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奥]彼得·西施罗夫斯基著贾辉丰臧惠娟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该书作者彼得·西施罗夫斯基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维也纳，是纳粹集中营犹太人受害者的后裔。他通过对多名纳粹子女的深度访谈，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向读者展现战后纳粹家庭的真实状况以及纳粹子女的内心世界。书中十四段直指人心的访谈， 通过纳粹子女自己的语言，深入探讨了带着“原罪”出生的他们，如何反思上一代的罪恶， 如何面对自己父母对战争的沉默和回避，如何接受知道真相的自己，以及如何在与父母价值观相悖的现实世界中生存。
鲁道夫：我始终摆脱不了负罪感
首先，我必须告诉你，我始终摆脱不了负罪感。恶有恶报，不在此时此地，也会在其他地方。我的报应必将到来，逃脱不掉。不过，你从我这里什么也得不到。一个字也得不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将永远是个秘密，没人会发现。他们的行为，倒不如说是罪行，将不会在任何地方被提起—— 一个字也不会。除了我现在肩负的罪责。我的父母，已经在地狱受煎熬。他们死去很长时间了，此生已经完结，但他们留下了我——生来有罪，活在罪孽中。
最可怕的是那些梦。一到晚上，噩梦就缠住我。有时，我一星期会做两三次噩梦，然后几个月平安无事，然后重新开始。
看医生？我看过十几位。我最喜欢的医生就是那些问我这些梦是什么意思，我认为为什么会做这些梦的。是他们疯了还是我疯了？我是否该告诉他们……！
有时我想象我成了杀人犯。我随便找个什么人，杀了他，然后到警察局自首。那样，一切都会结束。我将在监狱中度过余生，为我父亲赎罪。他没去那里，因此应该轮到我去。他们会虐待我，揍我，每天让我干一些粗笨的活儿，但这样也比我现在好。瞧瞧我吧，我没犯罪，却过着一种罪人的生活。
我的父母逃到了南美，用新名字、新护照，在“自由世界”中开始新生活。但他们不是默默无闻，绝不是。他们有许多朋友和旧部。我们家从一个城市迁往另一个城市，处处受到欢迎。汽车来接我们，朋友款待我们，新房子以及一切准备停当，新的生活开始了。直到我们再次离去，到另一处安身。我生于1950 年，十岁时，我们已经搬迁了四次。此后我们留在了南美国家，一切都稳定下来。表面上他们停止了追踪，或至少他们找不到我们了。
说来你也许不信，但后来我们又拿回了德国护照。
今天我是个德国人，一个身为罪犯后裔的德国人。我该被判无期徒刑？就因为我是杀人犯的儿子，父母杀人如麻？我怎么知道他们到底干了些什么？
你知道那支歌吗——“他们要来将我带走”？我不断给自己唱这支歌。我告诉你，他们会来的，他们已经带走了我的父母。他们是1968 年在一次车祸中丧生的，一眨眼的功夫就完结了，他们烧得已经认不出本来面目。他们两人都葬在了阿根廷，虽然父亲在遗嘱中说过，他希望葬在德国。我没有按他说的做，我阻止了这件事。他一旦死去，任何愿望都到此为止。再没有命令，再没有通告，葬礼之后的那天晚上，我返回坟地，在他的坟上撒尿，又蹬又踏，疯了一样，哭喊着。真可怕！这是我的告别。我再没有回去过。等我死了，我不会葬在那里。
“莱因哈德计划”，你知道这件事吗？在我们邻近有许多德国人，不少人的过去像我父母一样。所有人都过得不错——住大房子，家里有游泳池、佣人。钱就来自“莱因哈德”。他们一个个都夹带着金银细软从德国跑出来。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是德国的：德国学校、德国商店、德国朋友、德国玩笑、德语报纸，人们星期日去教堂，随后去酒店喝啤酒。在这里，德国像战胜者，没有一点战败的痕迹。我们只是从电影上看到轰炸后的废墟，而这里，一切都生机勃勃。
我读过纽伦堡审判中讲的一切。只有弗兰克表示了悔恨。我常常试着想象，父亲会说些什么。我想他不会表示一丝悔恨，也决不会认罪。
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些犹太移民，都是德国人。我们班上的一半孩子是犹太人，另一半是非犹太人，这一半中的大多数是老纳粹分子的儿女。
但是，我们与犹太人出了校门，彼此便无来往，而且经常大打出手。那是不折不扣的团伙殴斗。我从来不善争斗，每逢打架，必输无疑。但其他人组成了一个团伙，玩打仗的游戏。他们截住一个犹太人的孩子，暴打一顿，于是，犹太孩子也如法炮制，如此循环往复，了无休止。我从来不跟着掺和，他们也不要我，但无论如何，他们搅得我胆战心惊。
因此，我没有朋友，既不属这一伙，也不属那一伙。我是孤家寡人。父母生前的最后三年，我伤透了他们的心。他们死时，我十八岁。十五岁时，我傍上了别的男人和男孩。父母知道我是同性恋时，恨不得杀了我，或者先杀了我，再杀了自己。也许他们那场车祸不是一次凭空而来的意外。
“在德国，他们会在你身上别一个粉红的三角。”母亲冲我喊叫。她说的是那时的情况，但时光一去不复返。这里是阿根廷。
我不要孩子，家族的这一脉应当到我为止。我该怎样向我的孩子讲起祖父呢？我同父母生活的时间太长，谁知道我继承了他们什么样的罪恶禀性？这一切再不能传承下去了。该结束了，我们引为自豪的高贵血统。如果有人问起，那么，我姓氏中“冯”（来自）最多意味着“来自何方”。不过很快也不会有人问了。
父母死后，我卖掉了所有的东西，返回德国。毕竟，我有德国护照，还有足够的钱。过去几年，我什么事也不做。有时，我希望结束这一切。我希望他们早点儿来将我带走。
莫尼卡：即使现在，谈起父亲的历史，我仍然感到不安
直到近年来，大概是近十年，我才有勇气说我父亲当过党卫军。在此之前，我一直不敢说，总觉得别人如果知道了，就会不理我，不愿与我来往，我会受到排斥。我也是这样看我父亲的，作为一个受害者，他孤独，没有朋友，与世隔绝。我想到时我也得这样度过余生，因此我从不告诉任何人。
即使现在，谈起父亲的历史，我仍然感到不安。他过去是在前线作战的党卫军。我问自己，他难道不能做别的吗？哪怕是冲锋队的也好。这样事情可以好一点，冲锋队还不是那么坏。他为什么是在前线作战的党卫军呢？我从不想承认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我理智上看问题一清二楚，但感情上不能接受理智上所看到的。一切都非常模棱两可。
我是1947 年出生的，我还有个姐姐。大约一年前，姐姐突然宣布，她是一个刽子手的女儿。听到这话，我产生了一种畏缩感。我心想，不会的，我不喜欢那样，我也不想成为那样。但是姐姐恨父亲，她很早就开始了解过去。她说不得不接受自己是刽子手的女儿这件事。
我们从不谈他过去做过什么，每次总是沉默和回避。多年来，我一无所知，不像我姐姐，她发现了一切。有些话题简直就是禁区。我也不提问题。我听话，不讨论这些事，缄口不言。
这样一直到1960 年我十三岁，父母告诉我，父亲过去当过党卫军。战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用化名，这或许没有必要。他假装是母亲的哥哥。这事儿真荒唐，因为对姐姐也说他不是她父亲，是弗兰茨舅舅。多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可家里的孩子只知道父亲打仗去了，仍可能从战场上回来，而和我们一起生活的那个人是舅舅。
今天看来，父亲的胆怯，几乎让人不可理解。一方面，我真的不知道他战时做了什么；另一方面，我也不相信他说的他什么也没做。因为，如果真是那样，他战后为什么要躲藏那么长时间，为什么如此害怕，竟然假装是自己亲生孩子的舅舅？
我至今仍记得，那天姐姐回来，对我说：“你知道我们的父亲是谁吗？是弗兰茨舅舅。”但我那时还太小，不能理解所发生的一切。
得知父亲当过党卫军那会儿，我是他的掌上明珠，我爱他，我简直不能相信人们对我说的关于他的事——说的一定是假话。我得到的解释是这样的：党卫军是希特勒的精锐部队，总在他身边，为他而战，所以谈论这事很危险。
一切都得偷偷摸摸、躲躲藏藏：军装藏在地下室，照片放进壁橱里。我们总是害怕他们会来把父亲抓走。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父亲怕什么，为什么害怕。
隐瞒、藏匿、退隐，从不出家门、从不与外人交谈，这一切都在我身上留下了印记。记得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一起从学校回家，父亲骑着自行车从旁经过。他超过我们时，叫了我一声。一个女孩问我他是谁，我说不知道。
我伤心极了。父亲躲躲藏藏，我也替他遮掩。他没有朋友，靠骑自行车打发日子。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慢慢对他感到愤怒起来。如今，我知道他始终是个纳粹分子，我不再看到他的两面，他只有那一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认识到他的好斗和残酷。
他对我说过的，但我已经忘记或者当时压下的一些事情，现在不断浮现出来。比如，我有时笨手笨脚，他就叫我残废，或说我太懒，要是在希特勒时代，最后准会进劳动营。然后就是发怒、尖叫、大发雷霆。他从来不说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体贴的回答。我从没听他说过哪个人有什么优点。我也不记得他赞扬过什么，或说过什么东西美。
最近，也就是不太久以前，当他又对残疾人和另外一些不中用的人大发议论时，我说他憎恨整个人类。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他第一次没发火，而是惊讶地看着我，一言未发。从那以后，我很少和他讲话。我还告诉他，我再也不想听他胡说八道了。一语中的——这是第一次，但用了我四十年时间！
对我来说，最重要也最伤脑筋的是，我真的根本不知道他在战时的所作所为。每次我试着引他谈起，他总是回避我的问题。如果母亲在场，她就会制止我，并且问我为什么老问这些。
他只有在发怒时，才会露出一些真相。凡是关于第三帝国的电视纪录片、晚间新闻对纳粹的评论，都能使他大发雷霆。“一派胡言。”他会大叫：“所有关于纳粹罪行的报告和报道都不过是连篇的谎言。”他总是否认一切。没有屠杀，没有灭绝营，当然也没有个人的罪行。在这些毫无意义的大发脾气之后，他总是说：“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事情的真相。到那时，你会因为我总是对你说实话而感谢我。”
得知父亲的历史、感到受骗、认识到他不是我想象的那种好人，这些也影响到我的独立感。我变了，变得胆小、容易焦虑。我还经常哭泣。每次哭时，我就到地下室去，坐在一个板条箱上，一直呆到泪痕消失。我现在仍然感到很难坚持自我，很难说清我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
鉴于他们的过去，我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避免变得像我父母那样。看了历史记录，以及有关的书籍和电影，我现在开始相信他们肯定算作罪犯。但是我小时候，作为一个孩子，我看问题的眼光完全不同。那时，我认为他们是难民，没有钱，担惊受怕，勉强度日。这绝不是罪犯的样子。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感觉也像是受害者。我当时也是这样看他们的，而且我也开始认为自己是他们的受害者。现在我知道了，他们所做的一切也是我的一部分，但我现在用不同的态度对待它，这正是我今天生活的美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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