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法成德：韩非子真精神的当代诠释》，宋洪兵著，三联书店出版
两千年来，法家基本上处于被否定的地位：儒家站在“仁政”的立场上指责法家残暴冷酷；近现代学者站在“民主”的立场上指责法家“专制”。宋洪兵在其《循法成德：韩非子真精神的当代诠释》一书中对以上偏见提出挑战。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问题，是当代社会、政治、伦理、法律等领域的重大思想问题。在相关讨论中，我国古代法家本应提供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然而却在这场讨论中意外地缺席了。两千年来，法家基本上处于被否定的地位：儒家站在“仁政”的立场上指责法家残暴冷酷；近现代学者站在“民主”的立场上指责法家“专制”；近年来传统文化呈现复兴之势，人们“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法家似乎天然属于“糟粕”。宋洪兵《循法成德：韩非子真精神的当代诠释》（三联书店出版）对以上偏见提出挑战，提出韩非思想的真精神——“循法成德”。
该书的积极意义首先在于确立了法家所特有的道德思想。长期以来，学界认为法家是“非道德主义”，如韩非“毁灭一切伦理价值”（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70页），韩非“只要法，不要德”（朱贻庭、赵修义：《评韩非的非道德主义思想》，见《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事实上，韩非否定儒家道德，不等于否定道德本身。学界批评法家“非道德主义”，其实默认了儒家对“道德”的垄断。“循法成德”指出了法家（韩非）道德与儒家（孔孟）道德的不同：儒家重道德意愿，法家重道德行为；儒家重亲情私德，法家重社会公德；儒家重个人高尚道德，法家重社会整体道德。该书还指出，韩非的“循法成德”路径比儒家更务实、更理性。可以说，“循法成德”有力地驳斥了法家“非道德主义”观点。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并未盲目夸大韩非思想的正面道德意义，对韩非思想的道德风险亦有清醒认识，如过分追求名利的风险、反人道风险、暴力风险、曲意逢迎君主的风险、违反公平公正风险，等等。该书指出，要立足于韩非思想的真精神，摒弃韩非思想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弊端。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循法成德”思想和在实践中规避道德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重要的是，“循法成德”深化了我们对“法治”与“德治”关系问题的认识。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单纯的“法治”或“德治”都存在缺陷，因而应该将二者结合起来。该书基于“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路，提出了新问题：二者是并列等值结构还是主辅偏正结构？是否存在先后次序问题？该书指出了儒家“德主刑辅”蕴含的缺陷，即难以确立起人们对“法”的情感认同，缺乏情感认同也就无法建立守法传统，社会道德底线就很难得到维护。与之相反，该书认为，“循法成德”是法主德辅，“在德治与法治互补结构之中，作为维护道德底线的强制性外在规则具有优先次序”，唯有守住社会道德底线，保证社会绝大多人不做坏事，高尚道德才能够不断滋生涌现。
可以说，“循法成德”命题无论是对当今思想学术，还是对当下社会治理，均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该书表明，法家学说既非冢中枯骨，更非时代“糟粕”，而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思想。
该书对韩非“循法成德”的诠释，笔者尚未感到满足，而是意犹未尽。毋庸置疑，该书对“循法成德”命题、“法治”与“德治”关系问题作出了有益的探索。然而，在探讨“循法成德”的当代价值之前，有些前提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政府是否有“德治”（道德教化）的职责？是否有提升社会整体道德达到高尚道德水平的职责？
从该书的正面论述来看，政府似乎具有“德治”的职责，如该书认为：“既然单纯德治或单纯法治均存在不足，德法并重当然是一种恰当的治国思路。”虽然该书以承认“德治”为前提，但事实上，“循法成德”并没有论证出“德治”存在的必要性。政府的责任在于用“法治”守住社会道德底线，那么当社会底线道德守住之后，政府是否还有进一步的作为呢？该书只是说：“唯有先养成公德，才能为私德的完善创造最佳环境。”该书也承认，“韩非子在如何培养一个道德高尚的圣贤之人，缺乏理论探索”。事实上，该书虽然主张“法主德辅”“法先德后”，其实对“德治”是虚悬的。
在韩非思想中，韩非不仅没有过高的道德追求，还激烈抨击仁义道德治国。如“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之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子·显学》）又说：“今学者之说人主者，不乘必然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韩非子·五蠢》）韩非甚至说：“君通于不仁，臣通于不忠，则可以王矣。”（《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无须赘举，韩非反对“德治”毋庸置疑。当然，反对“德治”不等同于反对“道德”，“循法成德”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韩非的主要政治学遗产是用利益解释政治，抛弃了道德家不切实际的幻想，让政治回归政治的本质——利益问题，具体到治国层面，便是采用“法治”而非“德治”。“循法成德”给我们的当代启示是：政府有依法维护社会底线道德的责任；提升私人高尚道德是个人的事情，而非政府的责任。如果说，该书对“德治”是虚悬的，那么笔者愿意更近一步——既然“法治”自带道德功能，“循法”能够“成德”，那么“德治”还有什么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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