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通衢——《丝绸之路名家精选文库·诗歌卷》序

  • 发布日期:2019-01-03 作者:李舫(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新闻来源: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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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名家精选文库·诗歌卷》李舫主编(商务印书馆2018年出版)

山积而高,泽积而长。

在苍莽辽阔的欧亚非大陆,有这样两“条”史诗般的商路:一条在陆路,商队翻过崇山峻岭,穿越于戈壁沙漠,声声驼铃回荡遥无涯际的漫长旅程;一条在海洋,商船出征碧海蓝天,颠簸于惊涛骇浪,点点白帆点缀波涛汹涌的无垠海面。

这两“条”商路,一端连接着欧亚大陆东端的古中国,一端连接着欧亚大陆西端的古罗马——两个强大的帝国,串起了整个世界。踏着这千年商路,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理念的人们往来穿梭,把盏言欢。

正是通过这条史诗般的商路,一个又一个宗教诞生了,一种又一种语言得以升华,一个又一个强盛的国家兴衰荣败,一种又一种文化样式不断丰富;正是通过这条史诗般的商路,中亚大草原发生的事件的余震可以辐射到北非,东方的丝绸产量无形中影响了西欧的社会阶层和文化思潮——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深刻、自由、畅通,相互连接又相互影响的世界。19世纪末,德国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将这个蛛网一般密布的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几千年来,恰恰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这个地区,把欧洲和太平洋联系在一起的地区,构成地球运转的轴心。丝绸之路打破了族与族、国与国的界限,将人类四大文明——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串联在一起,商路连接了市场,连起了心灵,联结了文明。

正是在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显示出探知未知文明样式的兴奋,西方历史学家尤其如此。古老神秘的东方文明到底孕育着人类的哪些生机?又将对西方文明产生怎样的动力?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回答了这些疑问:“东方化的西方”即“落后的西方”如何通过“先发地区”的东方,捕捉人类文明的萤火,一步步塑造领导世界的能力。

正是在丝绸之路上,西汉张骞两次从陆路出使西域,中国船队在海上远达印度和斯里兰卡;唐代对外通使交好的国家达70多个,来自各国的使臣、商人、留学生云集长安;15世纪初,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到达东南亚诸多国家,远抵非洲东海岸肯尼亚,留下了中国同沿途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话。

正是在丝绸之路上,世界其他文明也在吸取中华文明的营养之后变得更加丰富、发达。源自中国本土的儒学,早已走向世界,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佛教传入中国后,同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和理论,并传播到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对这些国家的哲学、艺术、礼仪等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带动了整个世界的革故鼎新,直接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国哲学、文学、医药、丝绸、瓷器、茶叶等传入西方,渗入西方民众日常生活之中。

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不仅仅只是一个国家或是民族国家,她更是一种文明,一种独特而深邃的文明。中华文明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是世界主流文化之一,对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其他地区文化曾产生过重要影响,排他性最小,包容性又最强。我们奢侈地“日用而不觉”的,就是这样一种文化。

由是,经济得以繁荣,文化得以传播,文明得以融合。

然而,令人痛惜的是,16、17世纪以降,丝绸之路渐次荒凉。中国退回到封闭的陆路,丝绸之路的荒凉逼迫西方文明走向海洋,从而成就了欧洲的大航海时代,推动了欧洲现代文明的发展和繁荣。

今天,作为负责任的东方大国,中国在思考,如何用文明观引导世界布局、世纪格局,这是中国应该担负的使命。

《易经》有云:“往来不穷谓之通……推而行之谓之通。”文明的断裂带,常常是文明的融合带。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再次将全球的目光吸引到这条具有非凡历史意义的道路上。丝绸之路的复兴,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新梳理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是东西方文明又一次大规模的交流、交融、交锋。美国学者弗里德曼说,世界是平的。其实,在今天的现代化、全球化背景下,世界不仅是平的,而且是通的。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大道并行而不相悖。作家莫言说过一句饶有趣味的话:“世间的书大多是写在纸上的,也有刻在竹简上的,但有一部关于高密东北乡的书是渗透在石头里的,是写在桥上的。”丝绸之路就如同那些镌刻在石头上的高密史诗,如同宏博阔大的钟鼎彝器,事无巨细地将一切“纳为己有”,沉积在内心,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中华文化不仅是个人的智慧和记忆,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和集体记忆,是我们在未来道路上寻找家园的识路地图。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像种子一样飘向世界各地,但是不论在哪里,不论是何时,只要我们的文化传统血脉不断,薪火相传,我们就能找到我们的同心人—那些似曾相识的面容,那些久远熟悉的语言,那些频率相近的心跳,那些浸润至今的仪俗,那些茂密茁壮的传奇,那些心心相印的瞩望,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识路地图上的印记和徽号。今天,我们有责任保存好这张识路地图,并将它交给我们的后代,交给我们的未来,交给与我们共荣共生的世界。

从张骞出使西域计,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的历史已逾两千三百余年。遥想当年,历史的创造者本人也许都无法预估,这条发轫于一次偶然的外交事件的线路,居然辗转上万里,延续数千年,直至今天,又焕发出新的生机。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东西文化交融之地,不仅在历史上留下无数文学艺术的瑰宝,即使在当代依然推助文风鼎盛,催生一位又一位优秀的作家、一个又一个杰出的诗人。

古老的中国是诗歌的国度。相对于中国诗歌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诞生至今短短一百年的中国新诗还处于牙牙学语的幼年。但是,中国新诗从诞生那一刻起,她就具有了两种传承—一个来自于《诗经》、唐诗、宋词的浩浩汤汤的中国诗歌传统;一个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引入的欧美文学和苏俄文学。可以说,中国新诗是东西文化碰撞结出的果实。也正是由于这双重基因,尽管历经了特殊的历史发展停滞阶段,中国新诗在百年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持着自我更新的驱动力,保持着与世界同步的节奏,保持着变革和先锋精神。不仅适应了新的社会发展,适应了百年来的中国实际,而且突破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局限,彰显了现代中国文明自由开放的气度,引领着中国文学的前进方向。中国新诗的百年进程,远远不是一百年的时间所能锁定,以新的诗歌方式体现新的时代,是诗的解放、人的解放。也许再过一百年,我们回望历史,将发现中国新诗在与世界对话的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先锋的姿态、昂扬的斗志。

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诗歌到底有什么用?英国诗人雪莱在《诗辩》中回答:“诗歌的确无用,但是,诗歌却可以直抵永恒,直抵无限和本原。”这是对诗歌功能的最基本定义——优秀的诗歌应该能够直抵人心。

当然,我们无法回避的另一个事实是——与20世纪80年代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景象不同,当代诗歌正渐次退出广大受众的视野。这种退出的原因是相当简单却又相当复杂的。除却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特征让一切文学形式都转化为配角这一大势之外,我们不得不承认,诗歌文本的过度先锋化也疏离了创作者与受众的心理距离。诗歌写作的个人化倾向,对公共话题的回避,以及读者的个人化倾向,导致了诗歌的“产”“销”脱轨。与此同时,诗歌美学的滞后、诗学教育的缺失,也是当代诗歌窄化、小众化的根源。

当代诗歌自朦胧诗后,就一直存在两种状态的写作:一是以基于语文教材所传导的古典美学的延伸性写作——“庙堂式写作”;一是以否定、颠覆古典美学为原则的文本实验——“江湖式写作”。做这样的划分,颇为不得已,事实上这两种状态常常会互换。尤其近几年,双方间的相互渗透,已很难在二者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但我们不得不直面这样的事实:“庙堂式写作”的平庸化和程式化倾向,“江湖式写作”的极端个人化和圈层化倾向,两者都对当代诗歌的创作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近几年,每年都有大量的诗歌选本出版,而完全摆脱上述影响的可谓凤毛麟角,更多的是二者兼有。

事实上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我们的文学都不乏真诚的歌者,不乏呕心沥血的拓荒人。尤其是近几年依托互联网移动终端的新媒体的发展,使诗歌的发表摆脱了纸媒的局限,也摆脱了以纸媒为核心的话语平台和评价体系,获得了更加多元的共存空间,进一步加强了所谓体制内与民间写作者之间的融合。这让许多多年淤埋的诗人和诗作逐渐浮出水面,进入公众视野。只要有心,我们就可以在浩瀚的文字汪洋里打捞到一首首让人惊艳的好诗。

中国优秀的诗歌和诗人肯定不止那些时常见诸报端、见诸诗刊的名字,更浩荡的诗群隐藏在水面之下。在人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诗人们在脱掉各种各样的职业外衣后,为心中的诗意笔耕不辍。他们以鲜活灵感和赤子之心将生命的雍容华丽、素朴醇厚、苦难辉煌叙述得细致入微、意味绵长,他们的诗作蕴涵着伟大的创造力与刻骨铭心的感召力。他们才是真正的诗人,是真正值得我们致敬的人。

毫无疑问,诗歌的跌落和全民皆诗的时代都是不正常的。在这套诗歌文库里,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平静的水波之下那震撼人心的诗行;我们欣喜地看到,那些隐藏在水面之下的巨大的冰山;我们欣喜地看到,那些在语言的荒野里和山林间挥汗如雨的耕者樵夫;我们欣喜地看到,不论有怎样的泡沫式的狂欢,真正的歌者在喧嚣和浮躁中,葆有面对寂寞的勇气,不泯自由奔放的果毅。诗歌,它是一条自然的河,有平静,有漩涡,有暗礁,有险滩,也会遭遇干涸。我们更加欣喜地看到,真正优秀的诗歌、杰出的诗人,他们有能力更有权力选择用真实、冷静、客观的态度面对它的流动。而那些试图改变河道、扭曲河流、想将这条河流造就为个人和某种利益的“龙门”的人,都注定为时间和时代所抛弃。

大道通衢,杳无际涯。

诗歌,恰如春草,恰如地火,不因贫瘠而枯锁,不因寒冷而瑟缩,不因卑微而消亡。诗歌,在我们心中,它应该是一只大鸟,它曾经振翅高飞,直冲霄汉,也曾经洗却污垢,浴火重生。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气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正是文化血脉的蓬勃,完成了时代精神的延续。中国诗歌近年来以汪洋肆意的姿态在生长,可谓千姿百态、异彩纷呈,而且作为一个文学门类,它在虚构与非虚构两端都各趋成熟。在我们的诗歌写作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式作家丰富着我们的园地,他们职好不同,风格迥异,文字或剑拔弩张、锋芒逼人,或野趣盎然、生机勃勃,或和煦如春、温润如玉。他们的写作,构成了中国当下诗歌创作不可忽视的事实:家国情绪,时代华章。

商务印书馆此次出版发行的《丝绸之路名家精选文库》,是继第一辑“散文卷”之后作为第二辑的“诗歌卷”。在这一辑里,我们继续在丝绸之路沿线畅游,撷取陕西、云南、四川、重庆、广东、广西、浙江、江苏、福建、新疆、海南、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市区优秀诗人的优秀作品,并在十四个省市区中选取十四个代表城市,与十四个丝绸之路相关国家的代表城市之间进行诗歌对话。

必须郑重强调的是,本次诗歌选编始终坚持以文本为唯一标准,努力以自由、包容、开放、平等的审视眼光,在近年较为活跃的数千位诗人中遴选百余人,在数万首初选作品中加以严格的筛选。毫无疑问,这次担纲“丝路文库”的主力诗人以60后为主,还有部分依旧保持强劲创作活力的50后诗人,以及部分已进入成熟期的70后诗人。至于更年轻的80后、90后诗人,只有极少数极具潜力的入选。必须说明的是,本文库或由于时间关系,或目光所及之限,或编者水平局限,难免有遗珠之憾。

诗稿中这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诗人,使用不同语言,坚守不同传统,然而各有风格,妙趣横生。这十四部诗稿,不仅涵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纵横浩荡地连接起世界丝绸之路的文明景观。

责任编辑:袁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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