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安妮宝贝——一个小女孩式的笔名开始流行。同时期流行的，大概还有村上春树和米兰·昆德拉。今天看来，他们或许对应着不同的精神层面，村上有精巧的故事和落寞的虚无，昆德拉有智慧的反讽和深刻的洞察，安妮宝贝，这位来自浙江宁波的女性，有着那个时代中国文学少有的语言和情绪。他们共同构成了千年之交的中国文化图景，以不同的方式吸引着读者，分流着人群，当然，即使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这些读者和人群也以都市青年居多。
在安妮宝贝的作品中，一直有两个重要的气息，一个是疏离，一个是无力。安妮笔下的那些男女主角，基本上都是大都市的白领精英，他们有很不错的收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同时也有足够的能够与世俗生活打成一片的情商和智商。但有意思的是，这些人物似乎都和周围的环境保持着一种若有若无的疏离，他们有一种倦怠感，内心有巨大的黑洞而无法满足，这种满足不关乎物质的丰饶，而更关乎精神的内在——在安妮宝贝的作品中，往往用“爱”来指称这一精神内在。与此同时，在追求“爱”的道路上，他们又总是不由自主地算计、怨怼、退缩，最后，伤痕累累而无法收拾，要么以戏剧性的决绝姿态终结人生，要么以一种解脱的心境获得新生，无可无不可地继续生活下去。在安妮的故事和人物中，有一种深深的厌倦和无力感，个体已经不能成为一个新的主体——新的主体往往是在启蒙的宏愿和对世界的改造中获得其主体性和存在价值。而安妮笔下的人物，苦苦寻求的，全部加起来，也不过是卑微的存在感，“价值”已经被搁置在遥远的他处，不但寻觅不得，而是这寻觅的意愿，也全部归于无。
一晃十几年就过去了。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登上舞台的很多作家，比如卫慧、比如棉棉，都陆续从读者的视野中消失。而安妮宝贝，却在2013年宣布改名庆山。这一举动似乎意味深长。从一个孩童式的笔名到一个充满了佛性的笔名，里面有隐约的精神蜕变。其实从《春宴》和《眠空》里面我们已经有所察觉，此安妮宝贝的一部分人格已经死去，她在一个旧的躯壳下开始重生，《春宴》或许还有旧日带血带肉的痕迹，但《眠空》已经有了全然的新意，戏剧性被散文化，片断代替了虚构的故事，而更真实的生命体验，如暗流涌动。因此改名庆山，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仪式，借助这一仪式，庆山试图在重新回到一个更真实的本我——名实相符，是为了更恰切的存在。她更加彻底地回到一种疏离的状态，也和时代的主流更加背道而驰。
那对读者来说，今天还需要读安妮宝贝——庆山吗？对于今天的中国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来说，阅读是为了什么需要呢？如果仅仅是为了现实的需要，也许就不需要再阅读文学了，因为在文学里面，其实找不到成功学的案例和经济学的利润。但如果是为了精神需要呢？如果我们再回过头去检视和阅读安妮宝贝——庆山的作品，或许有意料之外的发现。
对于我来说，那种最初的不安当然是已经消失了，但安妮宝贝——庆山在世纪之交的精神焦灼却一天天落实为更普遍的语境，她笔下的那些人物，如果说十年前还生活在故事和想象里面，十年后的今天，已经完全是我们的朋友、同事和擦肩而过的路人。困境因为数量上的扩展和质量上的加密而变得不是那么具有冲击力了。安妮的预言性和先锋性就在于，她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是一次失败的较量，但她是一个主动选择的失败者，她以清醒的理智和自觉的美学来救赎自己，她其实并没有在意谁来读，或者是否被严肃文学所承认，她要的只是一种执念般的书写和表达，在一个贫乏的时代举意内心的焰火。用《春宴》中的一段话来说就是：满目虚假繁荣，到处欢歌急锣。我只能保持自己隐藏而后退，无法成为一个志得意满的人。我想，它不是我的时代，它也不是你和你的故事、我和我的故事里的所有人的时代。我们如何自处。也许唯有爱和真实，值得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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