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书》是中华书局新推出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的第十种。全书56卷，本纪6卷、列传50卷，记载了南北朝时期南朝政权的第三个朝代——梁朝56年的历史。
梁朝的建立者萧衍，后世称梁武帝，本是南齐宗室成员，于齐末政局混乱中举兵夺取政权，通过禅代称帝，国号梁。梁前期与北魏政权南北对峙，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后，形成鼎足三分局面，被称为“后三国时代”。等北齐和北周分别取代东魏和西魏，已届梁朝末年。东魏降将侯景叛乱，对梁朝造成巨大破坏，疆土丧失大半。侯景之乱平定以后，梁朝统治摇摇欲坠，被武将陈霸先夺取政权建立陈朝，梁朝灭亡。
梁武帝在位48年，是南北朝皇帝中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以恭俭勤政著称，喜好文学与玄谈，敦崇儒学，信奉佛、道二教，按照传统理想中的圣君标准制礼作乐，致力于文化建设。在他的统治下，梁王朝保持了基本稳定的政治格局，社会经济达到较高程度的发展，在学术思想文化方面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成就，史称“自江左以来，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南史》卷七《梁本纪》中），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历史上最辉煌、最富有创造力的朝代之一（参见田晓菲《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
《梁书》由姚察、姚思廉父子相继编撰而成。一般认为始于陈太建末年（约581年），至唐贞观十年（636年）完成，前后历经50多年。如果从梁末姚察参与国史撰写算起，通计有80多年，中间历经梁、陈、隋、唐四代更替，成书过程比较曲折。
在南北朝诸史中，《梁书》的修撰质量颇受好评。姚察先后在梁、陈二代为官，除掌握许多一手资料外，也有机会接触到皇室所藏的史书档案，因此书中对萧梁一代的制度、行政和朝廷人事，记述颇为准确。他学养深厚，是《汉书》名家，于史学有深湛的认识，又以文才著称。姚思廉家学渊源，父子两世纂辑之功，梁、陈二史在唐代即颇负盛名。
清代四库馆臣称赞《梁书》“持论多平允，排整次第，尤具汉晋以来相传之史法”。清代史学家赵翼认为《梁书》文笔精练明达，叙事简严完善，“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廿二史札记》卷九），“足称良史”（《陔余丛考》卷七）。《梁书》叙事状物及传末论赞多用散文，在六朝崇尚骈俪的风气中有特异的表现（恢复原稿）。近代桐城文学大家吴汝纶认为“《梁书》似胜于宋、齐二史” （《桐城吴先生诸史点勘》卷三）。常为读史者所称道的，如《曹景宗传》载其大段牢骚之语，《韦叡传》记合肥之战、邵阳之战，《康绚传》记淮堰之作，《羊侃传》记台城之守，语言丰富活泼，细节生动如画，是中古史书中少见的佳作。
在古人观念中，南北朝并非盛世，相关诸史不大为人重视。但从知识信息传播媒介的角度，纵观现当代历史学发展，中古史研究领域名家辈出（如陈寅恪、唐长孺、周一良、严耕望、田余庆等），当代中青年学者成绩也很突出，在读书界形成普遍持久的辐射效应，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也比较受到读者关注和欢迎。这可能是近30年一个新的态势。
上世纪由山东大学历史系卢振华教授点校的《梁书》，是古籍整理中的上乘之作。原点校本广泛使用百衲本，南、北监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和金陵书局本，参校《南史》《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典籍，参考张元济、张森楷两种《梁书校勘记》，吸收了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等清代以来学者的校勘成果，在标点、分段、校勘订误等方面有不少创见，受到学界广泛好评。
以前在华东师大古籍所读书时，常听严佐之师称引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序录中的一段话，作为学者虚怀恕己之箴言：“然而纪氏之为《提要》也难，而余之为《辨证》也易，何者？……纪氏于其所未读，不能置之不言，而余则惟吾之所趋避。譬之射然，纪氏控弦引满，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
最近写修订前言重读这段话，我深有所感，真可谓对治学甘苦有深切体味的见道之言。在修订过程中，每当我因疲倦而心生怠惰之意时，不禁想起卢先生因摔伤致残，仍长期卧于病榻上校点《梁书》与《南史》的情形）。前辈学者学问广博深邃，毕生勤奋读书，心思单纯，意志坚定，淡泊名利，他们高尚的境界令人钦佩不已。
《梁书》的修订，着眼于原点校本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修订中基本“复制”了卢先生所做的工作，对原先使用的版本、参校的史书、参考的研究论著，皆一一覆核比对考校。此次修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校勘方式的变化。原点校本采用“不设底本、择善而从”的方式，此次修订是底本校勘。当初推出“二十四史”点校本时，有普及性的考虑，校勘方面有简化处理倾向；文本方面也有推出“定本”的考量，这是较多史书在点校中采用“不设底本、择善而从”方式的原因，所以文字改动的尺度比较大。实际上，“择善而从”是一个很主观的判断，我们理解的“善”不一定是真正意义的“善”，看似文字有问题、读不通的地方，可能是后人对史书语言了解不够所致。再加上过去铅字排版技术的限制，许多古字、异体字被统改为通用字。这样一来，古籍中原先包含的丰富信息就因简化而消失了。
《梁书》修订本以百衲本作底本，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改字尺度较小，尽可能多地保留一些古书早期面貌，这对学术研究是有益处的。如卷二九《邵陵王纶传》，“全由饩馈悬绝”句。 “绝”字字形较为特殊，原点校本根据张元济《梁书校勘记》，引用《汉书》颜师古注，兜了一个大圈子，认为是“绝”的讹字。那个字实际上没有问题，见于宋人夏竦的《古文四声韵》卷五，是“绝”的异体字。修订本保留这个字形，可以说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文字资料。
第二是参校文献的扩充。与原点校本相比，修订本在参校版本的广度与深度上都有拓展。《梁书》现在存世的最早版本，是原北平图书馆旧藏宋大字本（存四十卷），即百衲本的底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个残宋本非常宝贵，我们据其缩微胶片进行通校，景蜀慧师亲至台北故宫博物院借阅原书作了比对核校。修订中还使用了6种三朝本，与百衲本配补部分比勘，发现若干处明显的误改，弥补了百衲本因描润校改有失古本原貌的不足，解决了一些较为重要的疑难问题。我们还参考了清人李慈铭批校的南监本、清人叶万等批校的汲古阁本、傅增湘校章钰题款的武英殿本，以及日本据南监本覆刻的荻生徂徕句读本，其中有些校语的学术价值很高，对修订工作大有裨益。在传世典籍与石刻图像文献方面，参校范围也有所扩大。
第三是点校错误的修订。在充分尊重原点校成果的前提下，根据修订工作总则和工作程序，我们参考了《梁书》点校本问世近50年来学术界发表的相关论著，对点校本中的错讹进行纠正，统一体例，作了适当的修订和完善。
分享到：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20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