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了72岁，才开始真正尽孝。”本周五就要满73岁的著名导演谢飞，说起其父谢觉哉，声音略有沙哑。
《谢觉哉家书》近日出版，由谢觉哉三子谢飞编选，首次呈现了谢觉哉写给家人、友人的百余封书信。
谢觉哉是“延安五老”之一。他是横跨三个时代的人：21岁就考上了中国科举最末一代的秀才；1925年，41岁的谢觉哉加入共产党。比毛泽东大9岁的他，1933-1934年期间担任毛泽东秘书，期间主持起草了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条例》等一系列法例。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首任内务部长、第三任最高法院院长。1971年病逝，终年87岁。
谢飞：我与父亲隔了两代多
去年，谢飞告诉媒体：不想拍电影了，只想读懂父亲。
谢飞出生于1942年。那一年，延安整风。那一年，谢觉哉已58岁。“我与父亲隔着两代多，”他说。
“我在他身边的时光也是少得可怜，”谢飞在书序《读懂父亲》中称。1971年6月，他兴冲冲从保定白洋淀农村干校返回北京准备结婚，却碰到了父亲的去世和葬礼。
谢觉哉与夫人王定国（现年103岁）共有七个子女。长女谢宏，生前是国家财政部一位处长；二子谢飘离休前供职于国家外贸部；三子谢飞是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四子谢列自己离休前在国家远洋局工作；五子谢云离休前在解放军总参部工作；六女谢亚霞在德国从事医学工作；七子谢亚旭目前供职于国务院事务管理局。
《谢觉哉家书》收集了谢觉哉给家人的91封信件，最早的是1921年寄出，最晚的是他1963年中风后，用左手艰难书写的；另外，也收进了他给家乡基层干部和友人的书信15封。
“家信和日记，是一个人心声的表露，在一些公开场合是没有的，最能够使我们了解这个人的情感和思想，”谢飞说。
这些信中，很大一部分是写给谢觉哉前后两位夫人：发妻何敦秀；以及后来的妻子、谢飞母亲王定国。两位夫人年龄相差34岁。
“生活在‘一夫一妻’、‘先恋爱、后结婚’时代的现代人，往往不理解或喜欢嘲弄、调侃旧时代人们‘多妻、多婚’的婚姻情况，而不去了解我们的父辈、以至人类社会很长时期存在的历史、社会背景，”谢飞坦然看待父亲的两段婚姻，并花了两年时间，将这些家信整理并公开出版。
元配夫人何敦秀：特别宝贝丈夫的来信
“1976年前，我们兄弟姐妹都没有听说过父亲第一任夫人何敦秀的名字，更没有见过她，”在《谢觉哉家书》的序中，谢飞谈到谢觉哉元配夫人的情况。“（我们）只知道在老家湖南宁乡，父亲还有几个孩子，年纪都很大了……知道我们的一些侄儿、侄女，不少比我们年纪都大，许多也在北京上学。”
通过阅读父亲家书，谢飞才渐渐理解了父亲为什么要谨慎地瞒着他们。
1899年，年仅15岁的谢觉哉与近20岁的何敦秀结婚。女方比男方大4-5岁，是当地习俗。何敦秀出身中医世家，家教敦厚。
谢觉哉与何敦秀共同生活了21年，生育了四男三女。
1920年，36岁的谢觉哉离家赴长沙，任《湖南通俗报》主编。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比自己小9岁的毛泽东。
1921年，谢觉哉写信给何敦秀，语气亲昵地“汇报”自己每天的生活：“我在这里每天的事也不少，早晨六点多种起来，洗面呀，操八段锦呀，屙屎呀，差不多要点多钟。”
到了1937年，离家已十多年的谢觉哉，时年53岁，被“组织安排”与24岁的王定国结婚。
两年后的1939年，正值何敦秀六十大寿。谢觉哉写信给发妻祝寿，写了满满的四张大纸，都是密密麻麻、工工整整的蝇头小楷：“四十一年前的秋天，我和你结婚了，那天，不记得谁在房里唱‘送子’，我的外公拉我进去，说是什么‘大事’。”那时的“大事”，就是家族的传宗接代。
在《谢觉哉家书》中，从1939年后到1951年，谢觉哉一共给发妻写了八封信。
何敦秀的后代、谢觉哉的孙女谢延仁说，这些来自丈夫的信，何敦秀特别宝贝，又怕虫子咬，又怕受潮，都是一封封特别小心地放在阁楼上，所以保存得特别好。而谢觉哉离家后，敌人多次到家里抓人、抄家，家里“鸡犬不宁”，家人东躲西藏，只有何敦秀一个人在家里顶着。
1951年9月，谢觉哉给何敦秀写去最后一封亲笔信，明确表示：“我的意见，你不来北京为好。理由如下：第一、我们离开了二十多年，我在外又有了家。你如来，很不好处置，要发生纠纷。现是新世界，和旧世界不一样。你我都是上七十的人了，经不起烦恼，对我不好，对你也不好。”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八十岁高龄的何敦秀被小儿子接到北京居住，谢觉哉和王定国曾请她到家里，也多次去看望她，并经常送去生活费。但王定国的七个子女，却对何敦秀一无所知。
近90高龄的何敦秀于1967年去世，王定国亲自过去帮助料理后事。谢觉哉在四年后也病逝。
夫人王定国：现103岁身体很好
谢觉哉与其夫人王定国的婚姻，则是“组织安排”的。
1937年，时年53岁的谢觉哉已离乡十多年，被派到甘肃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做毛泽东代表。时年24岁的王定国也在兰州办事处工作。
王定国称，当时“组织上给我说谢老年纪大，生活上需要有人照顾；做时任兰州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宁乡同乡贺耀祖的统战工作，需要有夫人身份的人出面协助，希望我与谢老结为伉俪”。王定国同意了，但晚上吃饭庆祝后，让她进谢老的卧室，她不干。
王定国出身穷苦，小时候做过童养媳，不识字，说：让我照顾谢老我同意，怎么还一起睡觉？别人告诉她，结为伉俪，就是夫妻。她犹豫了，说希望给她时间考虑，自己在四方面军时有个相好叫张静波，是她参加革命的引路人，现在不知还活着没有，希望组织上帮她打听清楚。后来查清张静波已在红军西征中牺牲，王定国才同意了婚姻。
王定国早年不识字，谢觉哉曾让她去办公室拿《西北日报》，拿了三次都没拿对，就奇怪地问：怎么回事？王定国才难堪地说：我不识字。谢觉哉听后说：不用怕，我教你。
后来，王定国跟着谢觉哉学写诗词、练书法，晚年还成为了书画社会活动家。
如今王定国已103岁，是唯一健在的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百岁女红军。谢飞说，老人身体仍然很好。
谢觉哉关于民主的思考：“不要民主，就等于不要革命”
谢觉哉是红色中国民主和法制思想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在《谢觉哉家书》中，谢觉哉多次提到他对民主的理解。
1936年，52岁的谢觉哉主持陕北第一次直接的、普遍的、无记名投票的民主选举。他说：“没有这样的民主形式，所讲的民主也是空的。因此，必须给人民选择的代表以充分的权利，管理政府和监督政府工作人员。”
最为人称道的是，针对当地文盲与半文盲众多，无法填写选票的情况，谢觉哉与干部群众协商，创立了“投豆子选举法”，既方便了群众，又避免了作假。这种选举方法当时在边区很快推广开来，取得了明显效果。
1941年，57岁的谢觉哉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在一次讲话中，他说：“只有选举才能改进政治机构，涌现出积极分子，有力地保卫边区。如果有人轻视选举或者说不要选举，那就等于不要民主。不要民主，就等于不要革命。我们做革命的人忽视民主，不只是错误，而是对革命的罪过。”
1961年一封给侄女婿的信中，谢觉哉问：“为什么不发动社员选举？好的，总会选上的。上面派来的人和自己选的人呢，在社员看了，味道是两样。”
谢觉哉关于“三三制”政府的思考
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提出“三三制”政府的原则，即政权中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各占三分之一。“三三制”从1940年试行，到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普遍推行。
《谢觉哉家书》附录的《谢觉哉年谱》中，透露了谢觉哉对“三三制”政府的一些思考。1940年，“当时党内外，对‘三三制’表示出各种不同意见和疑惑。例如‘引进非党人士，只是请客摆样，不会有真的联合出现’；‘共产党只占三分之一，无法保证党的领导’等等。”谢觉哉为此写了多篇文章，教育和统一党内外人的思想。他常说：“我们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是诚心诚意的，绝不是一时的应付场面和沽名钓誉的权宜之计。”由于谢老等人的耐心工作，许多非党人士由迟疑而感动，后自告奋勇。一位非党常驻参议员李丹生先生说；“大会成功，全由于诚，诚能感人，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某参议员说：“我前以蒋委员长伟大，现则以毛泽东先生真正伟大，因为毛先生能想出三三制。”
“三三制”是针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而提出的，得到了非党的进步人士和中间势力的广泛拥护，起了团结各阶层抗日的重要作用。1948年，谢觉哉在总结“三三制”经验的日记中写道：“三三制起了打击国民党的作用，但究与中国现状不甚相合——中国社会虽说‘中间大’，但大而无力，不能有有力的党，他们的利益要共产党去代表，他们中的进步分子，总要求加入党，党也无法拒绝。十年实行的结果，没有那一解放区真是三三制，证明政策不适合，虽好不能行。现在不谈三三制，改为在共产党领导下联合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民主人士的广泛统一战线，这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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