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豆生南国》 王安忆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近日王安忆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悄然面世，纯白色封底，蓝线素描的欧洲小镇，很贴切地展示了这本书的特质：它不是浓烈跌宕的情节型小说，而是细腻的工笔小说。对致力于长篇创作的小说家来说，中短篇小说更像是在奔赴下一个长篇之前的休息和热身。去年出版的长篇《匿名》对于时空、文明的宏大思考和繁复思辨，无论是对王安忆，还是对喜欢她的读者而言，无疑都是一次陌生的冒险之旅，赞赏她勇于突破的有之，失望于她繁琐空泛的有之。而《红豆生南国》，又一次回归到针脚绵密的日常书写之中，回归到我们熟悉的那个“王氏风格”。
1.写都市人生
希望还原他们说话的方式
此书包含三个中篇：《乡关处处》《红豆生南国》《向西，向西，向南》，对应三个城市：上海、香港、纽约，写了三组群像：上海钟点工、香港男人、纽约华人。这三个城市无疑都是世界级大都会，高楼大厦之下，人潮汹涌，多少人生故事滋生其中。写都市日常人生，正是王安忆的拿手好戏。
有个细节颇有意思，三篇小说都标有写作的时间和地点，分别是：2016年元月25日纽约；2016年4月9日纽约；2016年10月27日上海。2016年她客居纽约时写上海和香港，回到上海后回头写纽约。在一个城市写另外一个城市，时空的距离就有了，能够以远观的审视态度来写。而在纽约的生活，让她对美国海外华人的生活有了细致的了解。《乡关处处》《红豆生南国》和《向西，向西，向南》颇不相同。在语言的运用上，前两篇语言往回缩，四字结构，颇有古白话的凝练之风，而到了第三篇恢复到日常普通话的节奏。王安忆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这一点：“可能还是和题材有关系。尤其是第二篇，《红豆生南国》，因为我写的是香港社会，香港人说话其实很有古风的，但我本人不会说广东话，当我很客观写他们的时候，还是会注意希望能还原他们说话的方式。到了第三篇就是普通话的叙述。第一篇是写绍兴保姆，绍兴人说话也和普通话体系不大一样。普通话的叙述和地方上的叙述不一样，但我也不企图像金宇澄那样（全用地方话来写）。”
王安忆之前也写过上海外来务工人员，比如说《民工刘建华》写木工，这次她写了钟点工月娥。王安忆笔下的女性，向来都是生命力顽强坚韧，无论生活如何艰难困顿，都能一步步打拼出一番新天地。月娥也是。她有着朴素的生活观，每一点攒下来的收入，都能让她觉得生活有盼头。同时她也接触到了繁华的上海，还有那些形形色色的上海人，甚至与其中一些人有了感情的维系。“幸亏，幸亏走出来，看到大世界。倘若不是这一步，少赚钱不说，还错过多少风景，岂不可惜死！”夜晚忙完，她骑着电动车穿行在上海的街道上，内心涌动着的是自豪感。
2.关注日常生活
从杂乱琐细中品出诗意
王安忆小说中有个常见的人物模式：女强男弱，在这本书也有体现。《乡关处处》中月娥与丈夫，女方在上海打拼，男方固守家中，家里主要经济收入还得仰仗女方。而在《红豆生南国》中，男人则在情感关系中处于弱势。这个香港男人骨子里是文艺青年，早年随时代风云鼓动，写了很多热情洋溢的文章，后来运动落潮之后回到生活之中，结婚生子，日子却并不如意。这篇小说中提到的两个女人都是香港男人的至亲之人，一方是他的养母阿姆，一方是他的妻子（之后是前妻）。婆媳不和，他夹在中间，备受折磨，“千真万确，女性是他天然的债主，他生来就是为了还报她们的施舍”。
“女性是他天然的债主”，是王安忆诸多小说中频繁出现的母题，这个“他”可以是《一家之主》里的新加坡男人，可以是《长恨歌》里的萨沙，也可以是“三恋”中的男人们。女性在这种关系中处于强势，她们主动地争取自己的命运钥匙，相比之下，男人都孱弱苍白，习惯往内里缩。《红豆生南国》这样写道：“他惧怕婚姻，婚姻这一种恩惠，比生恩养恩又有所不同，它包含情欲的施舍，不啻是人生的奢物，更有传宗的给予。想他这样，出生多余的人——被送养的命运多少有这么一点意思，有延续子嗣的价值吗？他简直在强取豪夺，剥削造物，前债还未还清，哪敢再续后账？”
再说到这两篇小说的题目，也体现出王安忆一贯的偏好，她往往喜欢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寻求灵感，如《长恨歌》《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夭夭》《天香》等。这次也不例外，《乡关处处》出自崔颢的《黄鹤楼》：“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红豆生南国》出自王维的《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古典诗词，人生况味，高度浓缩，王安忆笔下的人物，却是从杂乱琐细的日常生活中品出诗意。
说到日常生活，王安忆非常爱提到一个词——“芯子”。在《长恨歌》中，她写王琦瑶的生活，找到她的性格逻辑，顺应时代的变动而走，然而生活的日常是最里层的，人在这个层面上是踏实地活着，所谓“螺蛳壳里做道场”。她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形成了自己的美学。小弄堂里狭小格局里有大文章，如何布局，人们如何相处、生活，人情世故如何微妙细腻地展开和变化。她写起这些来，可谓是“耽溺”。《乡关处处》和《红豆生南国》是这种“耽溺”的延续。
3.人生如寄
从世俗中超拔出来，酝酿生存的诗意
《向西，向西，向南》写上海女人陈玉洁和丈夫跟随改革开放大潮在生意场上一路打拼，挣到足够多的钱，来到纽约，买下房子。紧接着是生活的崩塌，丈夫出轨，女儿疏离，打拼半生，却发现自己一无所有。这篇小说从柏林到纽约再到加州圣迭戈，空间跨度大，涉及的材料也多，前半段稍显滞涩，后面写到两个女人的相处，一下子又流畅熟悉起来。
对于女性情谊之间的刻画，也是王安忆的拿手好戏，比如《长恨歌》中的王琦瑶与她的女伴，《弟兄们》中的三个好姐妹，《天香》中的小绸妯娌。女性间的感情往往是无关情欲的亲密无间，其细腻微妙往往也是王安忆着力甚多之处。这篇小说对两个女人之间的交流，有细致的描写，读来颇为动人。
读完三篇小说，有一种“人生如寄”之感。钟点工在上海，千辛万苦，终究难以扎根下来；香港男人、至爱之人，都让他疲惫不堪躲闪不及，虽然在从小生长的城市，不也如风吹浮萍一般吗？而纽约的这两个女人，跨越半个地球，相遇之时都有心伤……
原有的生活都已经远去和崩塌，未来的生活还不可知，只能看个人造化。王安忆喜欢把这些寄放在大时代的背景之下。这三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进城务工、香港回归、国企改制、金融风暴……人寄存于时代之流中，时代变幻，人生随之变幻。在《向西，向西，向南》结尾，原来在柏林开书店的潘博士光顾了陈玉洁和徐美棠的中餐馆，潘博士“发现自己，最适合的生活是，做一名游僧。开车行驶在西部的沙漠，仙人掌一望无际，太阳照耀大地，前方是地平线，永不沉没”。这或许也是王安忆笔下很多人物的自我放逐之旅。
王安忆说过：“我觉得小说就是要讲一个故事，要讲一个好听的故事，不要去为难读者。”还说过：“我写了这么多的小说，当然是可以将世俗的东西安排得非常好的，但如果仅仅让我写一部世俗小说我是没有兴趣的。”《红豆生南国》可谓实践了她的想法，三篇小说都是“好听的故事”，虽然都涉笔世俗生活，可又能从世俗中超拔出来，酝酿出生存的诗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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