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3卷4本《林徽因集》

林徽因，民国人物中的话题女王。身前、身后，她总是人群中的焦点，人们热衷于谈论她的家世、美貌，尤其是爱情，至于她的才华和学问，因为懂的人不多，干脆就略去，或者当作是美女的一种别致饰品。八卦总是更容易被理解和传播，但是，八卦之外的林徽因是什么样子呢？

林徽因算生逢其时，在民国初年的环境下，她得到了最好的教育和最大的自由；并且，身边总有一群才学兼备的朋友可以高谈阔论，在中国古建筑研究领域成果斐然；新中国成立后，她参与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林徽因算生不逢时，由于战乱和病痛，她姣好的容貌和健康被严重损害了，人生的最后几年几乎都是缠绵病榻；她的才华和学问，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从未有机会得到全面的施展，成为其平生最大恨事。

短短51年的人生，林徽因留下的著述与其才学相比，实在太少。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了3卷4本的《林徽因集》，涵盖林徽因在文学、建筑、美术领域的成就，并包含多封她与友人、家人的往来书信，是目前最为完备的林徽因作品集。林徽因自己的作品，因遗失了很多，几乎仅留存下这4本书而已，而关于她的传记、文艺作品及种种当时人的回忆却是太多了，多到真假难辨。

近年，林徽因常常被拿来归类，但仅就才华和成就而言，其同时期及以后能与之相比的女性少之又少。人们对她的赞美或诋毁，往往都是因着误会，并且也太轻率了。细读林徽因的文集，便会发现她的复杂，她值得被关注的远不止美貌和情感。

1904年，林徽因出生于福建闽侯一个官僚知识分子家庭。富足，但不能算幸福。林徽因两岁时，父亲林长民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系学习。林家似有尽心报国之家风，林徽因的两位堂叔林觉民、林尹民都位列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漂亮、早慧的林徽因深受父爱。尽管如此，由于没有子嗣，林长民后来另娶妻程氏，生下一女四子，林徽因的生母何氏失宠。童年紧张的家庭关系，影响林徽因终生。

1920年，16岁的林徽因随父亲去英国。在伦敦，受一位同学的影响，她开始对建筑艺术产生兴趣。一年后回国时，她的英语和文学水平已经颇引人注意，开始在北京的新文学界崭露头角。1923年，她登台在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剧《齐德拉》中饰演女主角齐德拉公主，台词全用英语。

林长民与梁启超是好朋友，林徽因与梁启超长子梁思成均是同辈中的佼佼者，且对艺术有共同的爱好，1924年，两人恋爱了。此后的若干年中，乃至今日，梁林二人的名字还时常被一同提起，尤其在建筑界。

当年夏天，梁林二人先后到美国，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并决定以建筑为职业。但因为当时宾大的建筑系不招收女生，林徽因只得入该校美术学院，但选修的主要是建筑系的课程，她注册的英文名字叫菲莉斯（Phyllis）。两年多以后，林徽因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美术学院，获学士学位，梁思成则获得了建筑系硕士学位。此后，林徽因又转到耶鲁大学学习舞台美术设计。

梁林二人都对中国的古建筑怀有深情的热爱，在宾大求学期间，林徽因曾公开表达过：“荷兰的砖瓦匠与英国的管道工，正在损害着中国的城市，充斥各个城市的是那些他们称之为新的时髦式住宅的滑稽而令人讨厌的范例。比如一座中国住宅被添上法国式的窗子，美国殖民地式的门廊和大量并不必要的英国式、德国式、意大利和西班牙式的装饰细部，这是对东方艺术的亵渎。”1928年，这一对新婚夫妇回到了祖国。

回顾林徽因的一生，20世纪30年代算是她的黄金年代。在梁从诫回忆母亲林徽因的文章《建筑家的眼睛诗人的心灵》中，他写道：“三十年代，在梁思成作为一个年轻、热情的建筑学家所进行的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开创性的科学研究活动中，林徽因始终是他最密切、最得力的合作者之一。她不仅陪同梁思成多次参加了对河北、山西等地古代建筑的野外调查旅行，而且还同梁思成合作或单独撰写了调查报告多篇，发表在专门的学术刊物——《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它们至今仍被这个行业的专家们认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她为我国古代建筑技术的重要工具书《清式营造则例》所写的《序》，可以说已成为这个领域中所有研究者必读的文献了。”

当时，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日本学者甚至断言中国没有唐代古建筑。民族自尊心成为梁林二人立志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观念来系统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原动力。1932年6月14日，梁思成去宝坻县考察古建，林徽因在香山养病。在给胡适的信中，她写道：“这种工作在国内甚少人注意关心，我们单等他的测绘详图和报告印出来时吓日本鬼子一下痛快：省得他们目中无人以为中国好欺侮。”

林徽因也经常与梁思成一起骑着毛驴、坐着独轮车，到穷乡僻壤去寻找古建筑。1936年夏，林徽因去青州考察，她写信给梁思成的妹妹梁思庄：“整天被跳蚤咬得慌，坐在三等火车中又不好意思伸手在身上各处乱抓，结果浑身是包。”大小姐出身的林徽因，出人意料地能吃苦，且有苦中作乐的本事。在她和友人的信中，经常能够看到她幽默的一面。但她的同性友人不多，同国籍的甚至可以说没有，她的人缘在异性朋友那里用光了，所有见到她的中国女性都不自在。

费正清的妻子，美国人费慰梅是林徽因唯一的闺蜜。梁费两家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相交多年，在动荡的时局中，他们建立了真挚的友谊。1936年5月7日，在写给费慰梅的信中，林徽因写道，在北平北总布胡同的家中，“当一个‘老爷’娶了一个‘太太’，他们要提供十七张床和十七套铺盖，还要让黄包车夫睡在别人家，不然他只能在院子里站着。”当年，除了梁林、两个子女和林老太太，梁家还有五六位亲戚朋友常住。那期间，也正是梁家经常高朋满座、林徽因招致种种嫉恨的时候。

当战争越来越近，林徽因是北平的太太们中最早表示宁死不做亡国奴的。她曾给8岁的女儿梁再冰写信：“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在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北平沦陷后，林徽因在病中和家人一起仓皇逃离北京。1937年10月，她写信给“二哥”沈从文，讲述逃难经过：“由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段！最紧张的是由北平到天津，由济南到郑州。带着行李小孩奉着老母，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我们对于战时的国家仅是个不可救药的累赘而已。二哥，你想，我们该怎样地活着才有法子安顿这一副还未死透的良心？我是女人，当然立刻变成纯净的‘糟糠’的典型，租到两间屋子烹调，课子，洗衣，铺床，每日如在走马灯中过去。中间来几次空袭警报，生活也就饱满到万分。”

颠沛流离的生活，让林徽因感染了肺病，身体每况愈下。1个月后，她再次致信沈从文：“如果有天，天又有旨意。我真想他明白点告诉我一点事，好比说我这种人需不需要活着，不需要的话，这种悬着的日子也不都是奢侈?好比说一个非常有精神喜欢挣扎着生存的人，为什么需要肺病，如果是需要，许多希望着健康的想念在我也就很奢侈，是不是最好没有?” 这样悲观自弃的情绪显然没有持续多久，1个月后，在阮陵城，一路的好山好水，让林徽因的心情也好了起来。她在这封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说到打仗你别过于悲观，我们还许要吃苦，可是我们不能不争到一种翻身的地步。我们这种人太无用了，也许会死，会消灭，可是总有别的法子我们中国国家进步了弄得好一点，争出一种新的局面，不再是低着头的被压迫着，我们根据事实时有时很难乐观，但是往大处看，抓紧信心，我相信我们大家根本还是乐观的，你说对不对？”

在1937年11月24日给费慰梅的信中，林徽因讲述了一次刚刚遭遇的轰炸：“炸弹就落在距我们的临时住房大门16米的地方，这所房子里我们住了三间。当时我们——外婆、两个孩子、思成和我——都在家。两个孩子都在生病。没有人知道我们怎么没有被炸成碎片。听到地狱般的断裂声和头两响稍远一点的爆炸，我们便往楼下奔，我们的房子随即四分五裂。全然出于本能，我们各抓起一个孩子就往楼梯跑，可还没来得及下楼，离得最近的炸弹就炸了。它把我抛到空中，手里还抱着小弟，再把我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开始轧轧乱响，那些到处都是的玻璃和门窗、格扇、屋顶、天花板，全都坍了下来，劈头盖脑地砸向我们。我们冲出房门，来到黑烟滚滚的街上。”

流离失所的一家人决定继续逃难，在去昆明的途中，林徽因一度体温超过41摄氏度，病倒在湘黔交接的晃县。在那里，他们偶遇了一批在航校受训的年轻飞行员。1939年4月，林徽因在昆明写信给费慰梅：“这八个孩子士气很高、心地单纯，对我们的国家和这场战争抱着直接和简单的信心。他们所受的训练就是让他们在需要时能够不假思索使用自己的技能并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个个都沉默寡言。不知怎么，他们都以一种天真的孩子气依恋着我们。我们之间产生了很深的亲情。有一位我告诉过你的，小提琴拉得很好，人特别可爱，最近决定要结婚了。不要问我他结了婚又出了事，他的女朋友会怎样。我们就是无法回答这类问题。”

这封信寄出两年后，林徽因的弟弟林恒在空战中阵亡。林徽因曾在诗作《哭三弟恒》中写下这样的诗句：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来哀悼你的死；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的，你给了。别说是谁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在昆明的日子，林徽因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陷入贫困。她仍然忍受着病痛，将身体比作一辆在滇缅公路上磨到焦头烂额的车子，“一星期来往爬四次山坡走老远的路”到云大教授英文。一个月的酬劳有四十几元法币，而买工作不可缺少的皮尺就用掉了23元。但生活似乎没能消磨掉她的意志，陇海线的激战，让林徽因兴奋无比。她写信给沈从文：“我真想在山西随军，做什么自己可不大知道！”

1941年冬，林徽因一家搬到了四川宜宾附近的一个偏远山村——李庄。从那时起，林徽因就经常发烧卧床，再没有享受过健康人的快乐。梁思成为了给她打针，甚至学会了静脉注射。

在贫病交加的情况下，林徽因仍在病榻上坚持工作，用了几年时间，帮助梁思成反复修改并最后完成了《中国建筑史》这部重要著作的初稿和用英文撰写的《图解中国建筑史》，初步实现了他们早在学生时代就已怀有的学术夙愿。她取得的每一项成绩，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

目睹梁家生活的困窘，1942年4月18日，傅斯年写信给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为梁氏兄弟求援。信中写道：“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注：蒋介石）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此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弟写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而林徽因后来在写给傅斯年的感谢信中，一再强调“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及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及“学问工作恐已无分，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林徽因所言并非虚伪的客套，费正清夫妇1946年曾邀她去美国治病，她因不愿意离开祖国、要与自己的同胞共命运而拒绝了，梁思成也支持她的选择，虽然他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1945年，抗战终于胜利，在林徽因离开李庄时，医生诊断她的生命大概只剩下5年。在李庄最后的日子里，林徽因借助费正清带来的资料，开始思考战后建设低租住房的问题。

1946年7月末，梁思成林徽因回到思念已久的北平。不久，梁思成受到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的邀请，到美国学术访问，其间受聘为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委员。

1947年2月1日，林徽因在给费正清的信中写道：“政治的混乱和觉悟的痛苦给清晰的地平线又增添了乌云。我几乎总是在消极地悲伤。右派愚蠢的思想控制和左派对思想的刻意操纵足可以让人长时间地沉思和沉默。我们离你们国家所享有的那种自由主义还远得很，而对那些有幸尚能温饱的人来说，我们的经济生活意味着一个人今天还腰缠万贯，明天就会一贫如洗，当生活整个乱了套的时候，我在病痛上的日子更毫无意义。”

林徽因对当时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非常痛恨，并决绝地表示与离开祖国大陆及去台湾的知识分子断交，包括给过她许多帮助的胡适。她曾说过，自己从小受欧美教育，但珍视中国；最看不起一类人，就是没喝过多少洋墨水，却认为西方比什么都好。

1949年初，林徽因所住的清华园已经解放了，而解放大军对北京的包围正紧。一天，突然有两位解放军来到家中求见，请梁思成在一幅大比例的北京军用地图上，用红笔圈出一切重要的文物古迹的位置，以便在大军万一被迫攻城时尽一切可能予以保护。生平第一次同解放军的直接接触，使这一对以中国古建筑为第二生命的夫妻激动得热泪盈眶，并彻底消除了他们对共产党的一切疑虑，从此便把自己的命运同新中国连在了一起。

1949年10月1日，梁思成受邀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回到清华园的当晚，他叫醒了建筑系的所有学生，说当他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消息时，激动地哭了。

林徽因同样为新中国激动不已，一边是病痛的折磨，一边是繁忙的工作，她就像一支两头燃烧的蜡烛。她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她以惊人的毅力，认真地参加了首都的城市规划工作；力主保存北京古城面貌，反对拆毁城墙、城楼和某些重要古建筑物，提出了修建“城墙公园”的新颖设想；她热心于北京传统手工艺的复兴，扶病来到当时濒临停业的景泰蓝、烧磁等工艺工场调查研究，熟悉生产程序，为这些工艺品设计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而又便于制作的新式图案，并亲自参与试制，同时还热情地为工艺美术学院培养研究生.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设计国徽图案，是林徽因最光荣的任务。连续几个月，她呕心沥血，一次次地参与修改设计，直到方案最后确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国徽图案的那次会议上，林徽因被特邀列席。当她亲眼看到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全体代表以起立方式一致通过了她所参与设计的国徽图案时，泪流满面。而这时，她已经病弱到几乎不能从座椅上站起来了。

1955年3月，林徽因耗尽了最后一点气力，带着许多她未完成的心愿离开了人世。她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陵园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墓碑上镌刻着一簇有着浓厚民族韵味、丰满又秀丽的汉白玉花圈。这原是林徽因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碑座上的一个刻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