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费兰特《烦人的爱》：逃离之后，如何和解

“五月二十日，我生日的那天夜里，我母亲淹死在距离明图尔诺镇几公里一个叫‘破风’的地方。”淡然、平静与悬疑，这是《烦人的爱》的开篇。

《烦人的爱》是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于1992年发表的首部作品（202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引入中文版），被视为“那不勒斯四部曲”的隐秘源头，曾获意大利文坛重磅奖项艾尔莎·莫兰黛奖。小说开头部分首先交代了母亲在“我”（黛莉亚）生日当天淹死的离奇事件，一系列疑问随之产生：母亲为何会在“我”生日当天淹死？这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她死亡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小说顺着这些疑问，以“我”调查母亲阿玛利娅离奇死亡的原因为线索，从现实追溯至过去，在探究“谜题”的过程中表现了两代人的相似处境与无奈共鸣。

为了解开阿玛利娅死亡的谜团，女儿黛莉亚必须尽可能勾勒母亲的经历，并从中寻找重要线索。阿玛利娅的人生轨迹就此呈现：她是一位性格外向开朗、爱笑又喜欢打扮的女士，自少年起就以缝纫为生，与丈夫相识在家附近的阴凉隧道。然而这段婚姻并没有给她带来更多的幸福，丈夫的管束与暴力给本就困苦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与此同时，亲生哥哥站在一旁冷眼相观，邻居卡塞尔塔则始终带着变态的痴念迫害着她。然而阿玛利娅没有一味屈服，不断进行着隐秘的抗争，如通过收下其他男人赠送的鲜花、诗集等物品来报复丈夫。直至二十多年前，她选择了与丈夫分开，带着三个女儿在老城区找到一套小公寓居住，晚年则独自寓居于此，直至死亡。

小说在展现阿玛利娅生前故事的同时，也描绘出复杂的母女纠葛，而这也是《烦人的爱》着重刻画的部分。

幼年的“我”十分依恋母亲，但是这种痴迷却给她造成了伤害。“我”一直认为，“母亲的身体里带着一种原罪”，她生下“我”就是为了抛弃“我”，让“我”独自面对这个荒诞、混乱的世界，因此“我”无比渴望母亲留在身边，企图以此获得她的所有；而当母亲不遂“我”愿时，“我”就会通过伤害她或自己来宣泄不满。这是孩童对于母亲的依赖与仰慕，也是逐渐走向偏执的极端占有欲。为此，童年的“我”不惜将自己受到猥亵的经历移植到母亲与卡塞尔塔偷情的幻想故事中，并将谎言有声有色地讲给了父亲，却直接将母亲推到了万劫不复之地。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母亲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父亲对母亲的残忍殴打、母亲时而忍受时而“放纵”的分裂状态与幼年谎言的愧疚始终在“我”的内心盘旋，这导致成年的“我”毅然放弃曾经的迷恋，甚至生发出逃离的冲动，执着于抹去母亲留下的痕迹。从不婚、不育到否认自己与她长相相似的事实，“我”试图通过一切方式来遗忘母亲，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母亲死亡之后。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小说结尾部分。当“我”重新回到潮湿的地下室，黑暗中，被空间形塑的记忆不断涌现，迫使“我”直面始终逃避的谎言。“我”不得不承认，自己与丧失人性的父亲一样，是制造苦难的罪魁祸首，根本无权指责母亲在压抑处境中的艰难生活，只觉同情与愧疚。直面之后便是和解，是与自己和解，也是与母亲和解，最终“我”穿上了曾经恐惧的蓝色套装（因为母亲当时穿上这套衣服便意味着离开我），希望以此延续母亲过去为数不多光鲜亮丽的时刻。

从整部作品来看，“我”最后能够理解母亲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童年谎言的面对，更在于，虽然“我”在这些年来不断试图逃离母亲的阴霾，过上与她不同的生活，但是现实生活的经历让“我”清晰地认识到，“我们”母女面对着同样的困境与难题。无论是父亲始终如一的蔑视，还是电车上男子无休止的骚扰，抑或是其他人在不知何时以各种方式施行的侵犯，作为女性，根本无法杜绝生活中来自异性乃至同性的恶意。于是母亲才会在“我”的眼中呈现出一种分裂的状态，她只能在脱离掌控之时不再作为妻子、妹妹或母亲，短暂地成为她自己，只能以游戏的态度对待伤害她的人，苦中作乐。阿玛利娅曾经的生存困境与“我”的现实遭遇联系在一起，境遇的相似使“我”终于与母亲产生了共鸣，理解她曾经的苦难生活，也想为她做些什么来弥补自己的过错，即使她已经死亡。

由此，作者埃莱娜·费兰特以“我”作为小说中的核心人物，透过“我”的视角刻画出母亲阿玛利娅充满苦难与束缚的一生，并借此展现出两代人复杂的恩怨纠葛。

作为女儿，“我”在叙述的过程中自然维护母亲，何况父亲的所作所为实在无法令人忍耐，母亲浑身是血的悲惨模样让我觉得，“父亲对她下手那么狠，他真应该在早晨出去，在外面被火烧死，被车子压死，被水淹死。”其实不止这一处，小说全文许多地方都渗透着“我”的声音，表现出“我”对母亲的支持与同情。

进一步设想，这种声音不仅出现在事件之外的旁观者的评论中，也极有可能掺杂在貌似客观的事件讲述里，于是“我”的视角便具有了一种不可靠性。这种不可靠性在小说中有迹可循：在描述幼年的自己偷听到母亲谈论自己与“情人”卡塞尔塔亲吻时，“我”使用的前提是“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在勾勒母亲生前的旅行时，“我”多次使用了“也许”“例如”“或者”等词语进行设想。可见，不论是对于童年时期回忆片段的描摹，还是有关母亲死亡前经历的想象，都充满了主观色彩，基于“我”个人的勾连与判断。作者将这部分表示“可能”的词汇与后面的故事联系在一起，使“我”对事实叙述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判断也随之失去的立足的根基，尽管它们依然会影响读者的思考。事实上，“我”曾亲口承认：“在不同情况下，我只是说出了那些对我有用的事，我每次都在审时度势，决定说什么、不说什么。”因此，“我”的叙述虽然有意识地维护了母亲，但更是在下意识地维护自己，谎言就是这一思维的产物，小说中诸多事实的编织也是相关情况下的特定叙述。切实的证据并不存在，这使得故事变得扑朔迷离，小说的多解性随之浮现，难度与趣味丛生。

于是，读者可以沿循“我”的逻辑进行理解，也可以超越主人公的视角自己还原。在这种语境下，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阿玛利娅为何在“我”生日当天，仅穿着一件精致的胸罩投海自尽？小说中的“我”知道自己的猜想并不能令人信服，所以直接给出了两个假设，其一是“一个年老的女人假装年轻，为了取悦一个年老的男人。她决定裸泳，但她已经喝醉了，距离岸边太远了，最后淹死了”；其二是，阿玛利娅为了逃脱卡塞尔塔的追赶与掌控，选择跳入水中。然而在笔者看来，阿玛利娅极有可能无法接受是女儿的“揭发”导致她不断遭受暴力的事实，在伤心痛苦的情况下做出了极端选择，否则无法解释她为何要在自杀前穿上为女儿精心准备的生日礼物。阿玛利娅此行的目的就是前往罗马为女儿庆生，准备了精美的内衣、睡衣和两条裙子作为生日礼物，大概是希望女儿实现自己年轻时未曾实现的愿望，穿上美丽的衣服，尽情展现自我。当她得知女儿谎言的真相，便打消了赠送的念头。对女儿的失望、对自身处境的绝望，是推动她走向死亡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小说最后“我”与母亲的和解，也是母亲死后女儿的单方面行为，是一种“没有和解的和解”，阿玛利娅的思绪情感则永远定格在死亡那一刻。

《烦人的爱》选择通过“我”的声音进行描述，在诉说两代人纠葛的同时，也掩饰了自己生活中的欲说还休，那些“看不见”的部分经由作者的设置而呈现出更复杂的母女镜像关系。恩怨情仇二元对立式的问题只是人类世界最表层，幽微的人性之下隐藏着难以厘清的纠结缠绕，如何清晰地呈现这一现实中的隐匿向来是文学面对的难题。埃莱娜·费兰特在主人公身上“记忆迷宫”的巧妙构思，使小说弥漫着不可知的迷雾，而那些无法自圆其说的破绽，正是光照射进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