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内首部有关犍陀罗历史、艺术的通史性著作《犍陀罗文明史》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本书的两位作者分别是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东亚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英刚与犍陀罗文化收藏家、学者何平。
这本书全面梳理了犍陀罗文明的脉络以及佛教文化在此地区的发展演变历史。书中所用大量插图是作者何平亲赴巴基斯坦和战乱频仍的阿富汗实地拍摄而来的。诚如为本书作序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外关系史专家余太山先生所言：“犍陀罗佛教艺术有很高的著名度，国外有关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而在国内，对犍陀罗佛教艺术做深入研究和全面介绍才刚刚起步，据我所知，这是第一本，因而弥足珍贵。”
《犍陀罗文明史》
孙英刚 何平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3
ISBN:9787108061621
曾经是世界中心，造就了世界主义的文明
犍陀罗位于今天阿富汗东部和巴基斯坦北部，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处在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在繁荣时期，这片核心面积只有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区，成为丝绸之路的贸易中心和佛教世界的信仰中心。这片土地上曾建立起著名的贵霜帝国，出现了迦腻色伽这样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
犍陀罗是古典时代人类文明的熔炉，印度文明、伊朗文明、希腊文明以及草原文明在这里相遇、碰撞和融合，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具有世界主义色彩的犍陀罗文明。这里是佛教的飞翔之地，佛教在这里获得新的活力，飞跃进入东亚，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这里是犍陀罗艺术的繁荣之地，东亚文明的很多宗教元素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这里是人类历史的一次“全球化”的尝试，轴心时代的五大思想高峰及其带来的文明成果在这里完美融合，希腊的哲学、神学、美学，印度发源的佛教、印度教、地方神祇，以及伊朗系文明中的琐罗亚斯德教，乃至弥赛亚信仰，彼此激发，形成了影响东方文明的佛教文明体系。传入中国之后，中国的儒家、道教、阴阳五行等思想与之融合，其结晶成为中国文明的固有组成部分。大约从公元前400年到公元400年之间，犍陀罗就是世界的中心，是人类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
佛教飞翔之地
一般而言，犍陀罗文明输出留下的痕迹主要有两个，第一是犍陀罗的佛教艺术风格，第二是佉卢文撰写的佛教和世俗文书。真实的历史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第一尊佛像，是在犍陀罗被“发明”出来的；同时，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纸本”佛经，也是在犍陀罗被制作出来的。
在犍陀罗地区，佛陀的形象出现了，并被赋予了很多特征。比如，“三十二相”成为佛教造像必须遵守的基本要求，也就是佛陀生来就有的三十二种异相，如手过膝相、眉间白毫相等。很多学者都认为，佛陀的形象应该是借鉴了王者的形象，并受到不同文明的影响，如“白毫”可能来自伊朗文明传统。犍陀罗的佛像静穆庄严，带有超越世俗的神圣美感，但同时又具有高度写实的精神。1833年西方学者在喀布尔河畔发现禅定的佛陀形象时，就推断佛陀的形象带有鲜明的古希腊艺术风格。佛像的出现，可谓是各种文明融合的产物。富歇甚至认为，佛像是以希腊的阿波罗神像为模板塑造的，其发明者可能是巴克特里亚和犍陀罗的希腊居民。虽然现在对于佛像产生的地点仍众说纷纭，但是犍陀罗佛像独有的自由融合的艺术气质，应该是不同文明交流的结晶。犍陀罗的佛陀雕像，多采用青灰色的云母片岩，塑造出佛陀静穆庄严的风格，让人有时光凝滞之感。
从佛经来说，释迦牟尼于公元前528年涅槃，佛陀的教义基本上是口耳相传，并没有书面的文本存在。犍陀罗地区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和使用文本佛经的地区。佛经书写和犍陀罗语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贵霜帝国鼓励佛教写经和文本文学，使大量口耳相传的佛教经典书面化，这推动了犍陀罗语的发展和繁荣，犍陀罗语也成为佛教早期经典的重要书写语言。甚至可以说，佛经的原典语言是犍陀罗语，而不是梵语。公元150年左右，中国开始翻译佛经，可以说，中国的佛经最早就是从犍陀罗语翻译过来的，贵霜在其中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迦腻色伽等贵霜君主推崇大乘佛教的文本化经典，一方面，大乘佛教的文献从此被视为佛的指导，成为具有权威性的佛典，并被具有菩萨牺牲精神的佛教传法僧带到东方；另一方面，出现了大量佛教文学作品和佛教文本，其写作者如迦腻色伽时代的世友尊者和马鸣菩萨，是这一潮流中的佼佼者。1994年在哈达地区发现的《法句经》犍陀罗语写本是目前保存最早的文本，时间大约在公元10年到公元30年之间，堪称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佛教写本。犍陀罗语或者说佉卢文书的俗语，如同欧洲中世纪的拉丁语一样，在宗教传播中担当着语言中介的角色；在梵语雅语和婆罗迷文取代犍陀罗语之前，它都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媒介。
尽管历史上的释迦牟尼很可能从来没有到过犍陀罗，但是很多佛本生故事发生的地点就被放在犍陀罗。大量的圣迹和佛陀遗物，造就了犍陀罗的佛教中心地位。佛陀自己没到过犍陀罗没关系，他的前世到过就可以了。在这些重要的佛本生故事中，最为关键的是“燃灯佛授记释迦”，通过燃灯佛给释迦牟尼的前世儒童授记，为他在未来成佛提供神圣性与合法性。这一重要的本生故事，其发生的地点被放在了今天的贾拉拉巴德，也就是汉文文献中的那竭。通过佛本生故事再造圣迹，这是犍陀罗塑造自己佛教中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碰巧的是，在犍陀罗出土的佛本生浮雕中，数量最多的就是燃灯佛授记。这一主题，很多时候跟佛传故事放在一起，被视为佛传故事的开端。
犍陀罗艺术的重要特征，也是其成为人类文明结晶的原因，在于其艺术的自由化和开放性。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可看到不同文明元素在其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佛陀庄严、贤明、仁慈的形象，有希腊美男子的风度，又带有本地社会生活的痕迹，而“白毫”可能来自西亚的宗教传统。犍陀罗艺术既是高度宗教化的，又是世俗化的，两者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佛教强调众生平等，本就是一种包容精神。在婆罗门教将外来者称为“弥离车”（mleccha）并排除在种姓之外时，佛教的众生平等获得了希腊君主们的热烈拥护。与商业和都市的结合，让佛教从一开始就跟富裕阶层结成紧密的联盟。物质的丰富给佛教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在苦行之外，供养和布施成为追求解脱的新法门。犍陀罗佛教文本如同图像一样，充满着对繁荣景象的描述——富丽堂皇的都市建筑、衣着华丽的仕女、喧嚣的街市等，但被翻译为汉语时，这些部分很多被裁掉。如果对比马鸣的原始文本和汉文译经，就能够清晰地看出。犍陀罗曾经繁荣数百年的文明，在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久，就尽数化为泥尘，不复往昔。裁掉对繁荣景象的描述，恐怕是担心混淆了译经的重点吧。可是，这些在当时的犍陀罗，才正是重点。
并非中华文明的“他者”
虽然犍陀罗是丝路贸易中的重要环节，但对于中国来说，影响最大的不是贯穿此处的丝绸贸易，而是在犍陀罗受到系统佛教训练的僧侣们，怀揣着对佛的理想和执着，穿越流沙，将佛教传入中土。犍陀罗在中文文献中留下了痕迹。中国西行巡礼求法的僧人们描述了犍陀罗的佛教圣迹和圣物，汉文译经很多来自犍陀罗地区，留下了诸如贵霜君主迦腻色伽供养僧团、推动佛教发展的记录。中国史籍中现存最早的有关犍陀罗的记载出现在西汉时期，在《三辅黄图》中记载，汉武帝曾赏赐给董偃千涂国上贡的玉晶，这个“千涂国”就是犍陀罗。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文史料中出现的“罽宾”，比如《汉书·西域传》所指的罽宾，并不是今天的克什米尔，而是犍陀罗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犍陀罗是佛教的中心，这里“多出圣达，屡值明师，博贯群经，特深禅法”，而且保存着数量众多的佛陀圣物，还有最高的佛教建筑雀离浮图。在印度本土，佛教反而衰落了。所以，很多西行巡礼僧人在犍陀罗巡礼圣物和学习之后，并不渡过印度河继续前行，而是打道回府。
佛教文化是中华文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认为，佛教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严格说，中国所接受的佛教并非直接从印度传来，佛教在中亚地区尤其是贵霜帝国经过了一番洗礼，中国所接受的实际上是经过了中亚文明尤其是贵霜传统重新塑造的佛教。这些传统包括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兴替，菩萨的出现，弥勒和阿弥陀信仰的兴起，乃至佛像的出现等等。这些今人以为是佛教固有特征的内容，实际上并非印度早期佛教的东西，而是在贵霜等地重新添加和发明的。贵霜时代开启了佛教的一个重要时期，佛教发生了可谓是根本性的变化——大乘佛教开始兴起，佛像出现，阿弥陀信仰、净土观念、弥勒信仰等诸多佛教以前并不具备的元素开始出现，并为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奠定了基础。贵霜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它在当时既是丝绸之路的枢纽，又是世界佛教中心。同时，希腊文明的特征被深深融入佛教，使佛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不但包括艺术风格及形式的革新，比如佛像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也涉及教义的内涵，比如佛陀的形象从一个人间导师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神圣领域的统治者。因此说，佛教在犍陀罗地区发生了全面的、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通常被学者概括为大乘佛教兴起、取代小乘佛教成为主流。这一主流沿着丝绸之路往东进入中国，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形成了东亚文明的重要内涵。
实际上，犍陀罗佛教跟东亚佛教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汉传佛教的很多文化基因就是从犍陀罗传入中国的。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化之后，本来植根于此的犍陀罗文明，其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反而变得更加耀眼。要理解中国文明和艺术演进轨迹，不能把犍陀罗排除在外。
对于中国与犍陀罗文明的关系，作者在《犍陀罗文明史》全书的篇末总结为两点：“第一，犍陀罗艺术是人类文明的珍宝，是佛教艺术的珍宝，它不是‘他者’，而是跟中国文明紧密相关的。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是佛教世界的中心，佛教的哲学、信仰和艺术，是中国文明的固有组成部分。要从这个角度重新理解犍陀罗对中国文明的意义。第二，中国应该成为新的犍陀罗艺术研究和鉴赏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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