稍给你一点暗示。”

童道明说：“荒诞派戏剧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戏剧冲突是新型的戏剧冲突，它表现的不是人和人的冲突，它表现的是人和环境的冲突，是这一群人跟保卫这群人的社会环境的冲突。契诃夫吸纳了二十世纪末西方产生的现实主义。此外，契诃夫对象征主义和自然主义都有较高的评价。他作品中的光明和柔情都是荒诞派所不具备的。”

爱伦堡1961年写了一本书，里面有一句话“如果没有契诃夫那种少有的善良，就写不出后来他所写出来的那些作品。”

除了充满温情的荒诞之外，契诃夫的另一个优长之处在于他非常擅长表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童道明说：“他作品中很典型的一类就是写：一个马车夫，总想对他的客人说他的事，谁也不愿意听，年轻的马车夫也不听，实在没有辙儿，他只好说给马听，一边给马喂草，一边说。”他提到中国的作家里面写这一主题写得比较好的是鲁迅。“他的《故乡》写出了随着时间的流转，人与人之间的巨大的隔膜。”

除了关注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这种大的、现代性的命题之外，契诃夫的一些简短的、被一些教材频繁采用的文本也深深印烙在这一代人的成长记忆中。

《契诃夫小说全集》

玻璃窗上的莹莹绿光

谈到契诃夫，就必然要谈到翻译家汝龙。

汝龙一生翻译了一千多万字的作品。他对于自己的翻译工作秉持着极为审慎的态度，他曾因为不满意自己翻译完的700万字的作品，而将这庞大的工作再重新做一遍。

汝龙的儿子至今记得父亲几十年如一日伏案工作的样子：“为了使自己不困，他常常是站着趴在箱子上翻译。解放后条件好多了，但是他觉得还是夜里干扰少，精力更容易集中。我家住的是独院，每到夜深时，只有父亲屋里的灯光还亮着，透过绿色的灯罩，把玻璃窗也染成莹莹的绿色，现在一闭上眼睛，我还能看到那片柔和碧绿的灯光。父亲的身边没有一个人影，他每天面对的只有堆满书籍的桌子，环绕他的只是贴墙而立的十几个大书柜。”

汝龙所做的契诃夫作品的翻译工作主要如下：

一是根据英译本转译而来的《契诃夫小说选集》，二十七个分册，包含220篇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由平明出版社陆续出版分册，后改由新文艺出版社出齐全部二十七册，上海译文出版社曾于八十年代再版过这套选集。

二是以原英译文为主体，参照俄文原文校订和补译的《契诃夫小说全集》，共十卷，总计收契诃夫中、短篇小说480篇。经巴金推荐，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于2000年8月出版。

三是《契诃夫文集》，共16卷，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80-1999年间陆续出版，包括戏剧集在内，总计六百余万字。另外，安徽文艺出版社也曾经出过汝龙先生翻译的多卷《契诃夫文集》。

翻译家汝龙之子汝企和

汝龙为了心爱的翻译事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汝企和回忆：“由于常年伏案，他患有严重的痔疮，发病时裤子都被血染红了，苦不堪言。这时候他仍然不休息，而是在椅子上放一个垫子继续工作。他经常说，对待疾病就要像打仗一样，不能退让，你退一尺，它要进三尺，你咬牙顶住，它就退缩了。”

对于汝龙更大的考验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造反派贴出了批判他的大字报，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汝家值钱的物品都被没收。汝企和说：“1966年秋的某一天，父亲呆呆坐在屋外台阶上，目光停滞，表情木然，一坐就是两个多小时，仿佛灵魂已经离开他的身体。父亲的精神几乎崩溃了。后来他说起，当时真的认为自己一生的路都走错了，本来以为翻译是为社会、为人民做好事，结果却是宣扬‘封资修’，辛勤劳动的成果成了罪证，心理的痛楚和无尽的自责是语言无法表达的。”

不过这样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很久，各种渠道传来的“小道消息”使汝龙逐渐认识到“文革”可能是错误的，而他过去的工作仍然是有价值的。

从那时起他又拿起了笔，当时他们全家人被赶到西单达智西巷六号的两间小屋里，汝企和跟奶奶挤在一起。汝龙睡小屋里的一张小床。屋子里很挤，走动都要十分小心，才不至于碰翻东西，那种情况下，汝龙仍旧在一张很小的桌子上坚持翻译。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他完成了契诃夫全部作品的翻译工作，并且开始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罪与罚》。

“文革”后汝龙得到平反，房子问题也解决了，他们全家人搬到西便门的高层楼里。汝龙专门定做了十几个每层能放两排书的大书柜，塞得满满的全是书。又买了两个大写字台，一个用来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一个用来修改契诃夫文集。汝企和说：“当时他心情特别愉快，计划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然而由于重病缠身，他未能实现这个愿望。在临终前的日子里，他最挂念的就是尚未完成的翻译工作。”

“母亲的书柜摆满父亲的译作，从库普林的《亚玛》、《生活的河流》、《侮辱》，安德烈耶夫的《七个绞决犯》、《总督夫人》，到高尔基的《我的旅伴》、《沦落的人们》、《人间》，以及近年出版的《契诃夫文集》、《契诃夫小说全集》，还有各种版本的《复活》、《契诃夫小说选》等等。每当看到这个书柜我仿佛看到父亲的面庞，仿佛听到他的言谈。”

汝企和说，父亲经常说文学就是人学，是研究人的世界观的，是描绘人世间悲欢离合的，文学翻译不仅要耗费脑力，更要耗费感情，你要想感动读者，你自己就要加倍地投入感情，你翻译出来的小说才能感人肺腑。

至今再看汝龙翻译的契诃夫作品，其洗练的语言、充沛的情感，即便是喜剧，想起他倾注在这个事业上的一生，读来也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