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秦蕙田所主纂的《五礼通考》268卷，分吉、嘉、宾、军、凶礼五大类，上自先秦，下讫当时，以《三礼》为核心，广泛徵引历代经史四部之说为佐证，纵横梳理，类例详明，纠谬补阙，时出己见，成为当时礼学研究方面集大成式的重要著述。但近三百年来，迄无点校整理之本，诚为憾事！然在去年年底，我们终于捧到了由南京师范大学方向东、王锷两位教授主持校勘、中华书局出版的皇皇二十巨册整理本《五礼通考》，不仅弥补了我们的缺憾，也给令人焦虑煎熬的庚子大灾之年之岁尾，增添了一份难得的喜气与吉瑞。
要董理《五礼通考》这样卷帙庞大的礼学文献，危乎难哉！综括而论，实有四难：礼文繁杂，晦涩难通，其难一；礼学文献关涉过广，无所不包，其难二；精研《三礼》，疏通考核的专家，如凤毛麟角，其难三；而即便有一二通礼之家，也不愿意耗日费时，花十数年时间来整理一部著述，其难四也。这就是《五礼通考》虽然为学术界所亟需，但却迟迟没有整理本椠行的主要原因。
研治礼学，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节文威仪，委曲繁重。即如《五礼通考》中“嘉礼”类中，如尊亲、饮食、冠、昏、飨燕、射、乡饮酒诸礼，凡豆俎簠簋、匏竹钟鼓、奠祭盥洗、揖让升降、拜跪坐兴、缓徐趋疾等仪节，既少图例可参，又无录像可凭，可谓纷如乱丝，迷如密雾。而礼文之中，往往是一字一套动作，一字一个位置，一字一种仪节，一字一件礼器，点校此类礼文，须有大量的一字句、二字句、三字句，才能分得清楚，辨得明白，这是礼学文献独有的特殊句型。整理者在处理这些文句时，稍有不慎，即或粘连不分，或破句错点，导致仪节紊乱，懵懂难解，其慎惧兢兢、瞻前顾后之狼狈可知。
礼学文献还有一大特征，就是瀚海无涘，无所不包。钱玄先生曾感慨地说“三礼之学，实即研究上古文化史之学”。《五礼通考》的内容，实际几乎囊括了天地鬼神、人生百态与世间万物之一切，而且远自往古，下止当代，上自王朝，下逮民俗，兼容并蓄，无所不备。不仅如此，《四库全书总目》还说《通考》“以‘乐律’附于《吉礼》‘宗庙制度’之后，以‘天文推步勾股割圆’，立‘观象授时’一题统之，以古今州国、都邑、山川、地名立‘体国经野’一题统之，并载入《嘉礼》，非‘五礼’所应该，不免有炫博之意”。因此，《五礼通考》做为一部礼学史与资料集兼具的著述，其“五礼”之所含，显然更为广博庞杂，无所不蓄，俨然百科全书，这对整理者水平的要求，可以说近乎酷苛矣。
我们如果推测秦蕙田之原意，也不一定非要“炫博”，当时戴震参加了《五礼通考》的编纂，戴氏遂将其师江永《推步法解》与自家所著《勾股割圜记》一并纂入其中，秦氏设“观象授时”一类，很可能是受戴震影响所致，这一方面说明秦蕙田善于吸收当时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无疑给后人整理《五礼通考》平添了难度。因为《推步法解》与《勾股割圜记》是专门研究天文算学的专著，如戴书上篇介绍三角八线与平三角形解法，中篇为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下篇为球面斜三角形解法。戴震与钱大昕当时都力主“西学中源”，而且“中优于西”，即所谓“以勾股御三角”。为了给中国传统数学争天下，戴氏还自创了一套术语，有意与西学立异，如他的题目“知一觚两距，两距在觚之左右，求对觚之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在球面上已知一角与两边，求对边之值；或已知两角夹一边，求对角之值”。此类文句，犹如天书，令人昏昏，何况戴氏书中，本身就有不少的错讹与缺漏，要标点整理这样的书籍，其难度又可想而知。
那么，为什么是方向东、王锷二位教授啃下了这块硬骨头，这当然是有原因的。江苏向来是人文渊薮之地，即以清代而论，南京、扬州、常州等地的钟山、紫阳、娄东诸书院，在卢文弨、钱大昕等大师的引领下，培植了大量的经学人才。绵延至近现代，南京师范大学前辈学者如段熙仲、钱玄等先生，皆为礼学名家。方向东教授师承徐复先生与钱玄先生，倾心向古，礼学为长，所著如《大戴礼记汇校集解》《〈大戴礼记〉译注》等，为学界所重。王锷教授早岁在西北师范大学从业师李教授庆善先生游，又随赵逵夫先生攻读博士学位，钻弥礼学，曾与陕西师范大学诸贤合作纂《十三经辞典》，成《三礼研究论著提要》。调至南师大工作后，更是承继先风，发挥所长，近年先后成《〈礼记〉成书考》《〈礼记〉版本研究》《〈礼记〉郑注汇校》《曲礼注疏长编》等，可谓是风生水起而著述满家矣。
南师大既有礼学研究传统，王锷兄与方向东教授同味同好，遂相约点勘《五礼通考》。方、王二氏，皆不追时髦，不喜声华。方兄所嗜，唯在校勘礼经，若左手握杯，右手执笔，薄酒和墨，丹黄涂乙，则不啻为羲皇上人。王锷兄在随园开“学礼堂”，与门下生执礼演仪，涵咏其中。《五礼通考》历经十余年才椠行面世，正是方、王二兄矻矻孜孜、持续发力的结果，也是他们与高弟子研讨汇校的集体结晶。而年轻一代如瞿林江、井超、侯婕、杨杰等，也在校勘实践中学有所成，逐渐成为能挑起大梁的学术中坚力量，称南师大为今日礼学研究之重镇，其谁云不然哉！
关于《五礼通考》的具体整理工作，让我既惊奇又赞赏的是方向东、王锷二兄竟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究其因由，是在比较诸本优劣后，他们认为《四库》本虽有讳改，但对其他诸本之误，或改正，或补缺，整体质量，远胜于他本，遂果断地用《四库》本为底本，这确实是需要一点勇气与胆量的。
当然，《四库》本多讳改，这是铁的事实，《五礼通考》亦然。对《四库》本因避帝王讳或违碍字而改者，整理者皆据他本，一一改回；而《四库》本其他讹脱衍倒之误，则或据他本改正，或据他书纠谬。对《五礼通考》中大量徵引的其他经史诸书，则逐一核查，以校异同，并出校记，以为依据。凡涉经史四部书名者，皆加书名线；而针对国别、民族、朝代、姓氏、人名、字号、地名等，则标以专名线，这无疑又给整理者平添了无数的工作量，而对读者阅读与理解，却是提供了诸多的便利。
整理古籍，以不变乱底本为原则，《五礼通考》的点校，对底本的行款版式，也是慎之又慎，不轻加变更。如对于秦蕙田原文的顶格、出格、低格等行款版式，因其或寓有深意，或暗示褒贬，故亦做了标识处理，眉目清晰，以便区分，做到最大限度的忠实原书。但底本及他本，原版皆无细目标题，以古人习惯在文后加“右某某某”以统括前文，整理者在文前增加了细目标题，以适应今人阅读习惯。凡标题在目录中与正文中出现不相统一的情况时，整理本皆依正文为定。古籍中目录与正文标题不统一，所在多有，而据我的感观所得，也是正文题目，相对更为准确，所以我也非常赞同《五礼通考》的这一做法。正是由于底本判别准确，凡例制定精当，点校者虽非一人，然皆能贯彻执行，故全书前后一贯，质量上乘，是一部可以信赖的整理本。
如果说《五礼通考》整理本有缺憾，那么我感觉最大的问题就是对底本中所涉辽、金、元时期帝王后妃等名、部族名、属国名、人名、地名、职官名、名物名等，仍依存不改，似属处置失当。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时，对宋、辽、金、元诸史及其他书籍中，凡涉上述诸专用名者，或为改易汉文旧译不雅之字，或据旧译汉字改其谐音，这些改字给阅读《四库》本的读者带来巨大的困惑与干扰，即如《五礼通考》卷247“凶礼二·荒礼”中，《四库》本中如“阿济格”“伊噜勒”“齐哩克昆”“阿南达”“默图”等名，秦蕙田味经窝刻本与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食货志》，均作“阿只吉”“月兒鲁”“怯怜口”“阿难达”“灭秃”等，如果不拿诸书对读，则读者很难判断“齐哩克昆”即“怯怜口”，“默图”即“灭秃”。我揣测整理者是因为此类太多，改不胜改，出校则繁冗芜累，故索性“不一一出校”。那么，如果做特殊处理，用诸如“《四库》本改易辽金元诸专用名称对照表”做为《附录》，置于书后，以便读者参考稽核，既不改字，又便读者，是不是一举两得而两全其美的做法呢。
为方便读者利用，《五礼通考》将钱大昕所撰秦蕙田《墓志铭》作为《附录二》，并置正文之后，极是得当。但如果能将有关秦氏传记中，比较重要的如《满汉名臣传》《清史列传》《清史稿》诸书相关传记一并附上，则会对读者起到更好的参考作用。
《五礼通考》中所涉礼学文献，虽横贯四部，纵穿百代，但所引用之书，多有近今人整理本可参。尽管如此，全书中仍有点校中的破句漏略，如卷246《凶礼一·荒礼》“故有一半散息、一半减粜之，诏以调停之”句，当为“故有一半散息、一半减粜之诏以调停之”（或在诏字下断句）。又如“仍禁奸豪，不许隐情，捏名多买罔利，事发重治”句，当为“仍禁奸豪，不许隐情捏名，多买罔利，事发重治”等。另如专名线如“祝融”、书名线如“二十二史”等，或标或不标，并不统一。凡此之类，诚冀《五礼通考》再版之时，能纠误正讹，拾阙补遗，俾全书更趋完善，则是所愿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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