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全集续编》能为孙中山研究贡献什么

《孙中山全集续编》，林家有、李吉奎等编，中华书局2017年7月第一版，460.00元

《孙中山全集续编》（以下简称《续编》）全书五卷已经出版，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室的同志，以我曾参加《孙中山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编辑，又参与《续编》编务，定有所感，建议我写一些印象记。我和张文苑同志承担的，仅是1913-1919年部分，所以谈编后印象，也只能就这一时段而言；涉及前、后部分，就只能说是读后感，所言可能不尽妥当，姑妄言之而已。

 一

进入新世纪以来，孙中山研究已经很难说是什么“显学”了。不过，在上海、北京、广东等地，有不少学者和从业人员仍然在积极从事资料整理、编纂和研究工作，而且作出了不俗的成绩。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坚持每月出版《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长编巨著，则有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桑兵教授的团队，在2012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约四百八十万字的《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2017年，又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成果《孙中山史事编年》全十二卷，五百五十余万字，百余年来孙中山年谱系列，无出其右者，令人叹为观止。全集方面，北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以尚明轩先生为首的团队，获得国家出版基金支持，由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了全新版的《孙中山全集》，十五卷一千万字。广东省社科院孙中山研究所的黄彦先生，获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集结院内外力量，穷二十年之功，编为《孙文全集》二十卷，都一千二百万言，于2016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或谓此乃目前资料收集最齐全、考订最严密的孙中山全集。尚、黄二书，与台版《国父全集》（含补编）一样，都是类编。类编这种载体，对专业研究者而言，比较省事；但对并不十分熟悉孙中山研究的人来说，必先知篇名而后于各卷之中查找所需，或将一事分置于两处，则未免使人感觉支离、不便。

中华书局版《全集》收文按时间排序，不能精确系月者系于本年之末，不能精确系日者系于本月之末，知道大体年代，查找不难。萧规曹随，《续编》之纂修，依例操作，省去分类成编的困扰，诚省时省事便利读者之举。《全集》十一卷，近五百万字，《续编》一百八十余万字，合并约七百万字。与尚明轩版《孙中山全集》和黄彦版《孙文全集》相较，所差数百万字，差在何处，读者见书之后，自不难分晓。

《全集》成书于1981－1986年间，当时虽在报章杂志书籍间及若干档案馆中可以不断发现新资料，但许多境外书刊未易征引，且保存于公私收藏者（如档案、图书馆或个人）手中的文章函牍，亦不轻易公示，故可见资料，极为有限。迨入1990年代后，不惟报刊书籍资料日繁，即东、西文书籍、档案可用者亦有无穷之势，对《全集》作续编，条件已备。今见录于《续编》各卷中者，可资说明。

 二

当然，号称“全集”者难言“集全”，这是编书者的共识。“续”之与“补”，其义亦不尽同，除“补”之外，实有延续、新建之义。《全集》与《续编》体量比例约为5比2，若仅为“补”，则未免视之过浅。以下数端，或可概见此义。

编辑“全集”，其义在“全”。所收文献，只要判明不属赝品，即应考虑收录。作为资料，读者（或使用者）有权“求全责备”，而编者义务，则是不作选择性对待，更无权删繁就简，如三秋之树。故《续编》对新出新见文献，避免偏颇，尽力收录，使之能以丰赡资料提供给使用者。

孙中山是职业革命家，是站在时代潮头的领航人，其立身处事，常有轶于常人者，固不可以凡夫俗子视之。《续编》参与诸人，多数曾参与《全集》编辑，以三十余年“孙学”研究，深识孙中山之所以为孙中山。《续编》收录了几件过去鲜为人知或颇存争议的资料。例如，①1895年3月1日和4月17日在中日甲午战争进行之际孙中山会见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告以起义计划，寻求军械援助和“声援”，这个谈话记录，是孙中山为反清起义第一次寻求外国支持。②第一卷收录了孙中山在南京临时大总统任上，1912年2月3日、6日与日本三井财团的代表森恪、益田孝的谈话、电报，即所谓“满洲借款”谈判的实录。③如果将《续编》第二卷所收1914年11月孙中山与日本军部巨头上原勇作的谈话与同卷所收1915年3月14日致小池张造函及所附《盟约草案》两相对照，就不会对该函与“密约”的出现感到不可理解了。④1921年1月17日，孙中山与美国商人萨恩克签订了一亿美元的贷款合同，规定提供的“种种实业，系无限制者”，这个合同的签订，引起北京政府的严重关切与对美交涉。类似这些有关国家权益的承诺，非仅一时一事，收录这些文献，尤显孙中山从事革命之艰辛。

另有一些文献，虽然已广为人知，但此前的收录者可能考虑到他种原因，所收并不完整，此次《续编》重新收录完整版本。如①第三卷所收1922年6月12日孙对新闻记者的讲话，《全集》系取《陈炯明叛国史》一书中的“节录”本，而《续编》则从上海《申报》所刊全文收录，以见全豹。②《全集》第八卷所收1923年11月29日《批邓泽如等的上书》，仅收录孙中山的批示，对邓泽如等人的上书内容完全略去，省去被批示的内容，到底邓泽如等人说了些什么，读者满头雾水。而《续编》的处理方式则有不同。孙之批示原来写在该函天头，《续编》用小字体收录邓函全文，将孙的批示移入函中各该处，使读者知孙所批之针对性。当然，孙中山的批示为数甚多，若皆照录来函（或呈文），不知凡几。故多数地方还是仅收批示，未录来函。③1924年1月23日下午为国民党“一大”通过宣言的时刻，但在是日上午，孙中山派人招来苏联顾问鲍罗廷，表示要取消“宣言”，而以《建国大纲》代之。“宣言”为莫斯科所批准，若予以取消，则不但此次代表大会毫无意义，即鲍罗廷亦无法向莫斯科交代。故鲍用尽一切办法，说服孙中山，终于使得将“宣言”交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有关此事，仅在鲍的笔记中记述，中方文献，了无痕迹。中文资料，最早见之于苏联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所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一书，《全集》未予收录。此次《续编》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四部分“国民党改组及其初步成果”之鲍罗廷的札记和通信收录。而切列潘诺夫的转引，作为附录收入。如此重大之事，若弃之不顾，殊非研究真实孙中山之道。至于孙中山为何要取消“宣言”及其后续动作，则是研究者们的事了。④1924年8月21日国民党中央根据一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的决议案》，形成并公布《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关于党内共产派问题之训令》，此训令先刊于《中国国民党周刊》（第40期，1924年9月18日），随后在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9月24、27、29日）连载。它之所以十分重要，是因为它强调了两党合作，国民党内的跨党成员“不容有党团作用”问题（可参阅前揭《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一书的若干部分）。此文《全集》缺收，《续编》予以收录，并将后出之《革命文献》（第十六辑）作为同题异文一并载出。此类《全集》编辑时已问世却未收而由《续编》收录者尚有多件，本文未拟逐一指出。

  三

作为编者，感到各卷所收资料，有一个共同点是，有几组资料，收入时较为系统，大体上能反映该件事的原委，较《全集》为优。例如，①第一卷收录了余定邦所撰《一九〇三年孙中山在曼谷的活动——读泰国国家档案馆藏有关孙中山一九〇三年访问曼谷的资料》一文中的几则资料，补充了孙中山在南洋活动的重要史事。②第一卷还系统收录了一组孙中山1913年3月访日及此后与涩泽荣一等人谈判设立“中国兴业公司”的资料，此事至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日本之后才结束。③历来的说法是（根据孙的自述），“宋案”发生后，孙中山从日本回到国内，即力主对袁武力解决，而黄兴则坚持法律解决。（见《全集》第三卷第87页，1914年5月29日《复黄兴函》）但是，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续编》收录了一组孙中山在1913年3月25日由日本归沪后至“二次革命”爆发前与日本驻沪总领事有吉明的谈话、有吉报告外务省的记录，这组材料远比《全集》更准确地反映了“二次革命”爆发前孙的态度变化。宋案发生于1913年3月20日，《续编》收孙中山3月25日在归来当日对外称“以法律为准绳”；28日与有吉明谈话谓，“坚决采取光明正大的手段，在议会上弹劾袁世凯”，但如果袁世凯用武力对付议员，“我方也用武力对抗，南方已有这一决心”，可见28日孙已有武力主张，但仍犹豫不定；至3月31日与孙谈话后，有吉判断“孙文此时已主张武力讨袁”。《续编》所收为当时谈话，《全集》所收仅为孙氏日后追述，《续编》当是更准确。④当《全集》出版时，俞辛焞、王振锁先生编译的《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8-1916.4）》即日本外务省档案，以及其他日文公私文书，尚未翻译刊布，《全集》无法收录。《续编》利用汉译日本资料，较为完整地展示了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在日本谋划“三次革命”反袁的种种言行。⑤1922年4月上旬开始，孙中山与陈炯明关系迅速恶化，迄6月12日止，《全集》所收录涉陈者不过7篇，而《续编》所收录者为12篇（含与《全集》同题异文者三篇）。《全集》与《续编》两书资料合在一起，大体上可完整反映出孙陈决裂之由来。⑥1922年“六一六”陈炯明部兵变，是改变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重大事件。自兵变至次年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全集》所收录涉及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苏俄政府）有关人士者仅两件，其中除“宣言”外，另一件是1922年9月29日《对联俄联德外交密函的辨正》。可以说，从《全集》完全看不出孙中山“联俄”外交的形成过程。然而，《续编》得益于新资料的出现，编者将孙中山与达林、齐契林、马林、越飞、李大钊、格克尔、列宁等的谈话、通信、宣言等十一篇文字材料收录，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孙中山“联俄”外交是“六一六”兵变的结果，随之而来的是“容共”政策的形成，这便是1922年以来国共关系的起点。与之相关，当共产国际结束了它与吴佩孚的关系后，莫斯科方面也完全放弃了对陈炯明的联络。它在华南地区，便专注于孙中山了。在后续部分，如国民党“一大”、商团事件等，《续编》都利用了各方资料，较系统地形成一组组史料，展现孙中山其时的主张与举措，以及史事的全过程。

《全集》凡例中，对同一演说、谈话的原始记录如达两种以上，而内容文字出入较大并各具特色者，则选用其中较完整者为主文，其余附载于后。这种设定，从第一卷开始，称之为“同题异文”。《续编》基本上仍循《全集》编例，值得注意的是，《续编》所收录的正文，有属于《全集》某篇的“同题异文”；而该文，亦有其“同题异文”，“异文”且有多至三篇者。此是当时不同来源的记录，除非有本人发表的正式署名文字，否则不同记录者记录角度不同、取舍不同，照收更能全面反映该演说或谈话本身的内容、当时记录者的判断与所取立场及受众接受的信息。资料编纂，是供研究用的，只要不是伪件，多一点比少一点好。

现在，较为完备的孙中山全集，有五个版本：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版《国父全集》、北京中华书局版《孙中山全集》、台北秦孝仪版《国父全集》、北京尚明轩版《孙中山全集》与广东黄彦版《孙文全集》。它们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孙中山和中国近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中固然有不少重叠之处，但无疑是各有千秋。北京中华书局《孙中山全集》十一卷本出来后，三十余年间曾在大陆独领风骚。今《孙中山全集续编》刊世，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是弹是赞，作为编者，都愿持谦卑的态度，等待读者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