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电影产业与电影创作研究丛书》，周斌 主编，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由复旦大学周斌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电影产业与电影创作研究丛书》6卷（以下简称《丛书》）终于面世了，这是近年来在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所涌现出的一项重要成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史学界有关“重写电影史”的呼声日益高涨，相关著作和论文不断出版发表，使得中国电影史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在进行着积极拓展。中国电影史的研究不但打破了现代与当代的时间界限，更是打破了大陆、港台乃至海外的空间区隔；其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影片和创作者，进而扩展到从电影生产至放映等全产业链；也不再仅仅聚焦于主流类型研究，而是向各种类型研究拓展；同时，其研究方法还引入了美学、社会学等诸多的文化研究方法。当然，“重写电影史”的关键还在于新史料的发现、新方法的运用和新视野的拓展。如果站在这样的高度，我们不难看出这套《丛书》所作出的积极努力和大胆探索。

微观史料与宏观视野相结合

《丛书》本着见微知著的态度和立场，立足于研究中国现代电影史上的明星、天一、联华、新华、艺华和电通等6家著名电影公司。各位作者历经数年，尽可能搜寻现存的各种文献资料和影像资料，意图详尽展现各家公司在电影史上的起兴衰亡，力求客观再现中国电影史现场。那些已然尘封在故纸堆里的民国报刊和仅存的珍贵影像，引领他们穿越历史的迷雾，捡拾起那些如烟的往事。他们甚至还竭尽全力地找寻一些历史见证者，为电影史的研究增添一份生命活力。例如，为了深入了解天一公司，作者周倩雯拜访了百岁高龄的汤晓丹导演，获取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为了对新华公司的有关史料进行甄别，作者郑健健拜访了艾以先生，得到其大力相助，获益良多。正是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客观的求真精神，使这6家电影公司得以完整的历史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每本书后的详尽附录，如公司大事年表、出品电影年表、影片在上海各影院放映情况表等，更是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诸多便利，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电影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当然，《丛书》并不仅仅满足于史料的梳理和历史的再现，同时拥有着电影史研究的宏观视野。作者们积极利用中外历史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广泛借鉴国内外已有的学术成果，如程季华等的《中国电影史》著作，以及福柯的“谱系学”和“知识考古学”、科恩的“范式理论”、汉森的“白话现代主义”等理论，真正做到了电影史研究“入得进去，跳得出来”。他们避免了以往电影史写作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站在百年中国电影史的全局视野上，对这些电影公司创作发展中的得失成败予以冷静、客观的评述。

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相结合

作为6家中国现代电影公司的“传记”，《丛书》运用历时研究的方法，详细梳理了各家影业公司的发展历程，不仅有始有终，而且对各家公司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学术性的总结。如作者周倩雯将天一公司从1925年至1937年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诞生期（1925-1926）、开拓期（1926-1930）、转折期（1930-1934）和后期（1934-1937），并和香港邵氏电影接续起来，清晰地梳理出公司在各个阶段经营管理、宣传策略、制片策略等的演变历程。又如，作者周仲谋梳理了艺华公司从草创到正式成立，再到并入伪“中联”，直至最后结束的整个发展过程，并将其发展历程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在研究中尤其关注其发展演变，不管是早期的左翼电影，中期的“软性电影”，还是后期的“孤岛”娱乐片，不仅呈现出各个阶段电影创作的鲜明特色，而且凸显出艺华公司斑驳复杂的文化色彩。历时研究方法的使用无疑大大强化了其电影史的学术建构。

除了对各家公司纵向的历史梳理以外，《丛书》也极为注重运用共时研究的方法。虽然6家公司都独立成书，但各位作者在行文中都极为重视对同时代其他公司的横向比较研究。如评析明星影片公司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时，作者艾青将其置于中国早期电影格局中的两次“三足鼎立”的语境中，进而对明星与联华、天一公司在产业运作、美学风格等方面的异同进行比较，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而在评析联华公司的历史地位时也同样如此，作者郭海燕同样通过与明星、天一的比较，尤其是通过联华、明星各自形象代言人的对比，对联华公司的现代性进行反思，由此指出其带有部分精英文化的特点。而对艺华公司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做出评价时，作者周仲谋也是将其放置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四分天下”和“三足两翼”的格局中加以观照，力争得出客观、公允的结论。正是这一共时方法的运用，使《丛书》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各家电影公司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学术标本，而是互文共生，有效复原了中国早期的电影现场。

历史反思与现实启示相结合

作为一套客观、严谨的电影史著作，《丛书》也秉持着历史与美学相结合的评价原则和批评尺度，在竭力复原各家公司的发展全貌时，不去任意贬低其历史贡献和历史价值，也没有随意拔高其历史地位，尽力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同时也十分注重探讨电影的艺术本性，研究代表性作品的美学价值。如对明星公司的研究，作者艾青就总结出了“明星电影”的4种美学范型，即：商业美学、改良主义美学、现实主义美学、通俗情节剧美学。在对艺华公司的研究中，作者周仲谋也专辟章节，对艺华公司左翼影片的美学风格进行了重点研究，还分析了田汉电影剧作的革命浪漫主义风格，阳翰笙电影剧作的革命现实主义风格，等等。尽管电通公司的影片极为有限，但作者黄玲依然对电通公司的美学风格进行了重点研究，指出其4部电影虽然都属于左翼电影，但风格迥异，表现的美学风格也不尽相同，尤其是影片中的歌曲，在中国现代电影音乐史上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重要的是讲述历史的时代，而不是历史讲述的时代。”福柯的这一论断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无疑具有现实的重大意义。尽管是对近百年前的电影公司及其历史的研究，但《丛书》的作者们却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指向。他们在对历史的梳理中，不断地指向当下的电影创作和电影产业，具有清醒的现实意识。通过对明星影片公司生产模式的研究，作者艾青指出，明星公司总是力图在把握时代潮流和寻找最稳定的文化生产内容之间取得一种平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重塑，以及艺术与商业两者的平衡问题，依然是中国当下的电影产业及电影发展所面临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在对联华公司的总结中，作者郭海燕提出，联华的先锋美学不可抛弃，因为没有先锋电影的繁荣环境，就不会有商业电影的提升，并由此指出，要给先锋电影的探索以生存空间。这些通过深入研究和缜密思考所得出的真知灼见，无疑对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产业和电影创作的繁荣发展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有益启示，使电影史研究不再仅仅是学人孤芳自赏式的理论构想，更是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的文化创造。

尽管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丛书》在资料和体例上必定还存在着一些瑕疵，但各位作者所展露出的锐气和活力，在学术研究中所表现出的踏实和耐心，以及那些带着生命温度的文字和论说，无不令人感佩。薪火相传，代代不息，期待中国电影史研究能不断攀上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