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事业的追求者——序《出版行思录》

◆中国出版集团体量增大了，从2002年到2017年，资产总额从49亿元增长到205亿元，增加了3.2倍；净资产由23亿元增长到124亿元，增加了4.4倍；营业收入由31亿元增长到119亿元，增加了2.9倍；利润由1.74亿元增长到8.82亿元，增加了4.1倍。

◆《出版行思录》正是从这些数据出发，以这些数据为背景，因此他的文章才显得真实、厚重和有价值。

◆《出版行思录》中的每篇文章，始终贯穿着一种精神，即中央对中国出版集团“建设国际一流出版传媒企业”的要求。

一

读完刘伯根同志的《出版行思录》，我首先想到的是他的两个特点。一、他确实是个追求事业的人，干什么事都讲求个快，讲求效率。但他又不是毛毛糙糙的人。他思考问题十分细密，有多少种可能，每种可能是什么原因、什么背景，采取什么对策，上下左右，周周到到。所以，工作中我有事常爱找他商量，听听他的意见。二、他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他的家、他的办公室，连他的手机，都“管理”得井井有条，令人惊叹。有一次他生病，我去他家看望。他家房间不大，但窗明几净，每一个空间都利用起来，又不显拥挤。本以为是他夫人之功，夫人说，我哪有这本事啊！他工作中联络的朋友数千名，他的手机设置科学讲究，找哪个人一查便查到。我想，这种严谨、细密的作风，是不是他做百科全书编辑培养出来的？1983年，21岁，他大学一毕业，便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由编辑、编辑部副主任、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副编审、编审，一路走下来，编辑工作的职责、修养，出好书的使命感，让他养成追求完美的性格。他是安徽桐城人，那里出了很多大学问家，桐城派成为文学史上一大美谈，伯根沐浴熏陶其中，受益颇多吧？

我认识他很偶然。2001年，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策划成立中国出版集团，有同志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刚刚采取竞争上岗的形式，提拔了一位年轻的副总编辑，只有39岁，很能干。我听了后很感兴趣。集团领导班子有50岁上下的，有60岁上下的，再有40岁上下的，岂不是梯次分明、接班有序吗？大家讨论之后，派人去考察。2002年，伯根便进入中国出版集团，先做秘书长，后做副总裁。可以说，少负重任，雄姿英发。

伯根同志在集团工作的17年，前5年，我们是一个班子的成员，后来，我去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编辑大百科全书又是伯根的基本功、入出版行业的第一项工作，我常常与他讨论关于百科全书的事，他对我帮助很大。他著作论文颇丰，这我早就知道。但今天他一下子拿出这样一套大书，却让我钦佩不已。

二

纵览《出版行思录》8大卷196万字的记述，正是他一步一个图景的具体画卷，一个思考接一个思考的鲜活记录。从具体的编辑工作研讨、编辑经验的论述，到出版改革和出版管理的宏观思考；从出版信息化、数字化新趋势的追索，到建设国际化企业、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具体实践和论述等，真是“岁月留痕”“创新制胜”“本立道生”“国际视野”，展现了一个现代出版家的思考和追求。

伯根同志从事出版工作35年。在这35年中，他先后任职3个工作单位，即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其中在中图公司虽然时间只有两年多，但他兼任总经理，担子不轻。在这35年中，他和大家一样，经历了出版体制的3个变化，即事业单位体制、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体制、企业体制；经历了文化产业发展的3个阶段，即供给不足需要多出产品时期、引入市场机制争做出版大国时期、参与国际竞争争做出版强国时期。这样一个急剧变化、多姿多彩的时期，给他提供了舞台，提供了机会，向他提出了挑战，他探索、苦恼、艰难、劳累，但无疑这是他的幸运，在这35年的长途中，他也收获了许多快乐。

先说伯根同志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的18年。这18年，他在“百科”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里，编纂百科、策划图书，参与市场化探索，参与出版企业管理。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思想深处和行为规范上，都深深烙下了‘百科’的印痕”，这个印痕就是：知无涯、行有品的人生追求，较真、执着的职业精神，严谨、精细的工作作风。

伯根同志先是做《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之《机械工程》卷的学科编辑，后来又和其他同志一起做《轻工》卷的责任编辑。在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接近完成的时候，他先后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简明中华百科全书》等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的主任编辑和责任编辑。在这个过程中，他向许多造诣深厚的专家学者和资深编辑学习，长了见识，开了眼界，积累了扎实的编辑经验，这些经历使他成为一个懂出版、会出版，不断创新推出优秀出版物的资深编辑。这是他后来参与构建国家知识体系、丰富发展百科全书和辞书的编辑体例（编辑规范）的储备阶段。

不久，伯根同志顺应出版业的趋势，积极开拓音像、电子出版物，组建电子音像部并兼任主任，先后策划、组织出版了《中华百科全书CD-ROM》《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CD-ROM》《中国大百科全书图文数据光盘》《步步高多媒体专用系列软件》《中国上市公司基本分析CD-ROM》等一系列双效良好的电子、音像出版物。

在出版社工作期间，伯根同志先后10次获得中国图书奖、中国辞书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国家电子出版物奖等国家级出版奖励；他37岁获编审职称，39岁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并担任副总编辑；他还先后获得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这是一份很体面、很完美的履历。

三

2002年，伯根同志虽然到中国出版集团仅仅一年，还是光荣地当选为党的十六大代表。可以说，这是党组织和集团群众对他前20年工作的认可，也是对他筹办集团工作的赞许。伯根同志带着这份光荣，也是一项使命，开始了建立、开拓和创新国有大型出版企业的事业。

2002年4月9日，中国出版集团成立后，伯根同志先是担任集团秘书长，不久，担任集团党组成员、副总裁。伯根同志从一个编辑、副编审、编审到副总编辑，成长为一个国有大型出版集团的领导成员。

中国出版集团的成立是时代的要求。国际上文化产业的建设、发展风起云涌，当代中国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新的目标迈进。文化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党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适时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要求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对于文化体制改革具有决定性意义，标志着我国对文化产业的地位的认可和重视。中央领导还具体指出，“要推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鼓励有实力的文化企业跨地域、跨行业经营和重组，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要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提高文化企业装备水平和科技含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要鼓励和引导文化企业面向资本市场融资，促进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源的对接”。这些精辟的论述，为我国文化产业的未来道路、发展方式指明了方向，一场文化体制改革的风暴到来了。

我在这里之所以引述这样一大段大家熟知并奉为圭臬的文字，是因为中国出版集团正是在这场改革风暴中诞生的，正是循着这样一条道路前进的，而伯根同志在他的《出版行思录》中，对其中的风风雨雨、艰难奋斗，都有体现，都有论述，都有实践的总结。

在他有关出版改革的论文中，有如下5点使我印象深刻。文中提到的有些我经历过，也实践过，有些是后来的同志干得更好、更有成绩，让我引以为傲的。

第一，伯根同志在出版集团建立的经验中总结道：集团要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培养集团的新业态，首先是集团几十家本来各自为政的单位的自我整合。特别是集团中的老字号：百年老店商务、中华、荣宝斋，古稀名店三联、人民文学、人民美术、人民音乐，以及百科、中译公司，个个响当当，羽翼丰满，名满中华，要从情感上认同集团、融入集团，而不仅仅是量的叠加，才能真正成为一只大船、一艘航空母舰，形成一支市场竞争中的巨大力量。而认同和融合又谈何容易。

书中记述了中国出版集团成立之初在整合和重组方面做的巨大努力。比如开设“香山论坛”，立足于集团本身，又邀集全国出版改革先进单位、名编大家，共同研讨出版改革之路，图书选题创新之关键，提高质量、打造重大工程的方方面面。看似一场讨论会，客观上中国出版集团无形中成为一个改革研讨中心，目的是为了整合。编辑大型系列丛书《中国文库》，把集团20余家出版社几十年出版的优秀作品遴选出来，又邀集全国近百家出版社把精品图书选送过来，先后出版5辑、500多种，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出版集团无形中成为一个打造精品的中心，目的也是为了整合。“读者大会”，中国出版集团在每次书博会期间安排举行，邀请全国的作者、读者、出版者和编辑，共同畅谈读书和读者对书的要求。中国出版集团无形中成为一个号召和引导读好书、出好书的中心，目的还是为了整合。

整合的结果既增强了这个新生集团的凝聚力，也增加了中国出版集团成员的自豪感，而且在全国出版业中起到了中央领导期望的带头和表率作用。

第二，在《产业观察》卷中，伯根同志在多篇文章中所谈的另一重点是集团成立后，国有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问题。出版单位企业化，出版企业集团化，在全国、在当时是新事物，所以要试点。作为试点单位之一，中国出版集团率先推动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改革，推动国务院授权中版集团经营所属成员单位的国有资产。以此为先声，各省、各部门出版集团、出版企业的政府授权经营工作渐次展开。

在这个探索整合的过程中，集团管什么？成员单位管什么？集团早期建立的两级法人、分级管理体制，是适合中国出版集团实际的，至今仍在发挥基本作用。

集团：管人、管资产，定规划、目标、任务。

成员单位：管事、管生产，主要是经营中心、利润中心。

在这中间，首要的，不论是哪一层级都要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坚持服务大局。坚持集约化与专业化分工相结合；坚持行业领先，发挥示范、带头和表率作用。

第三，关于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伯根同志有多篇论述。他说，早在2004年，中国出版集团即组建对外合作部，提出“两翼齐飞”的思路，统筹海内外资源，开展国际合作，开辟走出去渠道。近年来，伯根同志又提出“开启海外连锁经营”“加快社科类图书对外翻译出版”“建设国际化集团”“从让世界了解中国到让世界适应中国”等重要观点，对中国出版集团走向世界，让中国出版的图书适应世界读者，意义重大。

第四，重视数字化出版，紧跟时代脚步。伯根同志在1996年就筹办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电子音像部，后来又筹建了北京大百科电子有限公司。在集团成立初期，首批组建的信息技术部就由他负责，组建了中版通公司，开展管理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在他分管集团信息化、数字化建设时期，组建了集团信息管理平台和网站，论证了集团信息化、数字化建设项目，为集团的信息化、数字化建设打下了基础。因为有这些具体实践，伯根同志对信息化、数字化建设，提出了很多颇具创新价值的见解。他曾介绍“国际数字内容传播渠道的合作与共生”，论述“数字出版业态的变、不变与应变”，提出“融合创新，携手打造数字新阅读”。可以说，伯根同志是数字时代的积极推动者和创新者。

第五，伯根同志重视党的建设。他认为唯有如此，集团才能有核心，才能尽快推动集团发展。作为中国出版集团党组成员、中国出版集团机关党委书记，他强调“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认为此点是根本，“本立而道生”。他在《出版行思录》中有20多篇文章论述这个道理，一再强调“出版要以导向正确为前提”，“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氛围”，“认真践行‘三严三实’”，“抓好党建纪检，增强活力和动力”，“不忘初心，坚守信仰”。

四

在2012年3月至2014年7月，根据集团党组决定，伯根同志挂职兼任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总经理。这期间，伯根同志同中图公司广大职工一起，应对重大挑战，推动转型发展，使得中图公司的发展上了大台阶、管理达到新水准。

中图公司是中国出版集团最大的成员单位，中图公司所从事的出版物进出口业务与出版业务、艺术品经营业务一起，构成了出版集团三大主体业务。但在当时，受到数字化、国际化、市场化冲击，中图公司面临传统进口业务下滑、出口业务亏损、数字产品进出口行业的龙头地位受到威胁的巨大困难，部分职工甚至有的领导班子成员都感到前景暗淡。

就任中图公司总经理后，伯根同志面对挑战，通过广泛调研，集中大家智慧，主持制定了“56119”改革发展思路，为中图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发展提供了思想共识；加强体制机制建设，提出各种形式的激励措施，实施“干部梯队建设计划”“员工成长计划”“员工收入增长计划”，为加快转型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加强资源融合、推进业务重组、调整机构设置，开展中层干部竞聘上岗，为加快转型发展提供了干部准备；采取有力措施，保障进口产品和重大国际会展的文化安全，为加快转型发展提供了文化安全保障。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图公司的销售收入由23亿元增加到43亿元，利润由6400万元增加到9200万元，收入占出版集团的45%，增长幅度和贡献率在出版集团居于领先地位，中图公司也因此获得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单位奖。在较短的时间里，中图公司改变了业务下滑、人心不稳的局面，取得了较快较大的发展，初步建成数字化、多样化、专业化、规模化、国际化的跨国经营的全媒体信息服务企业。

这两年多的基层一线工作实践，给伯根同志很大锻炼。从集团领导层下去，带着集团党组的发展思路，带着集约化、数字化、国际化的经营发展方针，和中图公司广大员工共同实践、探索改革路径，突破面临的困境，取得很多第一手经验，再从下面带着基层经验和问题上来，用来指导整个集团面上工作，说话、办事更有底气，更有把握和信心。我想，这种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每天不光固定在一个环境，不光天天面对同样一群面孔，不光面对同样一些工作和问题，生动、活泼、刺激和多变的环境，也许是伯根同志快速成长，抑或人才成长的途径或捷径吧？这种做法，不仅是应对一时困难的临时之举，也应该成为培养干部、锻炼干部的一种长远措施。

书中内容几乎涉及了出版业的方方面面，我不再一一列举。写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伯根同志这17年的中国出版集团经历，还有18年的编辑生涯，他的追求完美，他的深思熟虑，其实是在纷繁复杂、剧烈变革的时期，是在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改革大潮中，探索着规律，总结着规律。这个探索和总结，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供大家去参考、去借鉴，也许就是这部8卷本大书的一个贡献吧？

中国出版集团成立17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进展巨大：

中国出版集团品牌影响力、获得国家级奖励的数量和频率继续领先。经典作品成百上千，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出版集团的图书代表了“国家出版品质”，集团以构建代表国家标准的国家知识体系为目标，形成了一系列知识体系。诸如，国家语言工具书知识体系、国家百科知识体系、国家古籍整理知识体系、国家文学艺术知识体系，为中国出版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显示了“国家队”水平。

中国出版集团体量增大了，从2002年到2017年，资产总额从49亿元增长到205亿元，增加了3.2倍；净资产由23亿元增长到124亿元，增加了4.4倍；营业收入由31亿元增长到119亿元，增加了2.9倍；利润由1.74亿元增长到8.82亿元，增加了4.1倍。

走出去，版权输出全国第一。动销品种的市场占有率达到7%，全国第一。

成果显著，硕果累累。

伯根同志的《出版行思录》正是从这些数据出发，以这些数据为背景，因此他的文章才显得真实、厚重和有价值。

伯根同志的每一篇文章，始终贯穿着一种精神，即中央对中国出版集团“建设国际一流出版传媒企业”的要求。

“国际一流”，这是对中国出版集团的一个高标准要求，当然也是一个巨大的激励。我体会“建设国际一流出版传媒企业”，至少有两个要点：第一，中国出版集团是“国家队”，就要在国家文化出版改革和发展中起到带头、表率、引领、示范的作用，在出版物中体现国家意志，反映国家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为文化发展、繁荣作出突出的、重要的贡献。第二，既是“国家队”，就要能够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并在国际上占有较为突出的一席之地。简要地说，一是多出优秀的、代表国家水平的优秀图书。二是成为国际上著名的大出版集团。这两点我们做到了吗？

回顾中国出版集团17年成长之路，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个春秋，颇多感慨。正如伯根同志在2011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所说：“中国出版业任重道远，士不可以不弘毅。”好在伯根同志正年轻。好在伯根同志和他的战友们目标更明确，办法更妥当，步伐更坚定。中国出版集团一定会有更多优秀图书问世并长留读者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