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是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文化是民族的基因。《辞源》第三版吸收了语言学、文献学、辞书学研究的新成果，进一步提升了《辞源》这部大型辞书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贮存功能。它不仅架起了通往传统文化的桥梁，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和知识库，为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进一步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形成独特的话语权都具有重要意义。
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
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例。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现代史上最早的出版机构，意识到编纂辞书对于“开启民智，昌明教育”的重要作用。以《辞源》为开山之作的现代辞书由此应运而生。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正值“三千余年一大变局”的时代。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是一个充满黑暗、历遭磨难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即将迎来光明的时代。
当时的中国，西学东渐，欧洲现代文明或直接，或通过日本传来我国。西洋文化不断涌入中国人的生活。声学、光学、电子学，以及生物学、天文学、矿物学，使国人眼界大开；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新的事物层出不穷，新的词语日益流行。
“钻研旧学，博采新知”成为启蒙时代的要求，传统辞书不能满足社会各界的求知要求，当时的中国急需一部既能反映中国的历史文化，体现传统的承袭，又能揭示新事物、解释新词语的新式辞书。这是时代的呼唤！而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现代史上最早的出版机构，此时也意识到编纂辞书对于“开启民智，昌明教育”的重要作用。1906年，商务印书馆正式设立了字典部，1908年，由著名学者陆尔奎担纲开始编纂《辞源》。以《辞源》为开山之作的现代辞书由此应运而生。
新时期的启蒙工具书
《辞源》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新式的启蒙工具书。
商务印书馆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决意编纂《辞源》，在张元济的支持下，陆尔奎出面主持编务，并有方毅、杜亚泉、傅运森等共50人先后参与，共同编校。为了这部400多万字的《辞源》，陆尔奎从编纂方法、体例、书证等诸多方面劳心劳力，“罗书十余万卷”，终于在1915年分甲、乙、丙、丁、戊五种版式出版。他也因积劳成疾，目力受损而至失明。
此外，考虑到读者的需要，在《辞源》出版之前，将《辞源》的字头部分抽出，合为一部，于1912年9月以《新字典》的名义出版。《新字典》是《康熙字典》之后推出的中国第一部新型字典。它改变了传统字书的编纂模式，在收字、释义、义项分排、插图、检索、附录等方面都很有创新，及时满足了社会的需求，因而深受读者的欢迎，重印了多次。当时一些著名学者对《新字典》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辞源》是知识的宝库。除了收入各类传统文化知识条目，还顺应社会发展，收入了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等词语。陈原称《辞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启蒙产物”。在中国人急于开眼看世界的年代里，《辞源》作为工具书为读者提供学习现代知识的方便，它的出版发行，为启蒙思想的普及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国现代辞书之母
《辞源》被誉为“中国现代辞书之母”。在《辞源》之前，我国没有现代意义的辞书，仅有的是以《尔雅》为代表的训诂的书，以《说文解字》为代表的形体的字书，以《广韵》为代表的音韵的书及各式名物汇编一类的类书。这些书目的编纂目的和使用范围都不超过对古典文化传统的经传注疏。
《辞源》是中国现代辞书的风向标。在体制、内容、检索、版式、注释等方面都与传统辞书判然有别。全书字词并重，以单字为提纲，下列复辞，复辞内容包括语词、成语、掌故、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人名、物名、音乐、技艺、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等各个学科门类，内容广及政治、经济、法律、哲学、艺术、心理学、化学、医学、物理学等各个方面，共收单字1万余个，复辞10万余条，按214个部首排列。共400万字，3000余页。字音的标注，采用清代李光地《音韵阐微》的反切。这样的编排形式与规模容量，使《辞源》成为以语词为主，兼及百科的综合性新型大辞典。
到1931年，《辞源》已“销行达数十万册”，但“此十余年中，世界之演进，政局之变革，在科学上、名物上自有不少之新名辞发生”，商务印书馆彼时已请方毅、傅运森为编辑主任，同方宾观等16人合作编辑《辞源》续编，于1931年出版。
1937年初春，商务印书馆又在上海设置了“《辞源》增订处”，开始全面增订《辞源》，此次增订仍由傅运森主持。通过此次增订，将《辞源》正、续编合编为《辞源正续编合订本》，于1939年6月问世。
《辞源》的问世，满足了当时社会各界继承传统文化，学习新知识的需求。
新中国的一项基础工程
《辞源》是商务印书馆的标志性品牌辞书、镇馆之宝。它是中国现代辞书史上的一座丰碑，是国家的文化工程，民族的文化工程，也是全民族的精神财富。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辞书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辞源》已不能满足新时代的要求，读者需要有一部思想性科学性统一的、能满足研究文化遗产和解决阅读古籍疑难问题的工具书。针对这种情况，1958年，出版领导部门做出修订《辞源》的决定，将《辞源》修订为一部以收录语词为主，兼收有关辞章典故以及史地文物制度等百科性知识条目的古汉语词典。修订工作分1958~1965、1976~1983两个阶段进行。
国家任务，圣人苦役
第一部《英语词典》的编者塞缪尔·约翰逊在其书大功告成时说：“你想要惩罚谁吗？就让他去编字典。”出版家陈原先生说过：“编词典是一份苦差事，其苦的程度简直不可想象。”
《辞源》的正续合订本（1939年）和改编本（1951年）是一种正常的辞书修订、增订活动，而1958年开始的修订工作，却是另一段艰辛历程的开始。把《辞源》改编成“阅读一般古籍用的工具书”，“成为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用的参考书”，除了删除科学术语之外，一是利用平日积累的材料，抽换原有的书证，尽可能使之接近语源；二是检查涉及立场、观点的问题，加以必要的改正。一般知识性的条目，以识为限，不一一批判。
第二版《辞源》的修订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58~1965年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在吴泽炎主持下，包括刘叶秋在内的商务印书馆编辑承担了全部修订责任。陈原曾评价说：“在1958年到1964年那样动荡的日子里，投入那样少的人力，去实现大幅度修订的宏图，那种胆识和毅力是值得称赞的。”在编辑部门的共同努力下，1964年出版了《辞源》（第二版）第一分册；第二册的定稿工作完成一半，第三册完成出版加工。第一册出书不久，我国政治生活中出现了山雨欲来的非常形势，修订工作受到影响，工作进度放慢下来，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修订工作全部中断。
1976~1983年为第二阶段。1975年全国辞书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广州举行，会议提出了第一个全国辞书出版的总规划。在决定要先后上马的几十种中外文各类大小型辞书中，也包括要出版《辞源》（第二版）。当时商务印书馆编辑部门大部分人员还在干校，无力担任全部修订工作，会议对修订工作的组织形式重新做了安排，指定广东、广西、河南、湖南四省（区）分别建立《辞源》修订小组，和商务印书馆协作进行。
1976年起，黄秋耘与吴泽炎、刘叶秋共同担任《辞源》修订本的主编。
在这一阶段中，商务印书馆提供在前一阶段中已经出版的第一册和其他三册的草稿、商务历年累积的卡片资料，由四省分片包干，写出第一稿。第一稿分批写出后，四省各自推派1~3名同志到北京与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共同定稿。写稿、审定和定稿三套工序交叉进行，设计插图和出版技术工作由商务印书馆单独负责。
1979年正式出版第二版第一分册，1980年和1981年续出了第二、第三两个分册，至1983年第四分册的出版，《辞源》第二版的修订工作全部完成。
1980年，黄秋耘写了一首七律《〈辞源〉书成有感》感叹修订之艰辛：“不窃王侯不窃钩，闭门扪虱度春秋。穷经拟作埋名计，训诂聊为稻谷谋。怀旧每兴闻笛叹，登高犹作少年游。万家灯火京华夜，月夕花晨忆广州。”
古代汉语辞书的楷模
1983年第二版全部完成，《辞源》实现了新的转型，成为阅读古籍的工具书和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书。
第二版对第一版《辞源》做了改造、充实和创新。为了使其成为一部解决读者研读一般古籍用的专门词典，修订工作删去了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应用技术的全部条目，并把收条下限定至鸦片战争为止。在删词的同时，又根据积累的60万张卡片材料，增补了古籍中常见而第一版《辞源》未收的新条目。经过删和补，大体保持了旧《辞源》的原有篇幅。同时，为了让《辞源》能反映新时代的学术水平，修订组为这一版《辞源》补充了更丰富的语言材料和新的汉语研究成果，还复核了全部书证，逐条查对引文，加注篇目，更换更为接近语源的书证，从而提高了书证的从属地位，使《辞源》原有的“沿流溯源，由源竟委”的特点更加鲜明突出。为了满足《辞源》作为工具书，方便读者查询的功能，修订组在保证《辞源》现有排列格式的基础之上，对信息检索做了改进，大规模地采用“参见”“参阅”的形式，把一个词目涉及的有关条目，结成一片，为读者提供比较完整的知识信息。
总体来说，前两个阶段的《辞源》是两个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产物。1915年《辞源》的出版，标志着旧中国词典的编纂进入了一个承先启后的阶段；1983年新《辞源》修订的完成，显示了新中国词典编纂又有突破，是《辞源》适应时代要求而出现，并且不断改革、精益求精的历程。
1993年，《辞源》（修订本）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通往传统文化的桥梁
《辞源》的性质、意义，要从传统文化说起。《辞源》沟通古今，是今人通往传统文化的桥梁。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及价值形态也发生重大变化。但越是突入进现代，越是有必要回溯到传统，也就越有必要在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之间搭建一座桥。中国传统文化主要以古汉语（文言文）、汉字为载体，曾经有人指出：“八千年来人类文明史中，学者们还未找到第二种文字能与我们传统语文比。它替我们保留了十九世纪以前，人类文明最丰富的纪录。它保留的总量超过人类文明史上，所有其他文字所保留的总和。人类知识史上很多学科的‘第一部书’，都是用文言文、方块字写的。”（唐德刚《胡适杂忆》146页）
我们现代人无疑要继承这丰富的文化遗产，并在此基础上创建新时代的新文化，但如何理解方块字的形、音、义，如何理解文言文，也就是如何理解古人的思想文化、各种制度，和古人对话，就必须要有《辞源》这样的工具书。
但近三十年来，社会的急剧转型，价值观念的变化，以及新的研究成果不断产生，《辞源》如不及时修订，就难以适应社会需要，继续发挥自己独特的优势。
2006年，商务印书馆提交“启动《辞源》再修订的报告”，得到中国出版集团的批复。2007年2月27日，商务印书馆成立了《辞源》修订领导小组和《辞源》修订项目组，拉开了第三版修订的序幕。《辞源》（第三版）的修订工作由商务印书馆牵头，延请何九盈、王宁、董琨三位先生担任主编，组织相关学者进行修订和增补工作；并于2010年得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穷经据典溯根源
和以往一样，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是辞书特别是像《辞源》这样的大型辞书的第一位的基础性工作。为此，商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购置了《四部丛刊》（500多种书，约9000万字）、《四库全书》（3000多种书，约7亿字）和《中国基本古籍库》（10000种书，近20亿字）电子全文检索系统，全套纸质版《续修四库全书》（5000余种书，1800册，10余亿字）。此外，还专门调拨了一套商务出版的纸质版文津阁《四库全书》，供《辞源》修订项目组使用。
此次修订的重点在正本清源。源者，原也。追溯始出为“源”，梳理流变，保持原貌都是“源”，我们是在相对意义上来理解“源”这一概念的。“源”有字源、语源，二者有联系，又不可混淆。字源又可分为形源、音源、义源；语源又可分为典源、证源（所谓始见例）。此“五源”实非同一层面。
所谓正本清源，即对“源”做了明确的界定并梳理其流变。通过建立字库，建立主形择定表，确立异体字的主从关系，规定了《辞源》部首及字头用字整理原则。确立了以“源”为首选标准的基本精神，明确了《辞源》的“形源”；通过制定审音注意事项二十条，成立审音组，为《辞源》补充上古韵部系统，规范今音与反切的对应关系，明确了《辞源》的“音源”；结合书证完善《辞源》的释义系统，明确《辞源》的“义源”；通过搜寻记载典故发生时的原著，明确《辞源》的“典源”；通过对始见例的搜集、斟酌、选择,明确《辞源》的“证源”。
《辞源》一直十分重视中国古代文化知识内涵的揭示与讲解。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化源远流长，门类繁多，博大精深。例如在古代诗文中，时常会遇到“典故”的运用。所谓典故，就是前人诗文中的故事或具有来历出处的词句。一个典故，往往不止一个表现形式，如关于先秦孟子母亲的故事，就有“择邻、三迁、断机、断织”等词语，关于东汉蔡邕故事的典故有“柯亭笛、柯亭竹、焦尾、焦尾琴、焦桐、爨下、倒屣”等，关于西晋美男子潘岳故事的典故词语更多，有“潘郎、潘舆、潘鬓、掷果、投果、花县、拜尘、望尘而拜、陆海潘江”等。
中国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
重新定位后的《辞源》，面对的主要是具有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读者。由于成为一部阅读古代汉语即古书的工具书，而古书中的疑难词语所在多有，与之相关的古代文化知识随处可见，在词典中，前者作为语词条目，后者则为百科条目，《辞源》修订版收词采取的方针是“语词为主，兼收百科”。无论语词条目还是百科条目，《辞源》都一直十分重视中国古代文化知识内涵的揭示与讲解。
根据知识系统性原则以及阅读古书的需要，本次修订选定新增词目6500余条，涉及人名、地名、职官、文献、宗教、器物、动物、植物等内容。百科条目的加强，是第三版《辞源》的一个重要特色。
第三版《辞源》的百科条目还有一个重要特色，或者说是一种“体例”，就是释义之外加有“参阅”一项，提供该条有关知识的来源以及背景材料的线索；相关条目之间，还有“参见”，便于释义的相互补充，使之更为全面充实。这些“参阅”和“参见”，类似于如今网络上的“链接”，在其他辞书中是比较罕见的，而对于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需要，乃至专门研究者进一步考察的功用，则是不言而喻的。
虽然《辞源》第二版修订本的方针是“语词为主，兼收百科”，或者说是“语词为主，百科为辅”，但是其百科条目的特点突出，分量也不轻。而第三版则强调“语词与百科并重”，对于百科条目，分量大大增强，加大并完善了不少类别的专门知识的相对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例如古代天文知识、古代文体、见于古代文献的动植物名称，等等），不少词条的释义也作了修改和充实。因此，《辞源》作为一部阅读古代汉语的工具书，同时也是一部“中国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
传统文化的知识库
经过修订的第三版《辞源》，全书由214个部首统摄14210个字头，众字头又统摄92464个词条，构成1200万字、4767页的长卷巨幅，按形体笔画，次第展开，且有1000余幅插图辉映其中。一字一天地，方寸之内，信息密集，发皇故典，益人神智，博古通今，释疑解难，是学习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书和参考书。
“源”的明确和百科条目的补充完善，既标志着《辞源》从古汉语辞书向兼收古代语词百科的大型综合性词典的转型与回归，也客观地反映出中华民族在经济腾飞、国力增强的同时，寻找民族精神文化之源，渴望从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自信的心理需求。《辞源》修订顺历史潮流而为，是中华民族延续和发扬传统文化之源，民族精神之源的重要文化工作。
《辞源》收词不完全与今天的语言学对应，而是用复音词语存储知识，《辞源》是用古代典籍的语词为载体的文化知识库。《辞源》的释义是从典籍的话语中概括出来的，不直取古书训诂：不取《说文》的文字构意，不取随文释义的言语意义，不取直训（即以字释字，也就是代语），不取西化概念,是站在中国文化立场上自己建构的一整套释义规则。
书证与现代词典的语例不同，书证提供了词语的语境，也补足了文化知识，是和释义相互依存的独立部分。以“文化”的解释为例。文化：文治和教化。汉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束广微《补亡诗·由仪》（《文选》）：“文化内辑，武功外悠。”（今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特指社会意识形态。）
《辞源》所收是典籍或文件实际用过的词语，不必以西方“词”的“灵活运用的最小单位”来讨论。而以含义和指物为依据。是意义的词语，不是语法的词。其中的典故包括语典和事典，前者的源头对应的是篇与段。所说的“百科”，与西方科学百科也不是同一个概念，而是传统“小学”所说的“名物”词，和“人文文化”词。
第三版九大修订纸电同步
修订工作博采众家之长，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提取语料，吸收近现代学者关于古籍整理的优秀成果。
《辞源》第三版以语言学、文献学等学科理论为指导，借鉴了三十多年来辞书编纂的丰富经验，吸收了近现代学者关于古籍整理的优秀成果，进一步提升了《辞源》这部大型辞书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贮存功能。本次修订主要包括九个方面：
一是整理字形。对《辞源》的字头、行文、书证的用字，分别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确定了字种的正字，对应当保留的异体字，如数保留并与正字加以认同。确定了字位代表字，去除了冗余的异写字形，形成了纸质比较规范的古籍印刷通用字系统，并且使电子版检索的准确度大幅度提高，奠定了《辞源》字词规范的基础。
二是考订注音。采用公认的音韵系统，逐一清理了《辞源》的上古音、中古音、现代音的标注，使《辞源》注音基本做到了音义契合，古今贯通。改变了第二版音系不统一的局面，使注音系统面貌一新。
三是增补辞目。本着避免芜杂、求准求精的原则，对字头、词头作了必要的增补，特别是将原来抽出的300多个文化词条复归，并专门补充了动植物、官制、文学、器物……等文化、名物词词条，合理地扩大了规模。
四是改进释义。认真考察了书证与释义的互相切合关系，进一步体现了书证对释义的加深和补足的作用。全面关注、认真改进释义的冗、缺、漏、错。对具有汉语特点的典故词，进行了典源、典义、典面的历史梳理。
五是优化书证。采用可靠的文献版本，复查了大部分书证的原文和出处，纠正了第二版书证讹、夺、衍、倒的错误和出处不确之处，置换和补充了书证，提高了引书的质量。
六是沟通系统。细化了字、词、音、义、文、事互见的体例，将《辞源》中的相关条目尽量沟通，尽量克服辞书信息易于碎片化的局限。便于读者整合知识，取得更全面详尽的信息。
七是完善体例。在第二版修订数据缺失的情况下，修订过程中，归纳确认了一批原有的编纂规则，又补充制定了一批新的编纂规则，其中很多规则，是在语言学、文献学、辞书学的理论指导下确定的。形成并进一步完善了《辞源》的编纂体例，使此次修订更加理性化。
八是增补插图。补充了文化与名物词相应的插图618幅，对语言释义做了直观的补充。
九是科学建档。采用现代化手段，有效地建设了第三版修订的档案，为今后的进一步修订做了必要的准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三版在纸质图书出版基础上面向未来，启动《辞源》出版的数字化工程，同步发行网络版、优盘版。
修订组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提取语料，搜集现代学者关于古籍整理的优秀成果作为修订参考依据，将信息科技与语言研究结合，全面提升《辞源》的学术价值与文化内涵。
修订组与有关技术部门合作，以《辞源》为封闭系统建立了字库，制定了部件主形择定表，确立了异体字的主从关系，规定了《辞源》第三版部首及字头用字整理原则。书证力求用“始见”例，可以借助新技术来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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