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巷》：“新寻根文学”的倡导和践行

《幸福巷》儿童文学作家伍剑的新作，小说以一个孩子“我”的视角，讲述了幸福巷中特殊孩子“小难缠”的成长故事。该小说题材稀缺，在当代儿童文学画廊抒写问题儿童、困难儿童领域取得了新突破。这部小说和伍剑其他表现地域传统文化小说一起，构成了伍剑新寻根文学的画卷。

幸福巷是1949年后政府为安排流落到西大街上的艺人和残疾人在西桥边修建的一条巷子，巷子里各色富有传奇故事的艺人和一个孤儿小难缠，从对抗、到同情，最后和“我”、和幸福巷融为一家的故事，温婉、感人。小说的突破之处，在于“我”母亲对小难缠的智慧拯救，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对当下的问题儿童、困境儿童教育，亦有启发意义。

说到伍剑的新寻根文学，不得不先说寻根文学。寻根文学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文坛掀起了一阵旋风，眼下鲜有提及，它是一种以“文化寻根”为主题的文学创作。创作者在对我国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涌现出大量优秀作品，比如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阿城的《棋王》、陆文夫的《美食家》等。当时，很多作家把寻找民族文化之根作为文学的使命追求，1985年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一文中强调：“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主张文学作品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要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这些观点，从文学的本源、路径和终极目的上而言都是正确的。

文学是时代的风向标，随着时间的流转，寻根文学日益式微。导致式微的原因，除了读者阅读倾向的迁移，还有部分寻根文学的同质化和与当代生活的脱节。如今，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在满足物质文化需求的同时，寻找精神富足的愿景日益显现，迫切需要传统文化的再洗礼。在这种大背景下，伍剑用他特有的方式，深耕在传统文化的田野，着力寻找我们民族图腾之根，就显得弥足珍贵。

伍剑的小说，没有停留在寻根文学理念的回望，他凭借多部小说，形成了自己卓尔不群的寻根范式和艺术个性，和寻根文学相比，这些小说都是展现民族之根，但是在着力点、意蕴和亲和性上，俨然不同于寻根文学，我们不妨把伍剑的这类作品称之为新寻根文学。

伍剑新寻根文学的特质，和传统寻根文学比较，有如下亮点：

一是文学表现的着力点上，体现时代发展的光泽

传统寻根文学，在当时中国文坛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有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和世界“寻根”文学的大气候紧密相连，我们熟悉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比如《百年孤独》中印第安人占卜等文化的阐释，《静静的顿河》中哥萨克人独特生存方式的再现等，都深深影响着我国作家的“文化寻根”意识。现在，世界范围内的作家，寻根的作家依旧坚守着，作品也可圈可点，比方说，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作家托卡尔丘克的《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展现在文本之外的探寻多灾多难的波兰民族之根，传说、神话、史诗在小说中大量运用，可以看出作家的灵魂思考史。

如今，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后，文学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份子，很自觉地从物质的繁荣背后，探寻着能够延续中华民族最持久、最永恒的元素，这便是传统文化，也就是作家们要寻找的文学之“根”，不过现实的写作状况是，新世纪以来的一些作家还是沉迷于小情小调、自说自话的私人化叙事。有民族担当的作家则不然，他们摒弃了小我，富有家国情怀，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命运融为一体，主动切入我们生长的城市和农村，找到新的文学立论，他们觉得“越是文化的，就越是文学的”。

伍剑的新寻根文学，不是为了找寻儿时的一些回忆和牵挂，而是站在新的文化、文学高地，引导广大读者在匆忙的社会视域，深情驻足，让精神与外部世界对话，寻找我们的生存之根、城市之根、发展之根。伍剑认为，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只有真正完成了个人精神寻根，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独特文学样式、风格。所以，伍剑的新寻根文学，着力点放在自己熟悉而且亲身经历的童年，这样的文学，既有非虚构文学浓度，也有纯文学的生活质感。

寻根文学的迅速崛起，繁荣了当代中国文学，其范式也具有进步性，但是也有一些局限性。伍剑的新寻根文学，则与之不同，他没有像寻根文学的一些作家那样，仅仅是突出地标式的风情民俗的描写，在原始甚至荒凉层面加大笔力，不停铺成渲染，激发读者的猎奇之心，这些作家往往迷恋非常态的人生体验，排斥现代文明带来的全新风景，把封闭看成原汁原味、理所当然。

伍剑的小说，往往设置一个大背景，大背景里有时代的变迁，而变迁下人物的命运，则新鲜感非常强，时间跨度长，具有时代性，比如《邬家大巷》里的抗日背景中主张抗日的进步青年，《幸福巷》中“下放”农场劳动的老伍一家和收留的小难缠，小难缠的身上，折射出时代的光泽，比如，小难缠自己无意中改良热干面配方，还创造出凉面，还有开起来的门面，甚至带动下一代做起传统饮食生意，等等。

二是意蕴上具有教化性

伍剑多年来致力于儿童文学创作，他很清楚，儿童文学需要教会小读者认识人，认识人的“优根性”，而不是我们常常说的“劣根性”。孙中山曾经说过我们的民族性，说到一些我们民族的不足之处，但是他总结的我们民族的优点也很多，比如勤劳、守法、忠孝、仁爱、信义、重视道德、智慧，等等。

伍剑在小说中着力体现的，还是这些有正能量的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让这些美德在儿童心中驻扎，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的路径是不同的。儿童受年龄和心理的影响，对文学作品有其特定的心理定位和切入方式，伍剑的职业是教师，深谙儿童心理，用小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接受其人生指点，是他的强项。他的小说中，很多写的是战争年代，兵荒马乱的，但是作家没有刻意让小主人公承受战争的大苦大悲，而是以一种大爱之心，尽量抚平战争给孩子带来的心灵褶皱。伍剑笔下的孩子，哪怕如《幸福巷》中的小难缠，一个小偷小摸成性的孩子，也辉映出作家的慈爱之心，教化之心。

小难缠是武汉的土话，“是专门送给在大街上寻乞小男孩的大号，因为在大街上如果遇到小男孩乞讨，他们会像牛皮糖似的缠着你，直到缠得对方给钱为止，打都不怕，如果你惹了他们，怕你家就永不得安宁，三更半夜会突然飞来一块石头，砸到你家的窗户上，或者早上开门，家门口有一堆臭烘烘的屎，不小心让你踩上一脚”。

小难缠不受人们待见，而且人人惧他，其实也是有原因的，解放前他父亲是上海滩一家洋行的买办，日本人占住上海后，他们一家逃到汉阳的西大街上。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小难缠的母亲发急痧去世了，哪知道一年后，他父亲又发急症而亡，于是小难缠就在大街上飘零，1949年后，政府安排他住进幸福巷，小难缠没在巷子里呆上一天就逃了，于是在大街上扯皮拉筋，捣屎棍似的害人。面对这样一个孩子，伍剑设计出“我”的母亲，教会小难缠做人的道理，围绕小难缠的难改习惯偷窃入手，大量展现“我”母亲润物细无声的细节，极具人文情怀。在小难缠被幺嫂冤枉偷了鸡时，母亲说：“幺嫂！话挑明了说，强盗好偷不好赖，你得给我家孟海一个交代……人靠一张脸，树依一张皮……您老这样闹着，让我家孟海今后咋在巷子里做人……”这其实是在为小难缠提气，也从侧面体现了母亲的教育智慧，要想自己树立好名声，就得把栽赃的恶名去掉，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去掉。当幺嫂自知理亏，赔着笑脸，去摸着小难缠的头皮，小难缠头一偏闪开，幺嫂也不显尴尬，脸上还是挂着笑容：“幺嫂对不住，等会买糖你吃……幺嫂就是个臭脾气……”这里的小难缠不领情，反映出小难缠内心的成长，在爱的呵护下精神的悄悄改变，更有意思的是，当幺嫂用那只鸡赔偿被冤枉的母亲一家时，母亲把小难缠挽着，在街上自证清白，还把鸡汤煨好了，在“太阳的余光在堂屋的门槛上晃着”时，“母亲并没有把鸡汤端到桌子上，而是分成小碗挨家挨户的送过去。每到一户人家母亲就说：这是幺嫂赔给我家孟海的鸡，您尝尝……尝尝……香啊……”母亲就是这样迈着轻快的脚步，和邻里打招呼，表达一种难以掩盖的喜悦之情。读者读到这里，不免莞尔，这位母亲太了不起了，分成小碗的鸡汤，是无声的诉说和“洗白”，这种民间教育方式，对儿童的成长大有裨益——在小难缠的心里，做一个干净的人，就像这碗汤一样，一定会香气袅袅。

还有，母亲为了教育孩子，运用最原始最古老而又最智慧的方法，单说“我”和小难缠眼红外面的牛杂碎，伍剑便把小说中母亲柔中带刚的一面写得饶有趣味：别人家已经吃完午饭，开始蹲在门口洗碗，母亲才拎着竹篮回来，竹篮似乎很沉重，她把竹篮放到桌上，招呼家人：“饿啦！来吃吧！今天让你们吃个够，免得惦记别人的荷包。”父亲打开竹篮上盖着的毛巾，竹篮里飘出一股浓郁的辣香味在屋子里弥漫……哇！整整四大海碗的牛杂碎。我十分惊奇，节俭的母亲为什么今天会如此的大方？“吃吧！吃个够！吃自己的汗才有滋味，莫伸手，伸手会被剁手的……”母亲说到这儿打住了。

母亲的及时打住，引而不发，既照顾了孩子的自尊心，又点到为止，希望孩子们以后不要染上世人痛恨的盗窃恶习。

在选择故事和塑造人物上，伍剑拿捏得很有分寸，他没有哗众取宠为读者端上博取眼球的“狠菜”——离奇的故事、暴力的打斗、危险的境遇，而是云淡风轻地写那些纠纷和心底的纠结，体味人性真实的一面。作家选择这样的写法，是需要勇气的。即使是一些世界名著，作家也喜欢用赤裸裸的现实塑造主人公，他们并没有对残酷的现实进行“无害化”处理，这样的表现，对儿童心灵的影响是有待商榷的。比如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孤儿奥利弗在作家的笔下，境遇惊悚，作家浓墨重彩地写奥利弗在殡仪馆当学徒的暴力打斗，还被扒手道奇将奥利弗带到了匪首费金的面前，后来奥利弗被迫成为小偷，被暴徒强制带到自己恩人家中盗窃，奥利弗不情不愿时，被暴徒射伤，场面恐怖。

在伍剑的笔下，所有危险因素都被规避了，这是一种以儿童为中心的写作价值观体现。儿童不利的故事，哪怕再吸引人，他都不会运用。

三是亲和性上强调走心

走心是伍剑新寻根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走心在以前寻根文学里，有些作家不太重视，他们往往借助于西方的黑色幽默、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手法，强调技巧性，还有的模仿法国新小说，这在当时有进步性，也很对读者的胃口。现在读起来，给读者的感觉是形式大于内容，故事性较弱。

伍剑小说走心孩子，得益于他对孩子心灵接受程度的精准把控，也得益于几十年儿童文学写作实践经验的归纳和娴熟运用。伍剑很善于从生活场景、故事细节中，挖掘、甄别适合儿童心理的有效文字，不紧不慢地动用自己的文化积累，体现文字背后的东西，也及时有效地抓住了读者的阅读需求，小读者在爱读之后，不知不觉中消化，把教化变成读者的营养。这种带入感很强教化，不是生硬的叙述，让读者被动吸收，而是作家用读者喜欢的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历史遗风，从中获取生命能量之源，留住文化之根，这也是伍剑的写作追求。

伍剑小说的走心，有两点值得称道：细节的精选和童趣的再现。

先说细节，伍剑的小说细节无一例外都具有美感，特别是色彩之美。

谈到色彩之美，我们经常想到曹文轩多次提到过的，“天空很蓝，乌鸦很黑，柿子很红！蓝色的天空下飞着一只黑色的乌鸦，它嘴里叼着一只红色的柿子。”曹文轩说的这三种颜色，不仅给读者带来强烈具有冲击力的美感，还有夺人眼球的魅力。伍剑小说色彩词的运用也很独到，有些地方，哪怕只有一种颜色，他也可以细分为多种，这无疑给孩子们带来美的熏陶：

“天色甫明，大街上的灰褐色房顶泛着紫黑色的光亮，还有街边的古树在晨曦的薄雾中被笼罩得蒙蒙的，倒是道旁的几株白果树仰着头，伸着脖子柔顺地接受着晨光的淋浴。几只在树枝中腾飞跳跃叽喳的小鸟，它们的头顶上却被霞光无意中涂抹上紫红，看起来让人感到惊奇。在不显眼的墙根有几株小草，还含着昨晚的湿润，并透着几分幽幽的绿色。”灰褐色、紫黑色、紫红、绿色，这些色彩的入微运用，需要对生活的精细观察和体验，更需要有对色彩的把控水准，伍剑是业余画家，在色彩方面独具慧眼，有先天优势，这使得他的描写画面感很强，艺术感染力浓郁。

再说童趣。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在文学性的要求上是一致的。而在具体内容呈现和手法上，儿童文学对童趣的讲究和追求，则是不同的。

《幸福巷》有大量儿童喜欢的场景描写，比如写杂耍的：

耍把戏的人走到圈边，找一个围着头巾的乡下人要了一张一毛的纸币，举在手上，围着圈让人看是不是真的纸币，一边给他看手上的纸币，嘴里一边高声喊道：“大爹，大妈，兄弟姐妹们，看好啦！看好啦！”耍把戏的吆喝着，转了一圈便把纸币放在一张凳子上，左拳对着那张纸币一击，然后展开，纸币变成白纸了。

麻木李在幸福巷是有名的酒鬼，解放前是杂耗子的杂耍艺人，无家无口。当年麻木李在大街上不管起风下雨肩上都背着一只小木箱，箱子里装着几只驯熟的小白鼠，嘴里吹着核桃磨成口哨沿街卖艺。孩子们听到口哨声，就知道是耍耗子的麻木李来了，蜂拥地往街上跑，麻木李吹过一阵口哨之后，便撂下木箱，打开木箱，取出一块一米见方的粗白布，铺在地面。在布的边沿将一根镶有尖铁扦子的木棍揳入地面。木棍的顶端装有木制刷白漆的佛塔，塔肚正中有一个两面可通的小圆洞，塔下有几根与立棍交叉的平行“米”字形木杆。每根杆头，装有不同的道具，有西瓜、蟠桃、蛤蟆、金鱼……

还有体现小难缠跟着母亲出摊后的变化的描写：

人也活泼起来，话也多起来，脸上也丰满起来，闲下来也会去学着我翻一下书，大概是他认字太少，总是看一会就放下了，倒是嘴里哼楚剧，蛮积极。他最喜欢唱的是：王婆本姓王，脚有五尺长，上山踩死虎哇，下山还踩死狼，我到归元寺里去降香哦，一脚踩死几个小和尚。

童趣，最重要的是作家与儿童有共情之心，在一个儿童完全陌生的年代里，找到当代儿童的共情之心，伍剑是用足了功夫的，他擅长挑选无论哪个年代孩子都能理解的情节、细节和场面，通感当代儿童的内心，比如上面的纸币变白纸的戏法、麻木李耍耗子、小难缠唱的大脚王婆，夸张、诙谐，童趣满满。

小说的最后，是一种悲喜剧的调性，像氤氲升起的水汽，漂浮在读者心间：

“孟海（小难缠）走了。我一直莫名状的内疚，有可能也是思念，母亲临死时还挂念着孟海。近四十年来我一直在打听他的消息，然而了无音讯，直到有一天，钟家村新开张一家颜婆家常菜的餐馆，年轻人用手擦了擦头上的水珠儿，抬头望了望天，声音似乎变得有些凄凉：父亲离开幸福巷后，回到了爷爷的老家上海，找到我大姑，后来父亲参军了，是工程兵。父亲是努力的，他说颜妈教会了他做人做事。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有一枚哑炮，本来可以让战士去排除，可当地的山崖陡峭，父亲就亲自去排炮，哪知道……我父亲脚一滑摔下悬崖……”孟海的儿子接着告诉我：他父亲住进医院，在弥留之际，父亲嘴里一直在念叨颜奶奶还有群叔您，并告诫我一定要回到西大街，回到幸福巷……可当我回来时，西大街没啦！幸福巷也没啦！……”“社会发展了！……社会发展了！……”我感叹。“你们的故事在，情谊永在！”年轻人伸手扶住我。

这里的“社会发展了”、“你们的故事在，情谊永在”，彰显新寻根文学的又一特质，这也是伍剑新寻根文学具有辨识度的地方，他不是一直躺在传统文化寻根的怀抱，仅仅叙述正在进行时的故事，往往通过岁月的更替，将自己所寻的传统文化之根渐渐消失而凸显出的惆怅、感慨，写得意味深长，言简义丰。这是作家的忧患意识，不仅仅是对失去的追忆，也是对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改变不了的融入血液的传统文化之根的颂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