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代是一个思想相当解放的时代，儒、道、佛三家思想都受到朝廷的重视和支持，思想界呈现百花齐放的繁纷局面。盛唐诗人的思想既复杂，又活跃，王维信佛，李白好道，皆为显例。杜甫则与众不同。杜甫在青年时代一度醉心于道教，对仙丹灵芝及长生仙界颇感兴趣，那只是世界观尚未确立时的浪漫幻想。杜甫壮年以后对佛教产生了好感，是由于频遭挫折心生苦闷，想从佛教得到一点慰藉，并非真想遁入空门。就其主要思想倾向而言，清人刘熙载《艺概》卷二中的论断非常准确：“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

杜甫出生在一个以儒学为传统的家庭里。他从小接受了严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终生服膺儒学。杜甫经常经常自称“儒生”“老儒”，甚至是“腐儒”。杜甫偶然也发发牢骚，说什么“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甚至说：“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但那只是在极端悲愤的情境中的牢骚话而已。事实上杜甫对儒家思想的遵循已达到孔子所说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的程度，终生不渝，死而后已。

儒家关注的对象是人生与社会，他们的人生态度必然是积极入世的。杜甫对于人生抱有坚定的信念，他把安邦定国视为自己的使命。青年时代的杜甫早已胸怀大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但当时他对自己的人生道路还没有作深沉的思考，他的壮志还缺乏具体、确定的内涵。待到长安十年，杜甫一面体验着人生的艰辛，一面观察着人民的疾苦，终于确立了坚如磐石的人生信念。三十九岁那年，杜甫首次自述其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五年之后，杜甫再述其志：“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前者着眼于君主，后者关注的重点转到自身。写前一首诗的时候，杜甫还是一介布衣。写后一首诗的时候，杜甫刚刚得到一个从八品下的微职。然而他的口气是如此狂傲，他的志向是如此高远。

什么叫“致君尧舜上”？就是希望君主变得像尧、舜一样贤明。在帝制时代，实行仁政的首要条件是君主贤明，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尧舜是儒家推崇的古代明君，是儒家用自己的政治观念塑造出来的理想人物。杜甫希望皇帝效法尧舜，其实质就是希望他们实行仁政。这是杜甫实现远大政治抱负的必要步骤。什么叫“窃比稷与契”？稷，又称后稷，是舜时的大臣，相传稷从小就善于稼穑，所以舜让他主管农业。契，是协助大禹治水的大臣。杜甫自比稷、契，是不是自许太高？对此，王嗣奭在《杜臆》中有非常好的解读：“人多疑自许稷、契之语，不知稷、契元无他奇，只是己饥己溺之念而已。”“己饥己溺”，语出《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这是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一种伟大的胸怀，一种高尚的政治情操。然而稷也好，契也好，他们身居高位，本来就承担着国家的重任，他们有这样的责任感是理所当然的。杜甫则不同，他只是一介微臣，甚至只是一介布衣，按照“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的常理来说，杜甫本来是不必怀有此种责任感的。然而杜甫竟然自许稷、契，竟然以“己饥己溺之念”为人生目标，这是崇高、伟大的人生信念。

杜甫一生困窘，屡遭挫折，他的人生信念是在困顿境遇中产生并逐渐充实的。“致君尧舜上”的志向，是在“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境遇中提出来的。“窃比稷与契”之句的下文，即是“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对于浅薄浮躁的人，艰难困苦会使之放弃理想的抱负。对于沉稳坚毅的人，艰难困苦反而会激发其志气，坚定其决心。杜甫显然是后一种人。他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非常悲惨，常常陷于饥寒交迫的境地。在那种时刻，杜甫难免会啼饥号寒，把谋求温饱视为当务之急：“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发秦州》）他甚至说过“但使残年喫饱饭，只愿无事长相见”（《病后过王倚饮醉歌》）之类的丧气话。但杜甫对理想仅是暂时的搁置，而不是永久的抛弃，理想的火熖依然在他心头燃烧，一有机会仍会放出光芒。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杜甫对友人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一个快要走到人生终点的人还把“致君尧舜”的理想谆谆托付给友人，说明他对心中的理想是何等的珍视和坚持。

二

在儒学的发展史上，曾出现两个高潮，它们分别在汉代和宋代，所以儒学的两大流派分别被称为“汉学”与“宋学”。儒学史上的唐代夹在这两个高潮之间，实际上处于一个低潮阶段。那么唐代有没有值得注意的儒学代表人物？当然有，其中之一就是杜甫。钱穆在《中国史学发微》中称杜甫为唐代的“醇儒”，非常准确。杜甫不是儒学经典的注疏者，他对儒学的服膺主要体现于实践，他身体力行地将儒学原则付诸行动，从而在儒学发展史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不但如此，杜甫还用他一生的实践、行为，用他的整个生命，来丰富、充实儒学的内涵。

儒学千头万绪，其核心内容就是仁爱思想，主张在天下推行以仁爱之心为出发点的仁政。儒家认为一切的爱心都是从人们的内心自然生发出来的，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这是一种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自然的情感流动。由这样的程序生发出来的仁爱之心，它更自然，更符合人的本性，也更切实可行。杜甫对儒家的这个核心精神心领神会，他的诗篇，他的行为，时时刻刻都在阐释这种理念。杜甫感情深厚诚笃，被近人梁启超誉为“情圣”（《情圣杜甫》）。他深深地爱着他的妻子、儿女和弟妹，一生中始终与妻儿不离不弃，相依为命。他与杨氏夫人伉俪情深，白头偕老。当他陷贼长安时，曾对着月亮怀念远在鄜州的妻子：“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当他与家人隔绝时，就格外思念幼小的孩子：“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遣兴》）杜甫对友人情同兄弟，时时见于吟咏。他四十八岁那年流寓秦州，全家生计濒于绝境，却在短短三个月内写了三首思念李白的名篇，至性至情，感人肺腑。杜甫还将仁爱之心推广到素不相识的天下苍生。当杜甫到奉先县去探亲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幼子已因挨饿而夭折了。他当然悲痛万分，但马上联想到了普天下还有很多比他更困苦的人：“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一个秋风秋雨之夜，杜甫屋漏床湿，彻夜不得安眠，此时此刻，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的思考过程，他的感情流向，也是由近及远，由亲及疏，这分明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儒家精神的具体阐发。

儒家仁爱之心的最高体现形式是实行仁政，杜甫对此完全赞同，他用诗歌表示了这样的希望：“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蚕谷行》）他满心希望朝廷薄赋轻徭，让人民休养生息：“借问悬车守，何如俭德临？”（《提封》）他谴责急征暴敛：“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国家统一不受损害的前提下，杜甫坚决主张息兵罢战。他作《兵车行》揭露朝廷的穷兵黩武，以及无辜百姓埋骨荒外的悲惨命运：“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儒家总是对危害仁政的现象忧心忡忡，杜甫的忧患感与孔、孟一脉相承，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谒先主庙》）。时时刻刻都在忧国忧民的人必然会对社会的黑暗面怀有最强的敏感，必然会对国家的隐患保持最强的警惕。杜甫最为忧心忡忡的是社会的贫富悬殊。他写出了惊心动魄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是杜甫深沉忧患意识的生动体现，是杜甫向千秋万代发出的严重警告。

杜甫对儒家的仁爱思想有所发展、补充。孔、孟等早期儒家提出的仁爱之心，其思考对象是人类，“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孟子则举例说明人们的仁爱之心的来源：“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公孙丑上》）爱人之心也好，恻隐之心也好，它的关注对象都是人，没有包括其他生命。杜甫则将爱人之心延伸出去，推广开来，用更加广博的仁爱精神去拥抱整个世界。杜诗写到天地间的一切生灵都出以充满爱抚的笔触：“筑场怜穴蚁，拾穗许村童。”（《暂住白帝复还东屯》）“盘飧老夫食，分减及溪鱼。”（《秋野五首》之一）在杜甫心目中，天地间的动物、植物都与人一样，应该沐浴在仁爱的氛围中。杜甫尤其关心那些处境欠佳的动植物：“白鱼困密网，黄鸟喧佳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过津口》）杜诗中写到动物、植物，往往有比兴寄托的意味，但是也有许多并无寄托，例如《舟前小鹅儿》:“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客散层城暮，狐狸奈若何！”充溢在字里行间的只是对弱小生命的由衷爱怜和关切。杜甫关爱一切生命的情怀是对儒家仁爱思想的重要发展，因为把仁爱之心从人推广到普通的生物，本来是儒学内在的一种发展方向。“民胞物与”的命题，在理论上要等到宋人张载才阐发出来，但是在文学上，它早在杜诗中就得到生动的弘扬，这是杜甫对于儒学思想的一大贡献。

三

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哪位文学家的作品拥有像杜诗那么多的注本。自从南宋出现《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等注本后，“千家注杜”的说法便广为流传了。虽说黄氏往本中实收注家仅有151人，但自宋迄今，杜诗的注家、选家及研究者确已超过千人，成为文学史上罕见的壮观。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当然不需要读那么多的注本。但如果您想了解到底有哪些有关杜甫的著作的话，也不妨去翻检周采泉《杜集书录》和郑庆笃《杜集书目提要》这两种有关杜诗的目录学著作，它们对自宋迄今有关杜诗的著作有相当详尽的介绍。

如果读者朋友想要比较全面地了解杜甫，当然应该阅读杜甫全集。对杜诗的整理与注解都是从宋代开始的，如果你想了解杜诗注释和研究的历史过程，那么可以读几种重要的宋代注本，例如赵次公的《杜诗先后解》、郭知达的《九家集注杜诗》、蔡梦弼的《杜工部草堂诗笺》、黄希、黄鹤的《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刘辰翁评点的《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等，它们为杜诗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是后代所有杜诗注本的学术源头。

然而学术总是后来居上的，杜诗学也是如此。从总体上看，清代杜诗注释的水平已经超越宋注。如果如果限于时间和精力，您暂时只能阅读一种杜诗全集注本，那么我们建议您从下列清代注本上选择其一。

一是杨伦的《杜诗镜铨》。这是最为晚出的杜诗清注本，初刻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它的特点一是参酌众本之长，又出之以简明扼要，一立论则平正通达，一是最适于一般读者的杜诗全注本。如果你只想用较少的时间来通读一遍杜诗，这是最合宜的一种。

二是浦起龙的《读杜心解》。此本初刻于清雍正三年(1725)。它的特点是注释比较简明，不作繁琐的征引和考证，其长处在于解说，尤其是在分析段意方面，颇能提纲挈领，有时还对杜甫的写作意旨有所发明。但是评说章法时染有八股陋习，编次也不够完善。

三是仇兆鳌的《杜诗详注》。这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杜诗注本，初刻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它的特点就是一个“详”字，几乎可以视作对康熙以前各种注本的集注，对唐宋以来的各种笔记、诗话也收罗甚丰。仇注的篇幅很大，读它需要较多时间。但读此一本等于读了许多注本，所以还是值得一读的。他的缺点是繁琐，一字一句皆求出处，分析也嫌琐碎。读此书时可以参阅清末施鸿保的《读杜诗说》，它是专门纠正仇注之失的。

四是钱谦益的《钱注杜诗》。此本初刻于清康熙六年（1667），它的特点是注重以史证诗，对杜诗的时代背景有比较确凿的阐明。它的注释以简洁为尚，仅录杜诗白文不加注释的达五百多首。此本的学术价值较高，但对初学者用处不大，如果你想较深入地了解杜诗与唐代史实的关系，则可以参阅。

五是王嗣奭的《杜臆》。此书不录杜诗原文，也不对杜诗逐句作注，它的特点是用“以意逆志”之法对杜诗的思想内涵进行评说，颇有精到的见解。王嗣奭是明代遗民，入清后拒不降清，对杜甫的人格意义有很深的理解。如果你想侧重理解杜甫的为人和杜诗的思想内涵，可以参阅此书。

有史以来最称完备的杜诗注本当然是萧涤非先生主编、张忠纲先生终审统稿的《杜甫全集校注》。此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堪称杜诗注释的集大成之作。该书的校注工作始于1978年，终于2012年，前后经历三十五个春秋，待到全书杀青付梓，主编萧先生已不在人世。《杜甫全集校注》带有集校、集注、集评的性质，其参考资料包括存世的所有杜诗注本以及有价值的杜诗研究论著，代表着杜诗注释的最高水平，也是当代杜诗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可惜该书卷帙浩繁，篇幅达660万字，恐非一般读者所能通读。如果读者朋友对某首杜诗有所疑难要想深入探究，则此书是最合适的查阅对象。

当我们接受商务印书馆的约请，重新编选一本《杜甫诗选》时，有多种杜诗选本早已问世。其中山东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的《杜甫诗选》和邓魁英、聂石樵选注的《杜甫选集》，所选篇目数量适中，注释则简明扼要，对一般的读者很有帮助，也是我们常置案头的杜诗读本。既然如此，我们为何还要编选一本新的杜诗选本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热爱杜甫，我们希望通过编选本书向杜甫献上一瓣心香。一座庙宇可以接纳众多的香客，无论他们是先来还是后到，也无论他们贡献的香火是多是少，都有资格在神像前顶礼膜拜。同理，无论别人已经编选了多么优秀的杜诗选本，都不会妨碍我们的重新编选，况且我们对杜甫和杜诗持有自己的观点，我们的编选工作不是跟在前辈后面的亦步亦趋。比如选目，本书与上述两种杜诗选本有较大的差异。但我们的选目是直接从杜甫全集中选择的，并未参照或刻意回避其他杜诗选本。全书完稿后，我们对三种杜诗选本的选目进行统计比较，发现山东大学选本所选的144诗题中，有37题未选入本书，差异率达四分之一强。邓魁英、聂石樵选本所选的226题中，有67题未选入本书，差异率达十分之三。反过来，在本书所选的190题中，有55题未曾选入上述二书的任何一种，新增率达十分之三弱。总之，本书所选的190题、255首杜诗，就是我们心目中的杜诗代表作。其中有些作品或因思想倾向的因素长期不被现代选家重视，例如《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哀王孙》；有些作品或因诗体、风格的因素而被忽视，例如七排《题郑十八著作丈》、五古《火》，现在一并选入本书，我们希望它们能得到读者的重视。至于本书的注释和评析，则力求简洁，不求详尽。其中引用的前人之言，概据《杜甫全集校注》，不再注明出处。

衷心希望读者朋友喜爱这本《杜甫诗选》，衷心希望大家对本书的错误和缺点进行指正。

（本文为《杜甫诗选》导言节选，原文一万一千余字。《杜甫诗选》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