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英国社会重构与社会关系调整研究》，姜德福等著，商务印书馆2017年6月第一版，39.00元
一
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英国是第一个现代化国家，其社会转型之路一直是学界的关注热点。长期以来，学界关注英国的政治与经济转型，即从宏观的国家层面来考察英国的制度变迁，而对于社会层面的转型关注不多。近年来，随着传统政治史、经济史研究的式微，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此间，英国环境史、医疗与疾病史、婚姻与家庭史、劳资关系史等方面的论著纷纷问世，但关于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变迁的研究却相对薄弱。
十多年前，舒小昀的《分化与整合：1688—1783年英国社会结构分析》（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曾对前工业化时代及工业化早期英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社会分层的变化做了深入考察，为我们从社会结构视角透视英国工业社会的起源提供了一扇窗口。如果说《分化与整合》是从宏观视角来考察18世纪英国社会结构的变化，那么，十多年后的今天，姜德福等完成的《转型时期英国社会重构与社会关系调整研究》（以下简称姜著），则立足于微观视角来考察工业化前后英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与社会关系的重组，从而为我们更为深刻、细致地了解英国社会转型与现代化提供了生动的素材。
《转型时期英国社会重构与社会关系调整研究》着力于长时段视野下探讨16—19世纪英国社会结构重组及社会关系调整，并结合社会学研究方法，对不同社会群体进行个案研究与综合分析。姜著既全面考察了近代英国三百多年间社会结构的变迁，也分析了英国社会治理观念的转变。姜著尤其关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产生的矛盾与冲突、化解矛盾与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手段，进而揭示英国社会转型模式的普遍意义。社会转型是一个结构重组与制度变迁过程，不同社会阶层随着形势的变化，也会不断进行自身角色的调适，以顺应社会变迁。姜著对于近代三百余年间各社会群体，如国教会教士、下院议员、贵族女性、权力精英等在社会转型中的经历做了个案性的探讨，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丰富多彩的社会转型画卷。
二
社会转型是一个多层面的社会变迁过程，而宗教的世俗化及教士群体角色的转变，成为英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层面。英国自都铎王朝亨利八世宗教改革后，完成了从天主教国家向新教国家的转变，安立甘宗成为英国国教，国教会处于至尊地位，其他教派如天主教、清教等则受到压制。但随着宗教宽容与平等政策的推行以及宗教政治影响力的下降，高居神坛的国教会教士，其地位与角色也发生根本性转变。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鲜有涉及，而令人欣喜的是，姜著则独辟蹊径，为我们缕析了宗教改革后英国国教会教士从中世纪神权等级向现代职业集团的转型之路。
16世纪宗教改革后，英国出现了一支独特的国教会教士群体。相较于欧洲大陆，英国的宗教改革之路非常特殊，它既保留了天主教的等级制，又认可了新教主义的基本主张。正是由于这一特殊性，宗教改革催生了一支既不同于传统天主教教士集团，又非新教传教士的特殊群体——国教会教士集团。众所周知，教士群体在中世纪社会与政治结构中拥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种地位也使其堂而皇之地在英国社会结构中牢牢占据着关键性位置。但是，宗教改革解构了传统中世纪欧洲社会的神权等级，尽管并没有贬抑信仰在社会中的地位，但宗教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发展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将信仰交还给了个人。作为信仰中介的教士由此陷于无用的境地，而其结果必然是教士集团生存危机的出现。由此，这一脱胎于中世纪天主教会的神职集团为适应宗教改革与社会转型，不得不做出相应地改变。这种变化突出地体现在教士群体向近代职业集团的转型。
当然，转型之路并非一蹴而就。就国教会教士集团的社会化来说，它表现为一种对世俗事务更广泛的参与。正如姜著所指出的，这种参与表现为以下几点：担任治安法官；充任教区委员会主席参与教区管理；充任医生和行善者；担负地方道德捍卫者的角色。这种多重社会角色的成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源于英国国家治理中的地方自治传统以外，还有如下两点因素值得关注：其一，教区教士的牧灵职责需要其承担多种相应的社会职责；其二，转型时期的教士逐渐拥有承担多重社会角色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威信。从客观影响来看，这种多重社会角色的成型对教士群体本身带来的结果利弊参半。一方面，教士群体深入教区社会生活，依据其威信和职业特点，提供力所能及的社会服务，有利于其赢得教民的信任和尊重；另一方面，教士们过多的世俗工作势必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荒疏了本职工作，18世纪以后，因教士过多参与世俗事务而无暇顾及本职工作的现象受到广泛批评。
三
就国教会教士集团的职业化来说，宗教改革已从权力、身份和组织三个方面解构了教士等级，使中世纪享有特权的神权等级演化为一支引导民众宗教活动的职业群体。姜著指出：宗教改革后的国教会教士集团日益具备如下几个现代职业的特征：专业化、规范化的神学教育；用以规约教士活动的相关法规的制定；确立了规范的职业准入机制；教士职业集团意识的提高；教士集团对职业服务市场的垄断；国教会教士集团在教会事务上的高度自治权的形成。其中，规约教士活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和教士职业准入机制的形成，成为教士在18世纪职业化完成的显著标志。以上特征的形成是国教会教士职业化发展的结果，也意味着着教士阶层的社会属性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完成了集体转型。当然，这些特征也是在宗教改革后逐渐具备的，它经历了从16世纪到18世纪近三百年才最终完成。特别是在18世纪初，伴随着教士集团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及经济状况好转后，神权等级才彻底崩溃，职业化进程才向前大大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以后，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国教会教士的职业出路面临新的危机。1828—1829年间，《宣誓法》《市政法》的废除及《天主教解放法》的颁布，使传统的政教联盟瓦解，国教会丧失了17世纪以来的政治特权，英国由此迎来宗教多元化时代。加之，工业革命推动自由主义思潮的蓬勃兴起，宗教世俗化也成为一大趋势。在这种背景下，国教会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日益下降，教士尽管仍是受人礼遇的职业选择，但社会主流对其认同度下降，中上层出身的人选择教士职业的意愿显著降低。20世纪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至今，社会世俗化对国教会教士群体的冲击更加剧烈。在2011年英国人口普查中，一份针对国教会信徒比例的调查显示，18－34岁的年轻人中只有12%宣称自己是国教信徒，而55岁以上的被调查者中的人数比例则为40%。这一数据鲜明地反映出国教会的发展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国教会教士正被社会主流职业群体边缘化。
总的来说，16世纪的宗教改革将英国教士群体从神坛上赶了下来，新教主义解构了其在中世纪作为神权等级的强势地位。至19世纪以前，这一群体实现了职业化和社会化改造，并依靠其在政教联盟中的国教地位保持了该群体的特殊性。但在19世纪宗教多元化和20世纪社会世俗化的浪潮中，国教会教士集团正面临新的生存危机，其融入现代社会的道路遭遇新的挑战。因此，如何顺应新形势，转变社会角色和职业定位，成为21世纪的今天摆在国教会教士群体面前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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