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和他的《邓小平时代》（上）

编者按

《邓小平时代》是美国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先生倾十年之力完成的学术著作，它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中国惊险崎岖的改革开放之路作了全景式的描述。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后受到学术界与读者好评，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引进后在中国内地也成了一本“明星书”——2013年，这本书获得了“2013年度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等十几个奖项。

鲜为人知的是，这本书的引进之路也堪称“惊险崎岖”。本文作者李昕先生系三联书店原总编辑，当年曾代表三联书店争取该书内地版版权，与傅高义见面洽谈。本文讲述了《邓小平时代》一书在内地出版前后的故事，将于今明两天连续刊发，敬请垂注。

我们计划的送审备案分两步走，我又当面向傅先生解释了一遍。傅先生一直耐心地倾听，脸上不时现出会心的微笑。未等我说完，傅先生忽然从椅子上站起来说，“现在我宣布我的决定，这本书交给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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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里的一天，三联的编辑叶彤上楼来到我办公室，一进门劈头就问：“你知道傅高义吗？”

我说：“知道呀，美国哈佛学者，费正清的接班人。”

他又说：“你知道他写了一本关于邓小平的传记吗？”

这我真不知道，孤陋寡闻了。

叶彤手里拿着一本封面印着邓小平头像的英文书，那是他从王府井外文书店买来的，书名是《DengXiaopingandTheTransformationofChina》（直译为《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说这书是哈佛大学出版社今年9月刚刚出版的。他已经看完了，觉得很棒，又到网上查了一下，发现这本书在美国也很受重视和好评。很多政界名人包括前总统卡特和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等都在推荐它。

“这书三联可不可以出版呀？”叶彤问我。我的直觉是有戏，很有戏。但是还需要论证一下。

叶彤同时还告诉我，这本书的中文繁体字版权已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甘琦拿走了，简体字版权也由甘琦代为联络。因为甘琦需要请专家做翻译，找三联学术分社社长舒炜帮忙，曾经把英文原稿交给舒炜看过。

后来我问过舒炜，你第一时间看到英文原稿，为什么没有提出要出版这本书？他回答说，这本书他也觉得写得不错，但是外国学者写中国领导人的传记，观察角度、使用的材料和阐发的观点，在国内都不一定得到认可。所以他想等等，听听反映再说。现在既然在国外已有这么多好评，这么大反响，或许我们可以试试。

我对叶彤说，请他和甘琦联络一下，就说三联有这个意向。

谁知甘琦回电话说，“你们早干什么了，现在才来谈意向？国内已经有将近30家出版社在竞争这本书的版权。这事我是要公事公办的。别家出版社都认认真真地写了策划书，你们要参与竞争，口头上说说不行，要动真格的，至少得报个价吧。”

我们一时有些发懵。完全没有想到形势如此严峻。我把这事拿到三联的店务会上讨论，总经理樊希安很重视，当即决定成立一个三人的编辑策划项目组，由我负责，舒炜、叶彤参加，要用积极的姿态争取这本书的版权。

我们研究，觉得这毕竟是一本学术著作，虽然有畅销潜力，但是也不能太冒险，于是决定按首印30万册报价。

写策划书的任务，就落到叶彤身上。他把傅高义先生过去的著作都找来研究了一下，写了大约1万字，编辑、出版、推广、营销几个环节，都涉及了。

策划书由甘琦转给傅高义过目。那些天傅高义很忙，他在比较这30家出版社的优劣，各出版社的材料，看了一份又一份。看到三联的策划书，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没有想到三联的编辑对我了解这么多。”

甘琦把这句话转达给我们，使我们信心大增。但是没过几日，香港方面又传来消息，说中文大学出版社对参与竞争版权的30家内地出版社做了第一轮筛选，用内部投票的办法，选出5家出版社进入第二轮。三联入选了，但是排在第二位，因为我们报价首印30万册，是5家出版社中最低的。这又让我们压力增大。

这时我们已经抱定了志在必得的信念。但是要拿到版权，就靠拼印数吗？我们估计到已经有人报出首印50万，我们要不要报60万？如果别人也报60万甚至更多怎么办？

我们三人琢磨，还是要以策略取胜。我们分析了作者的心理，觉得他目前最焦虑的问题，不是谁的印数多谁的印数少，而是他的著作在中国内地出版时会是什么面貌。作为一位西方独立学者，他一定非常担心他的著作在中国出版时被改动，他的意思被曲解。正巧在这时，香港方面要求我们入围第二轮的5家出版社针对书的内容，写一份编辑设想。

我们猜测，傅高义先生是想知道我们将会如何删改他的著作。

但这本书因为内容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有关规定，这是重大选题，需要送上级主管部门备案。所谓“备案”，就是要由专门的审稿部门的专家审稿。删不删，删什么，删多少不能由我们自己决定。于是，我们三人小组研究了一下，根据目前内地的一般出版标准，也根据我们对于这类图书的出版经验，我们做了各种揣测，区分各种可能性。

我提出，这本书的情况极为特殊，为了避免出现备案后最终不能获得出版许可的情况，我们要把准备工作做足，这就要在正式备案之前，修改出一个大体能被上级主管单位聘请的专家接受的书稿。我建议，先把书稿中的一些关键内容，提前送给邓小平研究的有关专家看看。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我们先改一遍，然后再正式备案，以便提高成功的概率。

那几天正逢2012年元旦。我利用元旦假期，为傅高义先生写出了一份《编辑设想》。在这份材料中，我直言告知傅高义先生，这本书在中国内地出版，肯定需要经过有关专家审稿后认定，但以我们的出版经验，专家们审稿可能会提出这样几类问题：

一是资料来源不被认可，书中很多材料引自港台出版物，这些出版物中有些材料真伪莫辨；二是有些论述，把党内高层的思想矛盾解释成个人权力斗争，带有主观臆测成分；三是书中涉及一些既无法核实又不便于披露的高层内幕；四是有些话题，目前为了国内政治稳定以不触及为宜。每种情况我们都举出一些例子。

我告诉作者，可以预见这本书出版前肯定需要删减内容，我们的原则有五条：

一、能不动就不动；

二、改动不伤害原意，以删为主不修改内容；

三、尽量以改动个别字词解决问题，避免大段删动；

四、编辑处理此类问题前应征求作者同意；

五、宁可壮士断臂，不必削足适履。

关于第五条，意思是不必勉强为了保留一些章节就把一些显示作者独立学术立场的言论一律删掉，以至造成读者和学术界对作者的误解。

这篇文稿总共1万字，大约10页纸。据说，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上海的一家出版社狠下功夫，竟然写了44页纸。

但是三联的这份材料，再次得到傅高义先生和甘琦的好评。他们觉得三联把问题说透了，把解决问题的方案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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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时开始，傅高义和甘琦的天平倾向了三联。原本他们倾向于选择上海一家出版社，因为那家出版社过去出版过《江泽民传》，有比较成熟的运作经验，而且有世纪出版集团总裁亲自出面，帮助争取版权。但是看到我们的编辑设想以后，他们把注意力扭转过来了。

这份编辑设想决定了三联进入第三轮。甘琦让我们和上海那家出版社的代表一起到香港去和傅高义先生面谈。据说背后还有第三家在做准备，那就是代表社科文献出版社的民营出版人尚宏科，他在美国已经接触过傅先生，并直接做出了最高的报价。他这次不来面谈，是在等待傅先生对我们和上海的出版社都不满意时卷土重来。

去香港，三联是我和叶彤前往，上海那边总编辑没有拿到通行证，只去了一位编辑室主任。

我们1月17日到香港，当晚急着约见甘琦，可她太忙，一再把时间往后推，11点才到达，在酒店露天咖啡厅和我们小坐。我问，此番竞争三联有多少胜算？她守口如瓶，一再表示傅高义明天要亲自谈，嘱咐她不要讲话，她如释重负，因为不需要她参与做决定了，不必得罪朋友了。她说，我们和上海两家的材料，傅先生今晚还要再看一遍，这件事太大，明天仍然不会做出决定，他要慎重考虑，在后天回美国上飞机以前，才正式宣布他的决定。

甘琦的话让我感觉不托底。我问时间怎么安排，甘琦说傅先生明天下午四至六点在中文大学讲演，六点半至八点和上海的人一起吃晚饭，边吃边谈；八点至九点半，傅先生准备和我们一起喝咖啡。我有些担心这样的安排会不会对上海方面有利？但因为“最后谈”是我老早对甘琦提的请求，她是按我的意思安排的，我也不便说什么。我问甘琦，会谈时应注意什么，她不答，只说傅高义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出不出内地版，二是由谁来出。所以别光讲三联有什么优势，更重要的是鼓励他，坚定他在内地出版的信心。最后甘琦笑说，傅先生这次来港把见你们当作一件大事。他收到董建华请吃饭的帖子，都二话没说就回掉了，只是为了见你们！我发现甘琦真是精明，她给傅先生做代理人真是太合适了。

第二天晚上，与傅先生的谈话比我们想的轻松。这位老人和蔼慈祥，却又幽默风趣，性格非常开朗，令人感到亲切。80岁了，精神头儿和年青人无异，爱笑，更爱和人逗着玩。一见面，就让我们全无拘束感，坐下来就像老朋友聊天一样说话。

谈话开始时甘琦默坐一边，拿个本子做记录，像个书记员，这是他们之间昨天的约定，但傅高义不时嘻嘻哈哈地与她讲几句，她也便不能不讲话，于是便成了大家一起聊。但是一进入正题，我就立刻感觉到，我们没有以拼命抬高报价来竞争版权是对的。因为傅先生开头就说，他已经80多岁了，挣的钱已经够用了，不需要更多的钱。如果出版内地版，他会把全部版税捐掉。然后他讲到美国学术界对他的压力，说这本书尽管他自己认为是力求客观的，但是仍然有一批右翼学者认为他讨好中国政府，所以如果这本书在中国内地出版，被片面地删改，成为一面之词，那么他在美国肯定会受到更多的攻击。所以出还是不出，他要根据删改的情况做决定。

在谈话中，我们重点阐述的是两点：一是这本书一定要出内地版，二是内地版一定要三联来出。

我首先强调了这本书对中国读者的特殊价值，谁知傅先生也正想说我准备说的话：关于邓小平，他的书是独一无二的。我说英国作者伊文思的书与他的书不可比，他完全赞同，并说伊文思自己也这么说。由此我发现这老人其实是很自信的。我又说我们做出版的人心目中有个理想，就是要用书参与推动历史进步，这本书符合我们的理想，何况又在邓小平南方讲话20年及中共十八大前夕，中共理论家需要总结和进一步阐发邓理论之时，这本书的出版对未来中国的改革发展可能会有重要影响。傅先生听了很高兴。因此我强调，这本书不出内地版太可惜了。我说，“要让这本书参与历史，只有在中国出版，而仅仅在海外出版是做不到的。”傅表示同意，并说果真能有这样的效果，正是他所期望的。

我对他说，在中国内地由哪家出版社出版此书，也值得慎重选择。一般来说，这类书籍适合在一家具有学术文化出版传统、品牌响亮、读者口碑好的出版社出版。考虑到作者的特殊地位和内容方面需要备案的特殊情况，我们认为这本书既不适合安排在纯官方的出版社（容易被误认为是代表官方的声音），也不宜放在完全没有上层背景的出版社（容易被误认为是没有得到官方认可的出版物）。为此建议傅高义先生考虑三联书店。因为三联书店既是中央直属的国家级出版社，同时它的品牌又有一定独立性和民间色彩，被海内外读者广泛认同。同时我们认为，这本书放在三联出版，对于解决此书备案及出版后宣传推广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或疑难问题，应是大有益处的。

傅先生边听边点头。其实这时他对于三联已是心中有数。后来我们听说，傅先生到港后，见到他的朋友、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陈方正，便问，中国内地的出版社，你看是哪一家最好？陈方正知道他是为《邓小平时代》出版做咨询，就极力向他推荐三联。现在我这样介绍三联，他大概可以认为是实事求是的。

至于我们计划的送审备案分两步走，我又当面向傅先生解释了一遍。傅先生一直耐心地倾听，脸上不时现出会心的微笑。未等我说完，傅先生忽然从椅子上站起来说，“现在我宣布我的决定，这本书交给三联书店出版。”我和叶彤喜出望外，立时起身与傅先生握手庆祝。

事情一确定下来，大家的话题立刻变成商谈合作条件。甘琦摇身一变成为傅先生的经纪人。最后决定合同就按我们首印或50万，或40万来处。我们对这个结果已经非常满意，因为我们没有依靠额外提高报价，就把版权拿到了。这时甘琦问，内地版的翻译费怎么支付？我知道香港中文大学为聘请中文翻译大约花了18万元，随口就说，三联分摊三分之一，6万元，甘琦没说什么就同意了。我计算这6万元大约占三联版码洋千分之一点几，根本无足轻重。可是谁知后来甘琦给叶彤来信说，当时她预期我只可以支付3万元的翻译费！我无意之中送了她一个大礼，她马上拿这笔意外之财给傅先生买了很多礼物。

那一晚，是我们与傅高义先生的第一次结缘。谈话结束时，傅先生送我们到门口，握着我的手说，我很欣赏你们的“权术”。我知道，这位汉学专家，这次措辞有些不准确，他想说的是很欣赏我们的“策略”。他可能也察觉到了自己的口误，我们相视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