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嬾真子录校释》，马永卿撰，崔文印校释，中华书局2017年2月第一版，32.00元

古籍整理的成果，书名多有用“校释”二字者，无非是对原书进行校勘，就其中提到典籍和典故提供必要的引文，以省读者翻检之劳，以及对原文难懂或有疑问的地方作出解释。这是常见的办法。古籍整理的任务本来就在于提供准确可靠的古籍文本，并帮助读者来阅读它。

新近面世的《嬾真子录校释》（崔文印校释，“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之一）大体也是如此，但颇多新意，向前走了一大步。此书非常注重对马永卿原书的不到之处加以补充和订正，也就是说不仅提供准确可靠的文本，还指出其中的是非。以前在一般情况下，整理者对原书中的失误以及可疑之处往往存而不论，或完全不谈，或以“疑作者另有所据”“未详”“待考”一类话头含糊过去。整理就是整理，那些问题留待研究者去讨论解决吧。

再往前走就是把整理和研究结合起来。崔文印先生在本书代前言中提到四条他的用力之处：

（一）凡本书所涉历史文献，为一一注明其出处。

（二）凡本书所涉文献有误，皆一一指出。

（三）凡本书所论有误者，皆一一辨明其非。

（四）凡本书论及又未能举其全的文献，校释择要而补之。

这里的（一）（二）（四）都还是文献范围之内的事情，或如作者之谦称，干的是“史源学实习”的活儿；至于其（三）则有重要突破，因为这里已经不限于“探寻记载性史料正确与否”，已进一步挺身而出“辨明其非”，提出新论以订正原书所论之误了。与原书作者讨论“议论正确与否”，这样一来就大大增加了整理本的学术含量，必然会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有益于读者，至少也将以很强的力度引起读者的深入思考。

这样将研究更多地引入整理，虽然还是紧紧围绕文本来进行的，但已经令人耳目一新，头脑亦为之激活。我在拜读《嬾真子录校释》时，即特别注意该书在这个第三条方面的劳作，颇获教益和启发，偶尔也有些疑义，兹略举四例琐列于下，聊为谈助，并请各位同道批评指正。

卷二《餳字出于六经及楚辞》条说“唐人欲作寒食诗，欲押餳字，以无出处，遂不用”（第82页）。崔氏校释引《野客丛书》卷七《二书中言餳字》条，谓唐诗中未尝不用“餳”字。（第82页）

顾农按，崔说甚是。凡说古事，言“有”易，说“无”不易，盖只需举出一例，就是“有”了。慎之慎之。

卷四《晋史托名御撰》条说：“晋史乃唐时文士所为，但托之御撰耳。”“臣下之文，驾其名于人主，已为失矣，而人主傲然受之而不辞，两胥失矣。”（第150页）崔先生的释文指出唐修《晋书》中有太宗皇帝亲自撰写的四篇论赞，然则“其书并非‘驾名’，但有尊君之意则是毋庸置疑的”（第151页）。

顾农按，崔说甚是。唐太宗可以说是《晋书》的作者之一。将全书说成御撰现在看去并不太恰当，但古代的臣下非尊君不可，而凡有好事“人主傲然受之”，亦属理所当然。这一类的事古代多了去了，有谁敢说什么不是。

卷四《春秋五传》条云：

《孝经序》云：“鲁史《春秋》，学开五传。”韩退之云：“春秋五传束高阁。”然今独有三家。今按《前汉艺文志序》云：“《春秋》分为五。”注云：“《左氏》、《公羊氏》、《榖梁氏》、《邹氏》、《夹氏》。”而《邹氏》、《夹氏》有录无书。乃知二氏得有名耳。《王阳传》称“能为《邹氏春秋》”何也？岂非至后汉之初，此书亦亡乎？故曰“有录无书”。《前汉》“邹”、“驺”同音通用。（第176页）

崔先生的释文写道：

按所谓王阳叫王吉，字子阳，只因他与贡禹为友，故世称“王阳在位，贡禹弹冠”，以“言其取舍同也”。这里称“王阳传”，实属不伦。《王吉传》在《汉书》卷七二云：“吉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第176页）

顾农按，古人行文比较通脱，以“王阳传”三个字指称《汉书·王吉传》也算普通，现在先给这三个字加上书名号，然后再斥之为不伦，未免措辞过严。似可将原文中“《王阳传》”之书名号弃去不用，释文中的“这里称‘王阳传’，实属不伦。”一句删去。此案从轻发落。

卷五《庄疏可笑》条说起《庄子·徐无鬼》中讲相马的几句话：“直者中绳，曲者中钩，圆者中规，方者中矩”，而成玄英的《疏》“以直为马齿，曲为马颈，方为马头，圆为马眼”。马永卿对这种解说大不以为然，批评说“世间岂有四方马头乎？故可以一大笑”（详见第217页）。

崔先生的释文写道：

按所引皆为《徐无鬼篇》成玄英疏。原文：“吾相马，直者中绳（成云：谓马前齿），曲者中钩（成云：谓马项），方者中矩（成云：谓马头），圆者中规（成云：谓马眼），是国马也，而未若天下马也。”《经典释文》又引司马彪云：“直谓马齿，曲谓背上，方谓头，圆谓目。”虽关于“曲”的解释与成玄英有项、背之不同，但关于“方”指马头则是一致的。方者，指其头方正也。正如说人方面大耳，岂云面为四方乎？马氏如此机械解书，实可“一大笑”也。（第218页）

顾农按，关于《徐无鬼篇》中说起的相马术，马永卿认为所谓直、曲、方、圆都是指“马步骤回旋中规矩”，走起来听从指挥，像模像样，这固然是比较高的水平，但还不是最好的，比“国马”更高一档的“天下马”则“有成材，若卹若失，若丧其一，若是者超轶绝尘，不知其所”（大意说，“天下马”有天生的材质，其神态安静而奔逸，好像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奔驰起来绝尘而去，不知所终）。所以他根本不同意成玄英（以及司马彪）把直、曲、方、圆看成是对马身有关部位之形状的描写。“世间岂有四方马头乎？”是一句半开玩笑的话，用来讽刺成玄英疏解释原书的方向完全不对，可发一大笑。

现在如果要来批评马永卿，那就得指出以直、曲、方、圆指国马之“步骤回旋”的状态是错误的，仍应指它的齿、项（或背）、头、眼的形状——这才能针锋相对，克敌制胜。现在仅仅说“正如说人方面大耳，岂云面为四方乎？”则看似雄辩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马永卿如果有错误，当远不在“机械解书”也。

以下试用崔先生的办法以诤友的姿态尚友古人，也来辨明原书之误。请举一处为例，以附骥尾。卷三《陶潜五子异母》条云：

五柳《与子俨等疏》云：“汝等虽不同生”，又云“况同父之人”，则知五子非一母。或云，以五柳之清高，恐无庶出，但前后嫡母耳。仆以《责子》诗考之，正自不然。诗云：“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且雍、端二子，皆年十三，则其庶出可知也已。噫！先生清德如此，而乃有如夫人，亦可一笑。（第101页）

在此条下，崔氏校释先行引出《与子俨等疏》全文，后又引袁文《瓮牖闲评》卷三中的一则，他的结论是“渊明有如夫人无疑也”。

顾农按，马氏此说似颇有质疑订正的余地。陶渊明有两个儿子出生于同一年，固然可能中有“庶出”者（如夫人即妾生的），但尚难断言，因为事情也可能是其妻年头生一个（阿雍），年尾又生了一个（阿端）。又一种可能是这两个小子是双胞胎。要之陶渊明有如夫人一事，单凭两个儿子同岁还无从推定确认，他家的详细情形现在其实无从知道，亦不必深究。即使陶渊明有如夫人，亦无所谓可笑。对陶渊明或文学史上别的大作家在“清德”方面的要求应视同普通人，不必过高。先举上祭坛再猛加批评，那又何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