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中无聊，奉到姜鸣前辈新著《却将谈笑洗苍凉》，大有谈笑去拘忌、翻书得旧编之乐。这已是著者撰述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系列的第三编了。初编《天公不语对枯棋》，手边常置一册，还是2006年的初版，金黄色龙纹封面，尤显醒豁。犹忆当年在北大西门外第三波书店购得此书的心情，那是相当惊喜。此前，我已读过（严格讲，或不能叫“读”，曰“查”或“利用”更适合）姜鸣的大部头专业著作如《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995）、《龙旗飘扬的舰队》（2002），体例谨严、考证精审，感到非常之“有用”。初阅此书，却见识了“有趣”，领教到著者另一副笔墨。
当今习称某人文笔好，其实“文”与“笔”还是有所区别，如不拘泥以有韵与否区分文、笔的古人标准，姑取文以足言，辞达而已，笔为言使，可强可弱，推之当代学者，大概也可粗分文、笔；更有甚者，本朝学人惯习自诩只写“论文”，不屑（或不会）写“随笔”或“散文”，即有斗胆为之者，那随笔和散文也多只在“随便”和“散漫”方面符合了名义。读毕《天公不语对枯棋》的若干篇什，我对印在封底页上一位荐书人的话——“很海派，也很京味；很专业，也很好看。上海人眼中的京华掌故，史学行家写的散文作品”——也表示信服。（用著者自己后来的理论总结，兼顾可读性和学术性，叫作“用论文的规范写散文，用散文的笔法写论文”。见“续编”、“三编”之自序）
《却将谈笑洗苍凉：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编》姜鸣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1月
当时另有一种微妙的情绪。随姜鸣妙笔，踏访贤良寺、松筠庵、宣南会馆、八大胡同诸多“京华胜迹”，牵引出一桩桩“旧时人物”往事，真令人目不暇接，心下却暗暗泛生懊悔：好歹也是学近代史的，却对这些个好去处无知无觉，就算有所耳食，也从没有发起愿心去“打一个卡”，真枉做了五六载的“京城客人”了！
可以说，这本书在我心里“种了草”。而后，姜鸣陆续发表的文字，以及这些文字结集《秋风宝剑孤臣泪》（2015）、《却将谈笑洗苍凉》（2020），我都是最热心的读者。虽然随着时间推移，自己从学生到教师、从北京到上海，也有了很多变化，但内心深知，“长草”易“拔草”难，一贯疏懒“阿宅”如己，终究无法践行“阅读史料和现场踏访相结合，先使自己建立起历史的时空观，并把这种感受，通过文字传递给读者”，这在姜鸣是“习惯做法”，在吾辈则只能“羡慕嫉妒而无恨”，借他人之眼，观世界之大，也算聊胜于无吧。
像侦探一般踏勘历史现场
“却将谈笑洗苍凉”，语出陈宝琛诗作《沪上晤篑斋三宿留别》，1895年陈氏来沪，故旧重逢，与甲午后被逐南下的张佩纶有过一面之雅。此句隽永洗练，移作书题，延续了著者善撷古韵、为我所用的创意，也寄托了对于“政治人物悲哀”的一种深刻同情。全书收录文章十三篇，内容皆关于晚清光绪一朝政事（马嘉理事件、“清流”崛起和消亡、甲申易枢、中法马江之战、中日甲午战争、辛丑议和、绑架孙中山）、人物（李鸿章、张佩纶、慈禧太后、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譞、李鸿藻、翁同龢、孙毓汶、盛昱、盛宣怀、胡光墉、孙中山）。从另一方面，或也可以反映著者近年来风尘仆仆、“边走边看”的行路历程，他笔下的光绪朝，“和别的作者的表述有别，却是自己思索、考证的一个充满细节、充满张力、起伏跌宕的大时代”。
1875年发生的“马嘉理事件”，引起中英交涉，签订《烟台条约》，导致中外关系多方面的变化，其最著名者即清政府向伦敦派出道歉使团，这也成为中国驻外常设使馆的滥觞。外交史家徐中约认为“马嘉理事件给中国人上了一堂课，中国人从此明白建立公使常驻外国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国人自己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清政府为进入“国际大家庭”而迈出了关键一步。（《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1858—1880年间的外交》）
英国使馆翻译马嘉理在云南边地的突然死亡，笼罩了太多迷雾，成为近代史上重要却被忽视的事件，“迄今对于其基本情况的描述都存在错讹”。
本书起首一篇，便是姜鸣跋山涉水、拨云见雾，对马嘉理事件再考察的实录，除重新考订中外文献外，他自2011年起三度前往云南盈江县中缅交界处，沿南崩河、芒允（旧称蛮允）、盈江、腾冲一线，亲莅马嘉理之死的案发地，也三次前往腾冲下绮罗村，访问据说是杀害马嘉理凶手的李珍国故家，便很能体现“万里行路且成书”的研究特色。文中大盈江峡谷、户宋河、“蛮允街”石碑等实地照片传达出现场消息，令人遐往。
2012年，姜鸣又去伦敦，踏勘1877年因马嘉理事件致歉，郭嵩焘所率使团入驻的波特兰大街45号，是为中国近代第一个驻外使馆。1879年，曾纪泽将其迁至49号新址，使馆初建于1785年，属于“亚当建筑”（由英国建筑师兄弟罗伯特·亚当、詹姆斯·亚当合作设计，融合古罗马设计精髓，以柔和、典雅的室内装饰最具特色），目前中国使馆还在使用这一馆舍，可谓历史悠久。1896年，此处还发生过轰动伦敦的“绑架孙中山事件”（见《波特兰大街45号还是49号？》、《绑架和营救孙中山》二文）。
孙中山
著名的“历史侦探”黄宇和先生曾用文献批判+脚步丈量的实证方法，“发覆”百年前的孙中山绑架案，其考证过程引人入胜（《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这个略带神秘的处所，对于大多数研究者和旅行者来说是使馆禁区，难以访问，而如有“上天入地”神通的姜鸣凭着“难得的际遇”，带领读者进入使馆内部的“孙中山先生蒙难纪念室”参观，得以一探究竟，虽然观感“令人失望”，实际起到了去神秘化的反效果，——“现在的使馆，装饰完全没有特色”，“感觉置身在北京的一座政府办公楼中，无论家具，还是室内陈设，完全看不到丁点‘亚当建筑’的优雅华丽”。
为研究中法战争后张佩纶遣戍军台生涯，姜鸣两度前往张家口市游览考察。“堡子里”初建于明宣德年间，是张家口最早的城区，1885年至1888年张佩纶曾在此居住。在姜鸣眼中，“堡子里是个袖珍、精巧的老城，遗存了大量明清古建筑群落”。（《晚清张家口军台生活寻踪》）
很凑巧，前年我也有一次张家口之行，同样印象深刻。堡子里的街道、建筑格局，基本保存了民国初期的风貌，衙署、会馆、钱庄、关帝庙、文昌阁、戏台、钟鼓楼一应俱全。多数建筑虽已成了居民杂院，但一律圈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范围内，尚未经过大规模改造开发，保留了近百年城市变迁的原味。清代张家口厅的上级治域宣化府，如今已降格为张家口市的一个辖区，城区面貌变化非常大。姜鸣2008年第一次去宣化，还找到了“宣化府署旧址”石碑，而2013年重访时，该处已成居民小区，急剧发展的城市房地产抹去了昔日遗迹，古城风味已荡然无存。2022年北京和张家口将联合举办冬奥会，这个城市的建设正在进入快车道，他却在文中感叹：“我想，这个世界上，大约只剩下我，还在凭吊北海轩的旧址，傻傻地寻觅张佩纶和前任知府章洪钧友谊的遗存。而现任地方官和房地产商，更热衷于拆旧建新，推动开发，祖先传下来的老屋，经我们这一代的手，还有多少传给子孙？”
《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姜鸣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8月
《天公不语对枯棋》中描述过作者1988年踏访李鸿章晚年在京居所贤良寺西跨院的情形。不久后，西跨院被拆除，改建成为校尉小学教学楼，书中摄于2002年的照片我曾反复观摩。2019年，姜鸣去李鸿章去世的总布胡同27号踏勘，发现那里已被拆迁改造得仅剩一堵红色围墙。这种失落似曾相识。某次我经过王府井，一眼瞥见“金鱼胡同”的路牌，心血来潮，想起著名的那家花园、贤良寺，还有东安市场、吉祥剧院、东来顺饭庄，不就在这块吗？可放眼望去，满目高耸的CBD大楼、双向八车道的大马路，哪里还有一丝“胡同”的影子？那种杵在街心举目四顾，然后怅然若失的心绪，到今天还记得清楚。我想，我能理解本书中那些明知听者藐藐、但仍必言之谆谆的话了——“现场踏访和田野调查对于历史研究是很重要的手段方法，但必须赶早，要有一种急迫的抢救心态”。
李鸿章（中坐者）
考据历史，需要扩张新材料和借用新工具
说起张佩纶，一般人想到的常是李鸿章女婿、张爱玲祖父，可堂堂“清流”的“青牛角”、清朝总理衙门大臣，按其事功文章，皆多可观，而至今尚无一部详传，就连行世的《涧于集》，利用也远谈不上充分。姜鸣只眼独具，酷嗜斯人，于张佩纶研究浸淫日久，“晚清的政局和人物”初、续编都收录有相关文章，近又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内容宏富，洋洋大观，三编也有多篇文字围绕张佩纶及其家族展开，对政治理念、人事际遇、人情世故一一剖析，在理解上显出丰富的层次。如涉及“马江之战”大功过的争议，书中特别注意挖掘时人（多位高权重者）日记、书札的隐微信息，指出以往研究依赖公开的奏章文字，集矢于“爱国/卖国”、“主战派/投降派”之争，“却很少关注过当事人和了解真相的上层官员究竟在说什么，以及各类相关人物细微的心理活动”，进而提醒读者“历史的真相，原比这些政治标签复杂得多”。依鄙见，目前学界如要写一部张佩纶传，那么姜鸣或是最合适人选。
张佩纶（1848-1903），晚清时期名臣，安徽按察使张印塘之子，近代才女张爱玲祖父。同治十年（1871年），中进士，授翰林院侍讲。早年任职京城，自任“清流”。署任左副都御史，以弹劾大臣而闻名。中法战争初起，力主抗战，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防事宜，兼署船政大臣，马尾战败后，被夺职流放张家口。甲午战争期间，被弹劾干预公事，迁居南京。
当然，依另一鄙见，姜鸣如为张佩纶作传，亦非出于私好，热衷翻案，借用梁启超的语言，“此种传记，其对象虽止一人，而目的不在一人”。本书从张佩纶角度切入，通过“破译”张佩纶与李鸿章密函的暗语系统，推进“甲申易枢”研究，便是一个明证。（《“甲申易枢”与政局大变动》）光绪十年（甲申，1884），慈禧太后一谕推翻以恭亲王奕䜣为首的全班军机大臣，转用醇亲王奕譞主政，此为有清一代空前绝后之举，关系国运匪浅。《涧于集》“书牍”收录张佩纶在甲申前后写给李鸿章的多通密函，中有“僧道相争”、“僧礼佛甚勤”等隐语，这也成为学界解读宫廷变故的重要线索。
陈寅恪弟子石泉在回忆文章中便提到“陈师熟悉晚清掌故”，颇能参破当日官员私函的隐语机密，所述一例，便是张佩纶的一通密函——“‘僧’当指醇王，字朴庵；‘道’指恭王，号乐道堂主；‘佛’则指太后，当时宫中久已称太后为‘佛爷’。隐语解通后，甲申政局变动前恭、醇两王之矛盾及太后与醇王之密谋，就又增一证据”。（《追忆先师寅恪先生》）片言只字之解，“使迷茫难解的材料顿时明朗，成为关键性史料”，信札价值可见一斑。而后，樊百川、姜鸣、张晓川等几代学者，前赴后继，迎难而上，各个突破，在张函隐语释读上，取得相当多的成绩。（参详《清季的洋务新政》、《张佩纶致李鸿章密札隐语笺释》）
“僧”“道”“神”“佛”“庵主”“覃溪”“立本”“僧繇”“两画”“张仙”“阎罗”“十八参神”“五斗米教天师”，这些隐语意蕴丰富，一旦揭穿谜底，似平平无奇，但猜谜过程却是对学者的语学素养、知识储备及思维发散能力的大考验。现在我上近代史料学的课，也常讨论及此，张佩纶函札一直是史学训练的上佳素材。
就近代文献中存留的函牍一类而言，量极庞大，且相当部分是手稿，其史料价值固不待言，但要充分利用，却远非易事。与一般的古籍线装书相比，在函牍利用方面，至少存在真伪甄辨、书页排序、字迹辨认、收信人/写信人考证、隐语破解等数难，能一一处理、排难而进者，实非个中高手不能为。姜鸣在函牍整理、引据方面，有着丰富经验，自能道其甘苦（参阅《尺牍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收入《秋风宝剑孤臣泪》），对后来者无疑有其示范意义。
《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姜鸣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
姜鸣对函牍文字的深度利用，颇显传统史家的“技艺”，然究其史料观念，却绝不保守，甚至比一般学者要走得更远。本书《醇亲王巡阅北洋海军的历史回顾》一篇，各类材料信手拈来，为我所驭，使人眼界大开。据著者交代，他对1886年醇亲王巡阅北洋海军这个题目，“持续关注了二十年，慢慢积累起当年留下的大批照片、绘画、诗歌、日记等史料”，如奕譞本人诗集《航海吟草》、负责巡阅接待工作的津海关道周馥《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随行宫廷画家庆宽、金如鉴的《渤海阅操图册》、《巡阅北洋海防图》，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雇佣的华人摄影师梁时泰、德籍摄影师来兴克《大臣官弁亲兵照相》影集，等等。这批珍贵的视觉图像和当事人文字记录，配合奏折、电报等官方文件，可谓相得益彰，使得一百三十多年前的盛大活动“在今天看来，依然栩栩如生”。
傅斯年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他的“史料学”观点为人津津乐道，然细绎其说，实包涵“扩张新材料”、“借用新工具”两层意思。俗言道，艺多不压身。一个好的学者，就研究工具而论，当然是多多益善。今人拾掇西学，喜言“以图证史”，而真能以标准研究立其说者，在史学圈内却不易觏。姜鸣似未标榜研究上有何特别的“方法”，不过，据我所知，他是道道地地的老照片发烧友，也有很多摄影界的朋友，对历史照片的鉴别、使用，积累了不少心得。
网上流传的《互联网时代，如何考据历史人物和事件》一文，曾予我极大的阅读乐趣和研究启发，“晚清的政局和人物”各编中，也有许多图文并茂的篇什。傅斯年断言“凡一种学问能扩充它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照此衡量，姜鸣的学问倒真有某种“进步性”。落实在本书中，他找到张佩纶与李鸿章通信的实寄封，以信封上“都城总部胡同”地址，与文献记录互证，考出李鸿章在辛丑年（1901）去世的确切地点（《李鸿章最后岁月的新考证》），以及利用翁同龢日记手稿中朱笔亲绘的两幅彗星图，结合西方天文学的彗星观察，讨论1880年代清廷朝野由“天文异象”引发的政治论争（《天上的彗星和人间的政治》），都可谓是扩充新材料、借用新工具的好例。
《秋风宝剑孤臣泪: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编》姜鸣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8月
非学院中人可比：“玩着把学问做了”
姜鸣平时说话，常用的词是“有趣”、“好玩儿”。本书序言也有反思“业内称为坐‘冷板凳’”式的历史研究，进而鼓励“即兴展开”，让研究“变得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沧浪诗话》尝谓“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当然是一种比较极端的诗学理论，但至少给了不那么“讲理”的诗文以合法性，那么，“不涉理路”的历史学，会有它的位置吗？钱锺书颇引西人“历史是一个大掌故”、“我只喜爱历史里的掌故”之说，而揶揄史家的故步自封：
在史学家听来，这是文人们地地道道的浅见薄识，只追求小“趣味”，看不到大问题……在人文科学里，历史也许是最早争取有“科学性”的一门，轻视或无视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理论已成今天的主流，史学家都只探找历史演变的“规律”、“模式”或“韵节”了。要是现在的文人肯承认兴趣局限于掌故，他多少得赔着笑脸，带些自卑的语气。（《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
上述话或暗含文史分野的潜台词，但不得不承认，历史学在人文科学里确是最具“科学性”的一门，它对于“趣味”“掌故”的态度，很可以反映当代学术的“舆论气候”。君不见今人填写课题标书，首要处理的问题便是说明“意义”，在开始研究之前，已要求向评委证明“本课题的独到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罗志田先生给本书写推荐语，特别指出“作者乃史学科班出身，然人生经历丰富，其身历目睹之事，非学院中人可比。故可与过渡时代之昔人会意于字里行间，而见人所未见”。依我看，“学院中人”最比不了的，可能便是氤氲于本书字里行间的，无须理直、便可气壮的那一种“别趣”。
从研究材料来讲，姜鸣对日记、书信类文字特别偏爱，或因为“日记与尺牍本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地表出作者的个性”（周作人《日记与尺牍》），故而有个性的著者也愈能体会别人的日记、尺牍之佳妙处，觉得“可喜亦可贵”了。从研究专题来讲，全书笔触广博，“涉及铁路、外交、天文、灾荒、西医传播、传染病流行、西式教育、建筑，甚至还包括婚姻、生育、餐饮和滋补品，这些既宏大又细碎的景象交织在一起，从而再现了转型年代中国社会的变迁”，真是心有余闲，涉笔成趣了。
《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姜鸣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9月
本书中，姜鸣利用张佩纶家藏有关私人生活的信札，钩沉婚姻往事的细节，对他的三位夫人（朱芷芗、边粹玉、李菊耦）、一妾（凤姬）形象做了高度还原；甚而发掘出张佩纶家族生育状况的直接材料，发现他至少生育过十个子女，还另有一个小产，有六个是在一岁半以前夭折。（见《江湖归梦清，伉俪深情重：张佩纶的婚姻生活》、《旧时代生儿育女的艰难历程：从张佩纶的子嗣说开去》二文）
著者笔触温柔，有道“旧时不讲爱情，张佩纶却与三位妻子深爱”、“他们却也都爱得深沉，携手走过艰难的岁月”，竟为“这些聪慧娴淑的女人一叹”；而那些稍带八卦心的读者，也得以曲径通幽，一窥“那些叱咤风云的男人真实的私生活”。我不禁感喟，著者和笔下的主人公一样，“风云气”多，而“儿女情”亦不稍逊。
更有意思、角度更刁钻的“趣味”，还要数对于晚清官僚特喜饮用的滋补品“保卫尔牛肉汁”（Bovril）的研究。姜鸣从国外ebay拍卖网站上找到“保卫尔”老广告，印证此产品昔日的营销力度；为了感同身受，甚至买到当下联合利华公司生产的同款产品进行品尝——虽然，“总体在口感上是不太令人满意的。”（《喝保卫尔牛肉汁，与李鸿章同款》）还清楚记得几年前的某个冬日，姜鸣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有一次讲演活动，他一面用琳琅满目的ppt展示行走世界的踪影，一面陶醉地讲述自己心爱的几大美术博物馆、几位经典艺术家（大意），但最令人难忘的，却是那一款引起全场骚动的“保卫尔牛肉汁”，他带到现场，冲兑分发，让听众在味觉上也和百余年前的古人建立起相通的感受。当时作为主持人的我，接过一小杯黑乎乎的黏稠液体，虽有好奇，终于未敢轻试。但看着姜鸣乐呵呵地一仰而尽，那种潇洒惬意，快在其中，让人脑海泛波——如同《让子弹飞》里张麻子豪言“站着把钱挣了”，眼前这一位简直“玩着把学问做了”！吾侪夫复何言，只好如王右军见杜弘治，叹一声“此神仙中人”，然后合十默祷：善哉善哉，前辈求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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