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获奖作品之一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著者孙机先生以文献和图像为研究手段，探讨表面无奇的“物质（东西）遗存”中“隐形”的历史和文化，呈现出一个不同于单纯的“历史文献”路径的古代中国。那些漫天黄沙中遥远的丝路驼铃，那苍茫大海上一片片孤独而倔强的风帆，那些旅途上带着梦想、希望、勇于冒险的人，以及随人流走的物质也就别具意味。
物质从来不是静止的。
孙机先生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甫一发行，即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极大关注，一时洛阳纸贵。我手头的这本发行仅9个月时，已经第6次印刷，印数也已经达到10万册之巨。从这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孙机先生这本著作的受欢迎程度。孙机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研究，成果丰硕，又十分热心对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的普及。他在本书后记中谈及本书的写作初衷：“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成就，是我们这个东方大国五千年辉煌历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基本国情，本应成为常识，本宜家喻户晓。因此，我有勇气将这几篇不成熟的文字发表出来，聊供读史者格物之一助。”该书分“农业与膳食”“酒、茶、糖、烟”“纺织与服装”“建筑与家具”“交通工具”“冶金”“玉器、漆器、瓷器”“文具、印刷、乐器”“武备”“科学技术”等十个专题，对中国古代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主张以“地下之新资料”补正“纸上之资料”（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4页）。后来，陈寅恪先生又对此有所阐发，将“地下之新材料”的内涵扩充为“地下之实物”，强调“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陈寅恪：《王静安遗书序》，《王国维遗书》第１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序第１页）。当前学界又有所谓“三重”“四重”证据法，都是在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基础上的阐释。但如今历史学者更重视带有文字的“地下之新材料”，考古学者则多按照现代考古学知识对“地下之实物”进行研究分析，并没有很好地将出土文献、出土文物、传世文献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扬之水先生指出，名物研究要以训诂与考据为基础，应该在文献与实物的碰合处，完成一种贴近历史的叙述，而文献与实物的契合中应该显示出发展过程各个阶段的变化，此变化须有从考古学获得的细节的真实与清晰（扬之水：《定名与相知》，《读书》2004年第11期）。进行文物研究，要尽可能地还原文物所处的原始环境，透过文物看到它背后的使用者，通过文物复原古代的社会生活，从而能够进一步理解古人的思想意识和精神世界。而进行中国古代文物的研究，需要丰厚的知识储备、广博的历史视野、敏锐的学术眼光，不仅要对人文科学知识有精深的把握，还要对相关自然科学知识有全面的了解，这显然是检索派史学无法做到的。
将看起来繁琐、枯燥的考证向大众普及，不仅需要学者的热情，更需要学者的智慧。扬之水先生在为本书所作书评中写道：“普及读物的写作，难度实远过于专业著述。作者须站在学术前沿的位置，有洞晓成说优劣的目力，有理棼治丝的本领，取精用宏，论证得宜，举重若轻，都是必须，而叙述简明扼要尤为关键，全容不得半点含混。”该书源自孙机先生的讲稿，语言平实精炼、文字简明舒朗，十个专题的介绍虽然脱胎于孙机先生的学术论著，但没有陷入繁琐的考证，使读者免受细碎注脚的羁绊，将自己的研究心得以浅显明白的文字表达出来，用不长的篇幅讲述一件器物几千年的历史变化，显示出不一般的大家功力。孙机先生对文物的梳理，十分注重其历史发生和流传顺序。如“酒、茶、糖、烟”专题中，按照中国古人对几种日常生活消费品的认识、生产和使用顺序展开介绍，正本清源，使人不致前后迷惑。而各专题的设计与编排，也有其内在的逻辑次序。
历史图像中往往隐藏着古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节，而这些细节很容易被研究者忽视。孙机先生的研究自有其特色，他不仅十分善于从图像中发掘材料与出土器物、文字资料进行比对，在细节中还原历史的真实，还十分善于以精美的插图佐助论述。他的名著《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即是这种研究范式的经典论著。本书共附插图247幅，除照片和另有出处者，基本为孙机先生手绘。对于一些复杂的器物，文字说明远比不上图像描绘直观，以图像的形式表现可以节约许多笔墨。例如，对于男性软脚幞头的裹系方式，孙机先生以步骤图解的形式将其向读者说明，令人一目了然。对于幞头式样的演变和唐代壁画所见女装加肥的趋势，孙机先生则举出不同时期的代表文物和图像资料，并以清绘的形式描绘出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段的演变。再如，对所谓“梅瓶”，孙机先生认为应定名为长瓶或经瓶，是贮酒器。“梅瓶”之称，源自清末民初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本是“市人象形臆造”，却流传开来，贻误甚广。孙机先生举出许多长瓶为贮酒器的例证，如上海博物馆所藏长瓶有题“醉乡酒海”的，还有题“清沽美酒”的。锦州博物馆所藏者书“三杯和万事，一醉解千愁”。广东佛山澜石镇宋墓出土长瓶的四个开光内，绘出饮酒者从举杯品尝到酩酊大醉的过程，更对其用途作出了形象化的说明。至于插梅花所用的，乃是胆瓶。他举王十朋《元宾赠红梅数枝》“胆瓶分赠两三枝”等例，又举明代螺钿漆奁盖上的“折梅图”及青阳子《九九消寒瓶梅图》两图加以证明。论证既有出土器物参考，又有传世文字和图像对照，结论令人信服。
本书包含了许多作者的真知灼见，纠正了一些成说，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例如，学者多认为爵是先秦时期的饮酒器。孙机先生指出，爵前有长长的“流”，从使用上讲，“拿嘴对着这么长的流喝酒，其不便自不待言”。爵的原本功用应是盛鬯酒。“祭祀中行祼礼时，爵里的鬯酒要浇灌到地上”“灌地用带流之器自然比较方便。并且爵还有三条细高的足，系用于加温。”鬯酒经加温产生香气，以此引诱神灵降临。而对铜爵的起源，孙机先生认为是从河南龙山文化的陶爵发展出来的，与古代西亚出土的红铜带流器并没有关系。再如，对于江苏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所谓“耘田器”，孙机先生认为此物不可能用来耘田。从造型上看，用它在水田除草会很不方便。其上部之大孔离边缘很近，装上木柄很容易断折。其他地方出土的与此类似的“耘田器”，有些为玉制，而在原始社会琢制这样一件玉器极其费工，当时的人不会拿这种宝贝来耘田。并且，有的“耘田器”上的穿孔很小，只能穿过一根细绳，无法装柄。孙机先生对“耘田器”的怀疑建立在还原文物的使用状况的基础上，这种文物研究的思路，亦值得肯定。
近年来，历史题材成为影视创作的热点，但这些作品质量参差不齐、鱼龙混杂，一些粗制滥造的草率之作充斥荧屏。而一些大手笔制作的影视剧虽然投入巨资，营造宏大建筑，制作华美道具，但在具体细节上却不肯下功夫，作品中不乏“关公战秦琼”式的史实错误，不同时代的历史人物“穿越”在一起，不同时期的服装、道具张冠李戴，传播了错误的知识，给观众带来不良影响。虽然一些影视工作者已经注意到这类问题，并聘请历史顾问进行指导，但可以进步的空间仍然很大。影视工作者应尊重学者意见，应多从像《中国古代物质文化》这类图书中汲取营养。一味娱乐化地演义历史，一味盲目地宣传错误的历史知识，其实无益于宣传我们的历史文化，无助于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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