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故》与艺术史

《掌故》第四集，徐俊、严晓星编，中华书局，2018年10月出版

第四集《掌故》到了，甫一展卷，陡觉风月气重，更像一本艺术史的资料集。全书十七篇文字，除了陶洁、黄恽、王培军、范旭仑、王学雷、胡文辉的六篇，都和艺术史沾亲带故。

作为一位艺术史的从业者，一直觉得艺术史是无关宏旨的风月之学，是遣有涯之生的无益之事。一代人的掌故，变成一代人的风月谈资，也是无可奈何之事。近几年艺术史热，又一个风月大行其道的时代来临了，连《掌故》也未能逃出天罗。

不过我能感觉到，《掌故》的风月故事，还是别有寄托。比如以骨骾、强项著称的书法家高二适，一直是《掌故》的聚焦点，第一集有《天下一高吾许汝：为〈兰亭〉论辩五十周年而作》，本集又推出了郑重的《一面之缘，长久牵挂：和高二适先生的一次见面》。毋庸讳言，我们这个时代，文化人最缺的就是风骨，名利的诱惑，生计的牵绊，让我们很难挺直腰身。但读高二适，总归会在心底树立起一种人格的标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大概也是编者，以特有的方式，一再致敬高氏的原因所在。值得注意的是，郑重1974年4月的这次过访，并不见于新梓的《高二适年谱》。从这点来看，郑文可补史乘之阙。此外，郑重提议《文汇报》刊发未果的高文《〈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已刊于1982年第1期的《书法研究》，前贤心血，再无澌灭之虞了。

书法家高二适

据说豆瓣上有人把《掌故》贴上“艺术史”的标签。不过，我相信对这个标签有期待的读者，一定会有所不满。他们会认为《掌故》“艺术”太少，“故事”太多。换句话说，就是“褪去了它‘艺术’的那一面，剩下的是‘历史’的这一面”。当然，艺术史是多元的，需求也是多样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很喜欢《掌故》中的艺术史料。樊愉《先严樊伯炎与庞虚斋》有很大篇幅记述吴振平墨缘堂的珂罗版印刷业务。对此，我亦留意多年，曾经先后访得民国廿四年印行的《上海西泠印社潜泉印泥发行所出品目录》及民国廿六年梓印的《墨缘堂目录》，但对吴氏的珂罗版业务依然雾里看花，不明就里。樊愉所记恰好弥补我认知的盲点，真真廓云雾而见青天。

《上元梅影》是对《梅花喜神谱》中周炼霞画作和观款的考索。人间情事，最是私密。片言只语，蛛丝马迹，都成了刘聪的拼图，拼出了吴周情事，且无凿空之感、附会之嫌。高居庙堂的“学者”可能视此为“八卦”。不过这种文字，我特别喜欢。艺术史本非经世之学，研究一件作品也未必就比索隐一桩情事重要，何况艺术创作本来就和艺术家的心绪密切相关。《吴湖帆年谱》记1953年甚觉简略。1月18日吴氏探视冒广生之后，马上跳到了3月。癸巳上元（2月28日），吴、周同观《梅花喜神谱》，以及与之相关的吴周情事，对吴湖帆晚年的影响不容小觑，也不该遗漏。郭沫若曾经说研究成吉思汗的胡子，虽然琐碎，也是有用的，至少在为成吉思汗画像或演戏时用得上。竹头木屑，皆有所用。西谚云：“上帝居于细节。”历史研究尤其要不避琐碎，须知碎片多了，细节明晰了，历史的幽暗处才会被照亮。

《梅花喜神谱》

《“开张天案马”故事索隐》属于典型的艺术史论文了。关于陈抟此作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传播，我也曾有过关注，补记三事，以为蛇足，以资谈助。

齐白石书房就挂过龙门石刻“希夷先生十字卷”拓片，捷克画家齐蒂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摄有照片，见于贝米拉的《布拉格的东方眼》。徐悲鸿也曾认陈抟对联为真迹，据他作于1930年的《悲鸿自述》说：“致有维扬人某者，以今日有正书局所印之陈希夷联‘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向之（哈同）求售。此时尚无曾髯大跋，觉更仙姿出世，逸气逼人，索价两千金。此联信乎书中大奇，人间剧迹。若问哈同，虽索彼两千金求易亦弗欲也。吾见此，惊喜欲舞，尽三小时之力，双勾一过而还之。”在民国廿五年印行的《有正书局书目》中，“宋陈抟‘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赫然具于“大对联”首条，定价是一元四角。《书目》中还说：“此种大对联专供大厅陈设之用。系取名人真迹，照原联大小，用上等四五尺疋生宣纸，用新式西法印出，与真迹丝毫无异。其用各色虎皮笺、各色冷金笺印者，照原价加洋二角，尤为精美。白绫裱好者，外加裱工，实洋六角及七角者，购去即可张挂。”可见这件伪作流毒之广，足以影响现代艺术史。读了王文，真有玉宇澄清之感。

掌故类文字的弊病，“容易给夹带私货的人开方便之门，拔高自己，添油加醋，或无中生有、罔顾史实”。在我看来，最易于夹带私货的，恰恰是艺术家的忆往怀旧，比如刘海粟的自述就曾颇遭非议，其他艺术名家的自述也难保没有误记或不实之辞。对此，愿编者能保持清醒，读者也多一分警惕。

说说艺术，谈谈风月，螺蛳壳里做道场，唱一些我们看起来很盛大，世人看起来依然小众，小到不值一提的戏。编者、作者和读者，也不必过分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