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与当代汉语词汇学研究

在我的学术经历中，跟商务印书馆颇多交集，自然也就有许多故事，而印象最深的当是因“词汇研究”而起。深感汉语词汇学能有今天的发展，商务在里面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那是2000年的“第三届全国现代汉语词汇学研讨会”。前两届词汇研讨会由刘叔新先生与张志毅先生于1993年1996年主持召开。李如龙先生和我于1998年10月与1999年1月来到厦门大学，不久即与叔新、行健、志毅、淮青诸位先生请教、商议，同意第三届研讨会在厦门大学举行。如龙先生出面邀请了河北师大的苏宝荣先生、商务的周洪波先生共襄盛举。那时，适逢宝荣先生正带领团队大兴学科建设，力创学术高地；洪波兄初入商务，决意禀承商务百年宏志，继承以学问蕴出版、以出版领学术之传统，三方一拍即合。经精心筹划、精细准备，终于办出了一届在诸多方面可圈可点的精彩研讨会。如每篇论文报告后的讲评，研究生导师培养经验交流会，遴选优秀在读研究生作大会报告等，都是与会者后来见面时每每会欣然言及的。

而我觉得这届研讨会更有价值的是商务与词汇学界的紧密联系，双方相互支持促进的合作模式。研讨会自那以后每两年一届，已延续了16年，主办高校更换了8所，但商务印书馆一直是每一届的共同主办者，也连续出版了8本会议论文集。商务成为当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最有力推动者与凝聚中心，其关键人物自非洪波兄莫属。

那几年与洪波兄见面，他每每都会谈到对词汇学研究的期待及商务可以提供的支持模式。商务对语言学一向有大力支持的传统，许多高校的重要刊物都在商务出版，对一些重要学科也有过长期支持，特别提到对语法学的支持。20世纪80—90年代，语法学界活跃着一批卓有成就的中年语法学家，如陆俭明、邢福义、龚千炎、刘月华、于根元、孟琮、范继淹、史有为、饶长溶、詹开第等，他们每年有会议，每会有佳作，会后都有论文结集，皆在商务出版，连续了10多年，直至这个团体自动中止了活动。这次学术与出版两界的互动成为现代语言学史的一段佳话。洪波兄认为词汇学作为语言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又是辞书学的重要支撑学科，辞书是商务的出版重心，商务愿意支持词汇学的发展，关键是词汇研究要能出新成果，要能对周边学科产生辐射力。

商务对词汇学研究的影响还在更多更具体的层面体现出来，如会议议题的选择、会议举办形式，洪波兄都会及时发表意见。再就是论文集的编纂，虽然洪波兄不会过问到具体文稿的取舍，但对论集整体水平的要求却是清晰而明确的，那就是要充分反映当前词汇研究的最新成果与动态，古今兼顾以今为主，理论应用兼顾以理论为主，理论上要有新意创见，应用上要实用管用，社会应用为主，机器应用为辅。正是在这样的要求与推动下，已出的8部论文集《词汇学理论与应用》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与特色。16年来的汉语词汇研究，每一次激动的聚会，每一轮新的探索，每一步新的进展，都在这个系列论文集中留下了印迹。遴选论文时不拘一格，200余篇论文中既有老一代学者的新作，也有中年学者的力作，更有新秀的佳作，大大促使了一大批年青词汇学者的成长。当今词汇学界最活跃的青年学者，许多人的早期重要成果就是首宣于词汇会，首印于《词汇学理论与应用》的，如余桂林、叶军、胡中文、刘晓梅、王吉辉、匡鹏飞、马清华、李红印、朱彦、万艺玲、王泽鹏、王晓鹏、李智初、王伟丽、金艳艳、王楠、肖模艳、陈长书、叶慧君等。说商务印书馆推动了当代词汇学研究，培养了一批词汇学人才，一点不为过。

商务在词汇学系列研讨会上的主导作用，还形成了学术界特有的一种组织方式，来自研究界的苏宝荣、周荐和我，与商务的周洪波，形成了这个系列研讨会核心小组。这里无学会，却有学事；无职位，却有实事；无定会，却有恒题。每一届词汇研讨会的筹备与召开，论文集的评审与编纂，都是在不确定的见面与不长的晤谈中得以落实与推进。宝荣兄沉稳与大气、周荐兄细密与周到，自是发挥了大的作用，而洪波兄的支持许多是“物质”的，所起到的作用自是实在而可靠。

在与商务的交往，与洪波兄的相处中，印象更深的是那种大气与眼光。词汇会议的召开，研究论文的出版，只是明而易彰的“事功”，隐于后的却是那种极为难得的虽立一馆，却敢瞰天下的雄心。正是有了这种眼光与胸怀，才有了更大的追求与担当。看看商务这些年的发展，在国际汉语教学领域、语言资源建设与开发领域、绿蓝黄皮书领域、语言学重要刊物的出版领域，语言学理论著作的出版领域，都展示了商务在当代语言学研究中所起着的核心作用。它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出版”功能，而是将学术研究的动议、启事、进程、总成各个环节都纳入了自己的视野。商务不“商”，其讲究的全然是一个“学”字，姓“学”、兴“学”、求“学”、助“学”、功“学”。商务对当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支持，只是这种境界与功德的点滴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