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不光是讲故事，更是通过故事讲韬略和具体操作。韬略和操作是“术”，它无所谓好坏，关键是要符合“道”，即群体的根本利益，就是所谓“大局”。司马光的功劳是他留下了历史的真实，然而真实故事背后的东西，要读者去仔细解读。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治理传统是历史的产物，或者说是波澜壮阔的历史塑造形成了不同民族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经验。
申商之术：法治建设更具根本意义
尧舜的传承在《尚书》等古文献中构建了以德治国、以能任人的贤能政治传统，经过禹汤文武周公发扬，塑造了中国传统政治中“敬天保民”的政治理念。孔子那个时代已经“礼崩乐坏”，到战国时代，周天子自身难保，已经不能帮任何忙，一切只能靠诸侯们自己。于是，那些游走各国之间的“士”就纷纷献计献策，合纵连横。诸子百家提出的治理模式由此而产生。儒墨道法兵名及阴阳家等为其荦荦大者，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救世主张。
最后成功的是商鞅,他的改革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改革的一个经典案例。改革的必要性与功效性，众所周知。但是改革会重新调节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格局，势必会有强大的反对声音。需要保持定力与持续的推进；此外，如何把改革的刚性与柔性结合起来，也是改革是否成功的关键之一。法家治术，严刑酷法，尊君卑臣。运用得当，迅速解决当下问题，运用不当，就会成为阴谋权术。
我在《治术：周秦汉唐经世之道》的书中列举了战国时期的几个案例，魏文侯治国，儒法并用，构成了中国古代治国用人的微型标本。孔子的孙子子思就用人和决策两个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卓越见解，实际上这也是领导力修炼的核心内容。在君臣关系上，强调权力协商，和而不同、进谏纳谏，要求执政者在重大决策问题上，不搞一言堂。
齐威王是战国时代很有成就的一位君王，他注重选拔优秀人才，各司其职，认识到与人才的宝贵相比，珠宝之类皆粪土耳。在当时有这种认识是相当高明的。齐威王还明辨是非，考察官员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善于倾听臣民的意见，成为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
而战国时期的小国卫国国君卫嗣君想当明君，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不能像齐威王一样用堂堂正正的方式来治国，而采用作秀和钓鱼执法等小手段，没有把握住治国急务，受到当时和后世论者的批评。
申商之术，一重“术”，一重“法”。“法”是法律政令，“术”是领导方法和管理技巧，对于治国理政来说，二者都很重要。但是，申不害以术治国，难逃人存政存、人亡政息的命运。商鞅以法治国，使秦国走上发展强盛的道路。这就说明，申商之学，不在一个层面上，法治建设比领导人技巧提升更具有根本意义。
“霸王道杂之”：传统治理体系之真谛
汉代是中国传统治理结构走向完善并基本定型的时代。秦朝灭亡后，项羽错误地推行分封制，却又不完全是西周体制。拥立楚怀王不甘心，后来干脆杀害；自己称帝好像也不敢，仅称“霸王”而已。这种矫揉造作到底是韩信说的 “妇人之仁”，还是班固说的法不师古？抑或是兼而有之。亡秦之后体制选择的错误，使项羽的路越走越窄。
刘邦则不一样。刘邦在策略上也采取了部分分封制，以争取盟友。但是，战略目标上很明确就是为了取天下，当皇帝。“汉承秦制”，这是需要勇气和见识的。秦亡的原因根本不是郡县制，而是出在具体的制度和政策执行层面，即所谓马上打天下和马下治天下的差别。
汉朝治国之策前后有变。第一变是改变秦朝以吏为师、严刑酷法的管理模式，轻徭薄赋，刑法轻省，山林川泽的资源都与民共享，国家不垄断，尽量少干预民间经济活动，持续地给无地百姓授田，尽量保障耕者有其田，百工乐其业，财货畅其流。于是汉初60年，经济恢复增长十分迅速。“无为而治”“萧规曹随”成为治理佳话。前者是说，官府不要过多干预百姓发财，政策越宽松越好；后者是说，政策框架确定之后就不要轻易更改，前任的措施得到后任遵行继续执行就好，不要总是另起炉灶各搞一套。
有利就有弊，有得就有失，很难两全其美，关键要与时俱进，权衡利弊。汉初放任的经济政策和社会管理政策的负面后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显现出来了。一是贫富分化，二是道德滑坡。大家都只是在忙钱。于是“豪强武断于乡曲”，不法分子为非作歹，鱼肉百姓。更为严重的，汉初分封的诸侯作奸犯科，无视中央法律；全国各地财政状况不平衡，中央也无权调节,所有这些都危害到汉朝的统治秩序。当汉武帝登基，试图进一步改变尾大不掉的局面，导致了汉朝治理制度的第二次大变化。
汉武帝的治理措施包括三个方面，涵盖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三大领域。一是在政治制度上完善各项适应大一统中央集权的体制。在继续削弱诸侯权力的同时，采取措施强化中央集权。在中央设立中朝（中尚书），协助皇帝处理各类公文。在地方，将首都以外地区分设为十三部州，派出“刺史”督察各地政府官吏。
汉武帝措施的第二个方面是国家收回对于山林川泽的管理权，设立国营企业垄断盐铁等贸易，甚至在财政吃紧的时候扩大征收财产税，奖励举报为逃税而隐瞒财产的行为。其结果是暂时地解决了由于打匈奴、开西域等而导致的财政吃紧问题，却损害了汉朝的经济生态。
汉武帝措施的第三个方面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革新。这一重大举措不仅有加强大一统帝国的现实需求，也回应了自先秦以来诸子百家寻求治理方略的探索。汉武帝时代的儒术，有“儒”有“术”，即既有儒家的君臣大义，又不排斥吸纳诸子（法家、道家、兵家等）在治术上的一家之长。汉宣帝后来说，汉家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不可纯粹用儒生治国。可以说是道出了真谛。
以史为鉴：关键要符合“道”
中国历史上很多问题，一定要从“道”的角度来理解，而不能仅仅从个人利益、或者拘泥规则上来谈。我们在读史的时候，很多问题要从这个角度来读。我在《治术：周秦汉唐的经世之道》上解读了蔺相如和廉颇“将相和”的故事。故事的结尾是廉颇负荆请罪，那么故事的原初是什么呢？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邀请赵惠文王举行渑池峰会，想舒缓与赵国的关系。而上一年的秦赵战争，赵国丢失二城，被斩首三万级，这让赵王心有余悸。是蔺相如与廉颇鼓励并做出各种安排后，赵王才在蔺相如的陪同下赴会的。
按理说是秦有求于赵，赵国应该有所得。秦昭襄王请赵王鼓瑟，蔺相如觉得吃亏了，让秦王击缶。秦王不肯，蔺相如以死相要挟。秦王只得击缶。最后秦王没有占到便宜，赵王也没有失去面子。但仔细分析起来，赵王固然在会盟中没有失去面子，甚至略占上风，但是在外交上则是丢分的。本来秦昭襄王有求于赵国，在秦楚之争中，希望赵国持绥靖态度。从这一点出发，赵国应该有自己的要价或者提出条件，甚至可以考虑与楚国结盟以拒之。现在秦国在外交礼仪场合，虽起初无礼，居高临下，但后来放下身段而给了赵国面子，秦国并没有损失任何东西，赵国就以为自己赢了面子，实际是放弃了自己的战略筹码。
赵王回去以后很是得意，非常感激蔺相如让他没有丢面子，立刻提拔蔺相如为上卿，所以廉颇就不高兴了。这就是“将相和”故事的经过。
其实秦王什么都没丢，就是损失了一张牌，让赵王得到某种虚荣的满足，所以在秦去打楚国的时候，赵王就不管，这正是秦王要达到的目的。
这个故事里面包含了不少道理。我们生活当中经常有这种事，博弈的一方故意出了一张牌后，再认输，满足了对方的虚荣心，让对方忽略了可以要价的机会。这是一种具体操作层面的手法，可以出现在诸如外交这样的国之大事上，亦可以作为生活中逗人开怀的日常小伎。术之为用，端看使用者的心态和目的。
再举一个例子，前不久发掘的南昌海昏侯的墓，墓主就是当年霍光废掉的昌邑王。霍光也因废昌邑王，立汉宣帝，所以终身享受超级功臣的待遇。在他死后两年多，霍家因家族犯罪，满门抄斩，但这丝毫没影响霍光是汉朝首席功臣的地位。
可是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后结果却完全相反。刘裕死后太子即位，但他昏庸得一塌糊涂，所以几个辅政大臣就把他废了；第二个有希望接班的庐陵王随后也被废了，而且还把废掉的老大和老二都杀了，以便给老三腾位子；老三到南京登基并坐稳以后，就把这些辅佐大臣全杀了。同样是废一个立一个，为什么这几个大臣的下场就这么惨呢？其实，他们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把废掉的皇帝杀了。如果留着，新继位的老三就一定处处要防着他，因为他们才是他王位的对手，而这些功臣是他王位合法性的来源。就像汉宣帝不废霍光，他就是合法的皇帝一样。所以这几个辅佐大臣给新来的国君打扫干净道路，自己反而被干掉了。
总之，《资治通鉴》不光是讲故事，更是通过故事讲韬略和具体操作。韬略和操作是“术”，它无所谓好坏，关键是要符合“道”，即群体的根本利益，就是所谓“大局”。曾国藩对《资治通鉴》理解尤其深刻，他说《资治通鉴》这本书可以“穷物之理”“执圣之权”，不但把一件事情的道理讲透，还能告诉你操作的技巧。因为《资治通鉴》里记载的很多人这么做了，有的成了有的败了。所以说，司马光的功劳是他留下了历史的真实，然而真实故事背后的东西，要读者去仔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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