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日晴，得A信；B来。”
“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元，复D信。”
这是鲁迅自己所说的他的日记内容。
就鲁迅所遗留的文字来说，恐怕只有其日记，最能记录其“真实生活”，但同时又最为“无趣乏味”。论理对研究者来说，鲁迅只言片语都可谓吉光片羽，然而，鲁迅一生中留下的24年日记(自1912年5月5日随教育部北迁至1936年10月18日去世前一天，除过1922年日记丢失)，这么一个“巨大的”鲁迅自记的日常活动的一手资料，却对一般的读者、甚至研究者来说，“没什么好看的”，“用处不太大”。
一部“备忘录”式的日记，谁要看？
老实说，他的日记读起来，或索然寡味，味同嚼蜡，或云里雾里，莫名其妙，因此往往让人望而却步，敬而远之。说其索然寡味，味同嚼蜡，是因为其日记所记，几同流水账本，内容多为日常生活中的信件收发、银钱往来、访客会友等，很少有感情之流露和评判。说其云里雾里，莫名其妙，是因为其日记惜墨如金，极为简约。一堆骨头，几无血肉。更不用说有时用只有他“更”明白，甚至只有他自己才能懂的各种代称、“隐语”。
什么原因使得鲁迅日记如此不耐读呢？
鲁迅曾说到写日记有两派。一派是“是写给自己看的”，无须摆空架子，从中“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此为日记的“正宗嫡派”。事实上，大多数人的日记正是如此。比如，胡适早期的留学日记、季羡林日记等。“说实话，看女人打篮球……是在看大腿。附中女同学大腿倍儿黑，只看半场而返。”从中可见年轻时的季羡林的真面。一派是“以日记为著述的”，“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我们姑称之为“别宗”。他的同乡李慈铭记日记就是如此，其实，像晚清的郭嵩焘、薛福成等人的出使欧西日记，也多是以著述为目的的。
然而，他自己的日记，却不同于以上两种，更像是以供“备忘”的“备忘录”。“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他说，“我的目的，只在记上谁有来信，以便答复，或者何时答复过，尤其是学校的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几成几了，零零星星，总是记不清楚，必须有一笔帐，以便检查，庶几乎两不含胡，我也知道自己有多少债放在外面，万一将来收清之后，要成为怎样的一个小富翁。此外呢，什么野心也没有了。”(鲁迅：《马上日记》)可见，他的日记正是这样一种为自己“备忘”的“备忘录”。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当然，并非只有鲁迅如此记日记，徐世昌日记亦是如此，徐的日记更是乏味到几乎是“千篇一律”的程度。当然，今天，我们看到鲁迅“这个样子”的一种日记，并不必为之遗憾，因为他的感情、思想、创作和学术都体现在自己的种种著述之中，不必再以日记的形式来著述。
作为备忘性质的这“第三种流派”的日记，鲁迅日记可以说是“只属于他自己的”。一来这是他“为自己”写的，他不仅不存公诸于世之心，而且还排斥人看他的日记。当他发现曾寄居他北京家中的远房亲戚车耕南偷偷翻看过他的日记后，他于1932年北上省亲时就将日记带回到上海身边。有时防止意外，提及一些敏感人物、事件时，他甚至用了种种“障眼法”，即便外人看到，亦看不出所以然来，这都足见其拒人千里之外之用心；二来因为他的日记是“备忘”性质的，记录得相当简约。
这样的日记就是摊在人家眼前，谁要看？谁看得懂？
可是，鲁迅日记虽说是只属于他自己的，但鲁迅毕竟是名人，一经去世，其日记在形式上就不属于他自己了，大家都可以光明正大地看嘛，不必像车耕南那样偷偷翻，这在他生前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问题在于，虽然人人可得以看到他的日记，但在内容上，却因其“备忘录”的性质，实质上却仍然属于他自己，只言片语，这只是一个个“线头”，线头后的，所记何事，对“局外人”来说，不甚清楚，甚至“茫然不知”。
这是鲁迅日记所遗留给世人的难题。
如何从这“线头”牵拉出背后的“故事”、甚至“隐密”？如果鲁迅活着，这一切都不是问题。问题是，鲁迅死了，怎么办？
注释鲁迅日记
最近，读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王锡荣先生的一本新著，名为《日记的鲁迅》，就是对让普通读者和研究者敬而远之的鲁迅日记加以解读的著作。
这样的书，不能说只有王锡荣先生才能写出，至少王先生是极少数解读鲁迅日记最合适的人选。他先后分别参与了、主持了1981年、2005年的《鲁迅全集》的日记注释工作。1976年，国家出版总署召开鲁迅著作注释工作会议，上海复旦大学负责鲁迅在上海时期的日记(1927年10月-1936年10月)的编注工作，时为上海第五钢铁厂工人的王锡荣就参与了鲁迅日记的注释工作。为了完成这次注释工作，他们查找了一切鲁迅日记中提到的人和事的史料，并走访了当时尚在世的相关人物，从中抢救了诸多活史料。这次注释工作恐怕也为王先生从一个“钢铁工人”成长为后来专从事鲁迅研究的鲁迅专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这样的机会可遇不可求，这些成果最终体现在1981年版《鲁迅全集》中。后来王锡荣又担任了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日记注释工作负责人之一。
40多年后的今天，他拿出一本《日记的鲁迅》，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没有这些工作做基础，没有40年如一日的鲁迅研究功夫，这样的书，是没法写成的。所以说，这样的书，不能说王先生是“唯一”的人选，至少也是“唯二”的人选。
拉出“线头”后的故事
前面说过，鲁迅日记难在于简洁，因为过于简洁，就索然寡味，满篇的线头，满把的骨头，时时还有种种“障眼法”。因此，面对鲁迅日记，首要的是能拉出线头后的故事，能丰满那骨上的血肉，能在客观记叙中感受到强烈感情，甚至能在“无字”处找“字”，在“无事”处“生事”。
正如作者所云，“初读鲁迅日记，也许会觉得单调无味，但若知道许多日记背后的故事，就会发现鲁迅的日记是很有味道的。在不露声色的简单记载中，隐含着丰富的内容和强烈的感情色彩。”在王锡荣眼中的鲁迅日记，每个人，每件事，每个书名，每个信息都有一段故事。他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他也正胜任这样的工作。
这里且以鲁迅日记中一些“隐语”的运用和“揭密”为例，来看看王锡荣的精彩解读工作。
在鲁迅日记中，特别是涉及与左翼政治人物和活动时，鲁迅多数为安全计，用了隐语、借代、暗指来加以记录。比如，他常用笔名、化名、甚至代称来记录一些左翼人物。比如，在日记中，他把冯雪峰常记作“息方”“雪方”“端仁”“乐扬”。这些代名，“连冯雪峰自己也未必看得懂的”。又如，他在日记中将中共领袖人物瞿秋白记作“维宁”“它”“疑冰”“疑仌”“宁华”“文尹”。1933年7月5日，鲁迅日记记有“得疑仌及文尹信，并文稿一本”。2005年版《鲁迅全集》对“文稿”注释为“指《解放了的董·吉诃德》稿本，瞿秋白译”。并没注释“疑仌”即瞿秋白。可是，为什么“疑仌”是瞿秋白呢？王锡荣在他的书中为我们抽丝剥茧地分析，他说，“文尹”这个名字是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笔名，“仌”(古“冰”字)是“冫”的另一种写法，“疑仌”是“凝”的拆写，而“何凝”是瞿秋白曾用的笔名。这样，一个被鲁迅隐藏在日记中的瞿秋白就这样现出原身。
当然，也有没能完全解释出来的。1931年2月7日，左联五烈士被杀害于龙华之时，鲁迅于当日日记记有：“收神州国光社稿费四百五十，捐赎黄后绘泉百。”从450元稿费中一下子拿出100元慷慨赎救一个叫“黄后绘”的人，可是这个“黄后绘”是谁？2005年版《鲁迅全集》没有注释，王锡荣的新著说，他开始推测这是“左联”五烈士的代称，但没有依据，这个问题难倒几代研究者，后来是孙用先生苦思冥想，忽然想到一句“绘事后素”，即绘画的时候，先需要素描，再进行上色。似乎，这个“黄后绘”可以解释为“黄素”。“而黄素恰恰正是当时一个被捕的左翼剧联成员的名字”，“他于1930年的秋天被捕，这时亲友正在设法营救。”虽说这个结论没有百分之百的证据，但按鲁迅的习惯，这个解释却是可能的。
王先生还告诉我们，在鲁迅日记中，与马列主义相关的书籍，鲁迅都略去这些当时的“敏感”字眼。如将《马克思主义与法理学》记为《法理学》，将《马克思的经济概念》记为《经济概念》等。
至于“邀柔石往快活林吃面，又赴法教堂”实为鲁迅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同雪峰往爵禄饭店”实为鲁迅会见当时中共最高领袖李立三。这样的平淡无奇的记录中，却包藏着一些重大敏感事件。
类似这样的精彩论述，无处不在，比比皆是。
鲁迅日记只言片语后的故事，如不经王锡荣先生分析和指出，一般读者很难知晓。当然，并不是鲁迅日记的所有记录，都能破解，有些内容仍让人们摸不着头脑，恐怕只有鲁迅本人知晓了。什么时候，王先生可以写一篇“尚未破解的鲁迅日记”，把那些至今让人费解，被鲁迅带到地下的内容罗列出来。
尽是小题、偏题、怪题
“破解”是阅读鲁迅日记的基本和前提，《日记的鲁迅》不止破解，在此基础上，王锡荣做的是研究和论述工作，只是他这个研究却不同于论题严正宏大、形式严肃拘谨的专著，这本《日记的鲁迅》，包括序与后记，共计有50题，以简约的日记为经，以博杂的知识为纬，从寻常字眼中得题目，于平凡琐事里挖精神。诸如鲁迅日记中的笔误、特殊用语、情绪宣泄、“无事”与“失记”、“闭门羹”、对不速之客的态度、捐款、收藏、物价、饮食口味、过年、失眠、借债等等，尽是些无关宏旨的小题、无人关注的偏题、刁钻稀奇的怪题，却能以小见大，发人所未发。他之所以能在学术上游刃有余，归功于他在鲁迅研究之炉火中的40余年的修炼。
有些字词、现象，倘单独看，信息有限，了无稀奇，但如将鲁迅所有日记中的“同类项”归纳出来，连属成文，其意义就呈现出来。
王锡荣先生就是这样干的。他归纳了一些我们习以为常、不太注意，但放在整部鲁迅日记中，细究起来却很有意思的现象，比如，鲁迅在日记中都称谁为“师”和“先生”？他将鲁迅在日记中称为“师”的人物梳理出来，共计有绍兴启蒙时期的寿镜吾、南京求学时期的俞明震、东京留学时期的章太炎。而称“先生”的有他在教育部工作的顶头上司夏曾佑、教育家蔡元培、学者俞曲园、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好友许寿裳的长兄许寿昌等十位人。王锡荣通过鲁迅把它在不打算示人的日记中的“师”和“先生”的称谓这一线索和角度，把这些让鲁迅真心敬重的师友“集中”展示出来。又如，鲁迅参与教育部的祭孔活动。作者将在1913年至1924年间，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时的鲁迅在国子监参加祭孔的情形一一梳理出来，这既显示了鲁迅身为教育部职员的职责所在的无奈和应付，又显示了鲁迅对祭孔的“悼叹”和反感。再如，买书、读书、藏书是鲁迅一大嗜好，鲁迅日记对此方面记录甚多，王锡荣将鲁迅的访书、读书、品书、订书、抄书的相关日记内容，连缀成文，并为我们揭示鲁迅各个时代的心态、情趣，以及读书与他的著作关系等问题。
要之，王锡荣的这本《日记的鲁迅》，使我们能在鲁迅所留下的这本“备忘录”式日记中，于字面中看到故事，在平凡中遇到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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