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独辟蹊径的“张爱玲文传”

《张爱玲的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

作者：邵迎建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8年10月

定价：49.00元

张爱玲是“小资文化”的祖奶奶，是海派都市文化的象征，是“孤岛”上海绽放的文学之花；她的语言表现力，几乎只有鲁迅能媲美。她时而不被“正史”所接纳，却一直是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心目中的关键词。对我们来说，张爱玲永远是神秘的，无数学者、文人、读者眼中的张爱玲各有不同，因其一生际遇，又充满着争议……

学者邵迎建用美国著名儿童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经典《童年与社会》中的理论，解剖了张爱玲的家庭、父母、亲人等给她造成的心理认同危机，再分析上海在抗战期间作为沦陷区所独有的文化特征对张爱玲这一批作家造成的家国认同危机，而后深入新旧交接的社会中女性面临的自我认同危机，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张爱玲的文学建筑在她个人史的危机期与中国近代史的危机期的重合点上。

20世纪40年代沦陷时期的上海，张爱玲的文学横空出世。埃里克森的认同理论将人的生命置于历史、文化、社会的互相关系之中，凸显了摇摆不定的青春危机期寻求自我证明的青年人问题。邵迎建对张爱玲成长期的认同形成过程进行了考察，继而扩大到性别认同、民族认同的层面。在女性的挣扎与认同方面，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女性的时间》与芭芭拉·约翰逊的《差异的世界——解构·话语·女性》也为邵迎建提供了相当的启发。

张爱玲出生在1920年的上海，1943年，她开始发表作品，登上文坛，很快声名鹊起。而那时的上海市，哪怕是市长陈公博，也是个徒有头衔、有名无实的伪职官员。汪精卫在日本军队的刺刀下在南京建立了伪政权，一个地地道道的傀儡政府。在邵迎建看来，此时的上海是一座丧失主体性的都市，成为了一座孤岛，所以“这一年无论对中华民族而言，还是对张爱玲个人而言，都正好处于历史的危机时期”。而此时的上海文坛在高压政策下可以用惨不忍睹形容，大量文学期刊停刊，出版物被禁，文人被抓捕，文学创作被迫走向了“饮食男女”之路。作者指出，当时的“千字斗米运动”（即一千字的稿费是一斗米）反映了文人生存的艰难，创作内容从家国转向生活，上海的一批作家在这一时期的创作都成了“饮食”和“男女爱情”，也因此，一批女作家崭露头角，文坛一度“阴盛阳衰”。这是张爱玲创作的历史背景。

张爱玲虽出身名门，但童年并不幸福。她的母亲思想新潮，父亲顽固保守，母亲为了离开整日沉迷抽大烟的父亲而抛下年幼的张爱玲与弟弟，远赴英国。张爱玲的童年在阴郁的父亲与喜怒无常的继母（姨太太）的夹缝中生存，虽衣食无忧、佣人不少，却没有真正的自由与幸福可言，尤其没有玩伴，孤单寂寞。这都促使她形成了早熟、敏感、善于观察与“冷眼看人”的性格，也使得她有了“对丑恶的人性‘视而不见’和‘束之高阁’的人生观”，她文字中一针见血的寒也由此而来。

作者用“口腔期”“步行期”“思春青年期”等理论，分析了在这些成长期中周围环境对她的性格造成的影响。如在青年期时，人会有社会角色认同的需求。青年时期的张爱玲不仅是个“忧郁的少女”，而且在她作文受到老师表扬时表情呆滞，她“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的萎靡不振”，身体上也瘦骨嶙峋。虽然她的考试成绩总是A，但却坐在最后一排最末一个座位上。高中时在校内刊物发表作品的张爱玲开始了她文学的尝试，这是张爱玲文学的起点，是她独特个性的萌芽。“透过女性的视角凝视对象”让她初步建立了对于文学的认同。同时，混乱不堪的家庭处境，更建构了她对于爱情和婚姻的恐惧与失望。

此书还吸收了日本学界注重资料文献的特点，融合了大量来自日本和国内的史料，其中不少老报刊、老照片如今难得一见；重现了太平洋战争时期动荡中国、十里洋场的社会风貌，以及乱世中文坛的沉浮和文人的际遇。

张爱玲文学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在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历尽沧桑。回顾张爱玲文学的诞生、传承、沉寂、再生的整个过程，邵迎建将张爱玲的生平与生活背景纳入以《传奇》和《流言》为代表的作品系统中加以研究，同时反映了中国20世纪40年代的文坛与时势背景，是一部独辟蹊径的“张爱玲文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