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叙事诗《一个和八个》是我们最珍爱的父亲的作品。
相比他此后创作的名篇《甘蔗林—青纱帐》《祝酒歌》《厦门风姿》等，《一个和八个》形式上可能不那么新颖、夺目，但却充沛着更加内在的张力和人性的魅力。而这首诗的经历，也使其负载的价值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
长诗《一个和八个》是这样开始的：
这是火烈的战斗里/一块阴郁而不安的小天地；/这是生活的广阔的海洋上/一篷行将沉没的船只；/这是革命的军队中/一座临时的随军监狱。
长诗就这样开始了，在“冷寂和安详”的监狱里，“八条大汉正等待着死亡”，这“八条生命并没有停止呼吸，/但他们的心灵已经枯死。/深重的叹息，疯狂的沉默，/驱走了乡间的清新的空气。/只有半睡的发红的眼睛，/偶尔把无声的话语传递……”
长诗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政治教导员、共产党员王金蒙冤受审，被投入战时监狱，和一个奸细、三个惯匪、四个逃兵这八个“人渣”关在一起。王金受到双重的折磨：一边是“难友”们对他的侮辱漫骂，另一边是革命同志对他的怀疑与仇视。而王金忍辱负重，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全党的事业。“真理的巨大力量”“能给一切黑暗的角落以亮光”，王金以自己圣徒般的言行感动了匪兵，唤醒了沉潜在他们心中的人性，启发了他们的民族觉悟。最后，在寡不敌众、我军伤亡惨重的危急时刻，王金带领其他犯人奋勇杀敌，终于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无辜，大多数兵和匪也用行动甚至生命赎清了自己的罪过。
这首长诗的主题，电影学者倪震概括为“冤屈和忠诚”，他说，这是“关于一个人的忠诚受到怀疑，在极度危险和冤屈中，用血和生命去证明自己清白无辜”。这样的主题，在“文革”前的中国革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
也许有读者会问，这样的主题，怎么会诞生在反右运动火热展开的1957年？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和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的文艺形势有关；和父亲早年——整肃扩大化时期的经历有关；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父亲对诗本身的认识以及追求。
《一个和八个》初稿的写作十分顺利，尽管是用夜晚和其他工余时间，但一千二百余行长诗，只用了两周时间。1957年5月初稿完成，11月到12月又费心修改了一番，修改的主要努力方向，是怎样尽量使主人公王金的蒙冤和被自己人判处死刑更为合情合理……父亲在日记里写道“这是一首真正用心写的诗”。完稿之后，他送给不少朋友看，还曾投给《人民文学》和《收获》等刊物，结果均被退回。
令诗人根本想不到的是，这部其在世期间从未发表过的作品，却让他付出了痛苦的代价，成为后半生解不开的心结。从1959年到十年“文革”，包括被中央立案审查的1974年、1975年，甚至去世的1976年，父亲始终没有逃出被批判的阴影。他说这部作品“在我心中是一个伤疤，1959年受过多次批判，1966年又受过斗争，而我自己想到就有一种恐怖的感情……”
父亲形容那时的感受，还用了一个词：“晴天霹雳”……在一系列的批判会上，父亲自己记录下来的别人批判他的只言片语，就有两万多字。他留下来的日记本验证了这一事件的突发性和灾难性：从1955年秋调任中国作家协会开始，他的日记本精美整齐，日记一天不落；而从1959年10月开始，日子不好过了——21日“失眠”，26日“彻底失眠”，27日晚上，日记戛然而止。从此一年多只字不写，后来有所恢复，也只是间断的流水账。
我母亲只记得27日那天晚上，父亲回家以后，躺在床上目瞪天花板的僵硬姿态和“颓废”的样子。他不能说，也说不出内心的困惑与煎熬——他们早已养成习惯，在家里不交谈单位的情况。
后来，根据形势的需要，反右倾运动突然刹车。1961年底，对郭小川及《一个和八个》《望星空》等作品展开的批判，也骤然停止了。但是，从此以后，父亲中止了他满怀热情的自由探索，在自己的创作天地里筑起了一道无形的高墙，从不跨越一步；从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父亲几乎只唱赞歌，把自己的创造力转到诗歌形式的探索上。
父亲在“文革”的遭际，已经无需多讲——其时举国上下有多少悲惨的故事。父亲“难以压抑”的愤懑变得不可压抑，尽管没有发表的可能，他依然创作出了《团泊洼的秋天》《秋歌》等诗作。在这两首诗篇中，作者表现出带有对抗性的战斗豪情。后来两诗见诸多家报刊和朗诵会，然而今天看来还是可以窥出其思想的局限，那是经受批判的痕迹吗？似乎可以这样说。
1976年秋天，父亲带着屈辱和困惑，还有重新燃起的希望，突然“化烟”“腾空”（郭小川诗《秋歌》用语）而去了。而《一个和八个》，父亲终其一生也未见发表。这部作品在搁置了二十余年以后，首次刊载于1979年第一期的《长江文艺》上。当时，作者已经去世两年多了。更令作者想象不到的是，《一个和八个》，在写作二十五年后被改编成电影，以另一种面貌闻名遐迩。
去年，《一个和八个》的单行本终于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面世了，这是我们对父亲最好的纪念。同时，我们希望读者不要忘记的，不只是作品中记述的历史，还有我们父辈曾经经历的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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