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见朝霞红胜火 更伴彩云万里行——访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

社长 潘凯雄(左三),党委书记兼副社长 刘国辉(右一),总编辑 管士光(左二),副社长兼党委副书记 刘献文(左一),副总编辑 肖丽媛(左四),副总编辑 曹剑(右二)

成立于1951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于近日迎来了她60岁的生日。对于数以亿计的“读着人文版图书长大”的读者而言,能够见证她第一个甲子的“硕果累累 文脉悠悠”,这无疑是一种幸运;对于个性鲜明的作家文艺家而言,与讲文学讲质量讲信用的人文社结缘、同行,是一种幸运;对于新中国文学事业、出版事业乃至国家文化事业而言,有一个始终保持着高品位高素质优良作风的人文社,也是一大幸事。

然而在各界的齐声祝福和热切关注中,这艘经历了60年风雨的文学旗舰社、新中国最早的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依然保持着一份难得的冷静,他们说:“一个甲子的光荣铸造成了历史,而新梦想的实现还有赖于扎实的耕耘。”这样的他们,一如地处北京闹市区的人文社大楼,在窗外白云苍狗、车水马龙的映衬下,愈发显得安定淡然。

回顾,为了行得更远

“60年,对人文社而言是一个值得好好总结的节点。”以这句话开头,潘凯雄社长将人文社60年的发展历史娓娓道来。

195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于北京创建,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同志为人文社定下了“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出版方针。其宗旨和定位是以繁荣文化出版事业、加强国家的文化建设为己任,注重图书出版的系统性和多层次结构,兼容并蓄,力求比较全面地反映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成果。

在1949-1966年新中国成立的最初17年里,人文社推出了包括“苏联文艺丛书”、“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等在内的一大批优秀作品,并着力组织培育新的作家和新的作品,为推动新中国文学事业的顺利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文革”十年中,人文社和整个国家一样遭遇了发展的曲折,但在艰苦的环境中,仍出版了一批被称为“黄皮书”的“内部发行”图书,如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客观上为中国了解世界打开了一扇窗口。

从改革开放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大变化,各项事业开始复苏兴盛。在这乍暖还寒的时候,人文社组织召开了“全国部分中长篇小说作家座谈会”,会上发出了很强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声音;同时,人文社主办的《新文学史料》杂志刊出大量的名家回忆录,让长期被压制的作家露面。这些可贵的信号,使得一些作家在组织上获得平反之前先在文学上得到了解放和平反,文学界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后来的拨乱反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幕徐徐拉开,人文社也开始了与时代同行的转型阶段,一方面坚持着自己的优良传统,一方面也在与市场接轨上进行有益的尝试。

进入新世纪后,人文社步入了高速发展时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和积累,人文社除了在出版门类齐全、结构完整上罕有匹敌外,在细分市场、开发资源方面也有新的发展,教材出版中心、少儿读物编辑室的设立,体现了人文社的市场开拓精神。

60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出版图书12655种,发行10亿册,经济总量成倍增长,文艺类图书市场占有率、动销品种数量持续稳居中国文学出版之冠,积累了丰厚的出版资源,锻炼出了一支实力雄厚的人才队伍。

简单介绍过人文社发展史后,潘凯雄总结道,60年来,人文社发展的最大特点是既有“不变”的地方,也有“变”的地方。不变的是几代出版人坚守的“把出版当文化来做”的文化追求和担当;而“变”是指随着时代前行的步伐不断进行自我的超越。既有坚守又不断创新,这不仅是人文社发展的核心,而且对于今天的出版业也是一种借鉴。

近日,为庆祝建社60周年,人文社组织了包括“微博觅书香”等在内的一系列社庆活动。潘凯雄解释说,举办社庆活动有三种意义:一是出版社自我反省、总结的需要;二是期望通过反省总结,给出版业以借鉴和启示;三是作为企业,这也是市场营销和品牌推广的需要。——坚守而不拘泥的人文社特色也映射在如何对待社庆活动上。

勤思敏行,两条腿走路

一个国家级的文学出版社,拥有60年的历史,一直被公众认为成就卓越,至今仍具有不断进取的强劲势头,人文社赖以持续发展的优势是什么?那就是“既有坚守又不断创新”的核心精神,具体点说即坚持以国家文化建设为己任的出版宗旨、坚持以主流文化为主导兼容并包的文化态度、坚持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以及坚持打造高素质的人才队伍。而这些优势的形成根源于人文社人那种“低头赶路,不忘抬头看天”“思行合一”的特点,这种特点在潘凯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作为文学评论家和职业出版人,潘凯雄对文学阅读有独特理解,对出版市场尽量清醒把握,再加上基于自身性格而形成的认真负责和勤于思考,这些因素赋予了他和他的同事们共同驾驶人文社这艘大船乘风破浪稳稳前行的能力。

对于从立社之初延续至今的“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出版方针,潘凯雄这样理解:“古今中外”指的是出版范围,人文社出版的文学图书囊括古今中外的优秀成果;“提高为主”,强调的是文学品位、文化价值,这是几代人文社人坚持的基本原则。

“我们有自己的文化追求”,潘凯雄说。凭借雄厚的出版资源,目前人文社的出版思路有两条:一是不断开发原创新作,包括力推本土优秀原创新作和引进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优秀作品;二是不断以创新精神激活既有出版资源。

出版社是文化企业,肩负着为人类生产精神食粮的重任,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又必须赢利。在如何看待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上,潘凯雄说,“文学出版属大众出版,对大众出版而言,没有经济效益就没有社会效益,但有经济效益不一定有好的社会效益。”“我们一直有个基本的判断,那就是社会效益是基本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必须追求两个效益的统一,不作任何片面的理解。”

除了对两个效益持理性辩证的态度,在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出版社坚守与创新等问题上,潘凯雄也保持着理性的立场。

客观地讲,数字化技术推动着社会进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这些对作品的内容也必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不是“谁吃谁”的关系,传统出版完全可以借助新的形式发展,未来必定会出现融合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的新的形态。因此,出版社要理性正视和高度重视数字时代的到来。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数字出版必须谨慎应对由“井喷”式发展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严格意义上说,网络上海量上传的“作品”不能一概谓之为出版。“出版是什么?出版的本质是文化普及、文化传播和文化积累,它的基本权利是一种选择,离开了这一点,就谈不上出版。”潘凯雄这样坚持,他说:“真正的出版从来就是脚踏实地地务实,与忽悠绝对格格不入。”“十一五”时期是我国新闻出版业大发展的时期。但在这种繁荣背后,潘凯雄还看到了“单品种效益下滑、同质化现象严重”的隐忧,“文化的价值不能单纯地用GDP和数字来考量”,企业应当在坚守文化责任的前提下做强做大。在当前略显浮躁的市场环境中,人文社的这种坚持和探索弥足珍贵。

独乐阅,不如与众乐

说起人文社发展史如数家珍,提及出版业侃侃如也;对与人文社结缘的当代作家不轻易臧否评论,视作者读者如上帝般尊重;当说到自己,却只有“在其位谋其政”几字而已——作家余华评价潘凯雄“在沉稳里能让别人信任他。”我想,潘凯雄是用他的真诚、谦逊和友好赢得大家的普遍信任。

60年来,人文社一直和作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与他们“尊重作者、服务作者”的企业文化有关。潘凯雄说:“出版社有两个上帝:一个是作者,一个是读者,出版社不过是在中间架起的一座桥梁。一家出版社的成功,离不开这两头的支持,缺任何一头,都是做不好的。”“尊重作者、服务作者”不是一句空话,它不仅是人文社员工入社教育的重要内容,而且有相应的制度保障。相比于有的出版社5~7天就能出一本书,人文社有能力却不这么做,到现在为止,仍严格执行选题论证制和三校一读制:“我们要保证基本环节,比如说三个校对的环节加上一个通读的环节,一个不省。”“文学作品要有精品意识,这个精品是全方位的,既有对作品的判断、选择,也包括作品的制作过程。”

高素质的编辑人才是人文社多出精品的又一保障。曾经,冯雪峰、巴人、严文井、韦君宜、秦兆阳、孙用、聂绀弩、绿原……这些人文社的著名编辑凭借一部部好作品将自己的名字镌刻在了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历史上。在新时代,“什么样的编辑是作者最喜欢的?那就是能够和他们进行平等、专业交流的人。”“我从来主张: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除严格生产管理流程,潘凯雄还要求编辑有较高的素养,能够和作者进行专业的交流,在各方面为作者服务。

信任是相互的,真诚的人文社也赢得了作家的感激和信任。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尘埃落定》的作者阿来是从人文社开始他的“好运”的。值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60年,他借助本报将其多年都“没好意思”表达的感激之情和盘道出:“文坛有歪风邪气,但是,事情总有例外,我自己就经历了这样的意外。”“其实,我内心是非常感谢他们的。报答的方式就是认真写作。”他最后说:“祝有更多的好书、好作家从人文社出来。看看架上书,至少1/5是人文社出版。”人文社在作家和读者心目中的重要位置于此可见一斑。

爱阅读、爱出版的潘凯雄走上管理岗位后也没放下审稿编辑工作,堪称人文版图书的“职业阅读者”。面对一些人的艳羡:“你们这个工作就是看书,真好啊!”潘凯雄只能报以苦笑,他说:职业阅读不好玩。这于个人性情而言常常是苦乐参半,甚至有时候会开玩笑说“看稿都看恶心了”。但无论是从个人责任感还是职业需要出发,潘凯雄都不允许自己因为审美疲劳而有所懈怠:“至少做到问心无愧。”因此,尽管对“支上一把躺椅、沏上一杯香茗、捧上一本自己喜爱的闲书”这种悠悠哉、陶陶然的惬意情景无限神往,潘凯雄现在也只能继续着这种“不好玩”的职业阅读。于他虽无奈,于作者和读者却未必如此。

新中国的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这里筑成了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如今人民文学出版社度过了她的60岁生日。以几代人文社人绘出的绚烂为背景,今天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又踏上了新的征程,凭借可贵的智慧和真诚,他们必将在新中国文学出版发展史上留下光辉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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