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智慧，曾以文字的方式，被记录在甲骨、青铜器、竹简、线装书上。如今，这些智慧结晶凝结在比特（BIT）里，供世代镜鉴。
程毅中先生有些烦。
这位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华书局前副总编，虽退休20多年，却仍然以整理古籍为业。最近他正校勘《大宋宣和遗事》（元代人根据多个笔记小说以说书形式连贯而成的话本，后成为《水浒传》的蓝本），需用笔记小说原文来对，但他用不惯手机上的数据库，打开慢不说，一不小心一碰就把页面弄丢了。
现在好了，“中华经典古籍库”微信个人专业版上线了。用户可以在电脑端使用，古籍原书图像、页码都清晰在目。
从对古籍简单的数字化处理，到产品化设计，再到互联网化……回顾一路摸索的曲曲折折，中华书局数字出版中心副主任、古联（北京）数字常务副总经理洪涛既感慨万千，又对未来充满期待。
厚积终有薄发日
洪涛是学历史的，因为喜欢计算机，2001年直接被招进中华书局信息中心。书局当时连电脑都没有，只好现买电脑，建局域网。2003年，中华书局成立了“古籍资源开发部”，建设“中华古籍语料库”。
洪涛坦言，当时完全没有数字出版概念，只是对中华书局传统铅排古籍整理书籍进行数字化编辑加工。
这一工作不仅为《史料笔记丛刊》《古典文学基本丛刊》、佛教道教典籍的出版提供了数字内容，也让书局借此建立了数字加工和流程管理的标准，造了3.1万个字符集以外的字，这些成果直到今天还在应用。
2008年前后，已完成3亿字的数字化加工的中华书局并没开发产品，而是进入了对古籍知识库的研究。他们认为，以谷歌百度为代表的搜索引擎，有强大的资源索引、聚合功能，代表了从内容服务到知识服务的互联网方向。于是开始对《资治通鉴》《二十四史》进行分析系统建设，把书中相关知识信息标引、组织起来，形成以人物、时间、地点和事件为不同维度的知识网络，脱离了原书目录结构，相当于一个小世界。比如搜索张飞和关羽，系统会图形化给出两个人的关系图，包括他们共同参与的事件、接触的人物，甚至可以看到他俩在地域上的移动轨迹，文献变得可视、立体化了。
事实证明，这个项目思维过于超前、工作量过于庞大，技术、知识和资金都严重不足。通常的用户群——普通读者、学生、教职、研究者，不知道该用这个知识库做什么；反倒是结构简单的数据库，在商业上容易成功。
这段经历看似歧路，却为后续开发“中华经典古籍库”提供了重要思路。
贴近互联网后的“人”
中华书局迟迟没有开展数字产品化，不仅有技术因素的考量、对市场的理解和把握，但最重要的还是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顾虑。
众所周知，整理本古籍（将同一古籍的不同版本研究对照、整理出版）是书局最核心的资源，也是书局这个品牌安身立命之所在。古籍的高重印率是书局重要的经济支撑，很难确定数字化是否会加重盗版风险、伤害传统纸本书市场。
在对侵权的网络数字公司进行知识产权诉讼中，有用户说，如果你们有自己的数字版，我们当然不会看别人的。书局意识到，产品化或许才是最好的保护。
2012年，中华书局开始了数据库的产品化。当时手头两三亿字的数据量，与一些民营古籍库动辄10亿字的数据量相比，实在差距颇大。
他们在跟踪用户使用习惯中发现，很多用户先在数据库检索到需要内容，然后去图书馆与整理本核对原文，记录下原文出处等信息。在这一文献检索使用过程中，用户只把数据库当成了纸质图书的电子索引。
于是，他们的数据库中保留了原书版面图像，让用户不必再去图书馆查纸书；用户复制文献时，来源出处会自动在文献后显示。
由于整理本涵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无数顶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不可替代性和权威性，再加上对用户的尊重和体贴，中华书局数据库受到用户欢迎，培养出很多重度专业用户。
2014年到2015年间，他们的主要产品是“中华经典古籍库”的局域网版，主要面向高校图书馆及专业院系、公共图书馆、党政机关、出版社、研究机构、博物馆及其他民间机构。局域网版符合国内用户一次性买断的习惯，但不适合海外推广。所以，2015年底发布了在线版，可以通过网络授权访问。短短1年，在线版已经在100多个机构开通试用，北美的哈佛、耶鲁、普雷斯顿、哥伦比亚等大学都购买了在线产品。
2016年4月23日，他们又发布了微信版古籍库，这是社交移动平台上第一次出现的古籍资源，读者可随时随地阅读检索。短短半年，微信版吸引了3.5万读者，原来隐藏在局域网版后的用户个体浮出水面。通过后台统计，他们可以了解用户在检索和阅读哪些内容、什么时间使用数据库、哪些地方的用户多、他们的操作方式是什么。这些数据让他们能够将营销和服务真正定位到“人”，这也是微信产品最核心的价值。
沟通古籍和当代人的平台
2015年，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成立，统合了中华书局的古籍数字化业务。
2017年1月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中华经典古籍库”第四期发布，古籍库总字数达到7.5亿字。但与往期不同，这一期纳入的古籍有2/3不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比如《册府元龟》《全元文》《苏轼文集编年笺注》《宋代序跋全编》《八旗文经》等，分别来自天津古籍出版社、凤凰出版社、齐鲁书社、巴蜀书社、辽海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古联公司还与其他古籍出版社洽谈业务，到2017年底，古籍库将收入古籍1000种、10亿字，古籍库会变得更为全面、权威，充分体现“古联”的内涵。
随着产品越来越多，局域网版的价格越来越贵，需要化整为零。为此，他们开发了个人微信版，直接针对有不同需求的个体用户。
但这远远不够。
洪涛介绍说，根据《中国古籍总目》，中国古籍著录约20万种，其中重要的古籍约四五千种，整理本无法满足用户的所有需求。除去核心的人文类古籍，像医学、天文、数学等古籍，虽然很偏，却同样是古人的智慧结晶，同样具有当代价值。同时他们注意到，现有数字产品实质上是纸书的附属物，受制于纸书的出版。互联网时代，很多内容产品靠用户自己生产达到迅速扩张，维基百科、知乎都是这样。
2016年，他们开始筹划“籍合网”平台：提供古籍书目（包括版刻书及整理本）及相关的参考资料和已有整理成果。平台发布需要整理的古籍信息，采用众包形式，由读者共同整理完成。
赵萍是河北经贸大学大三的学生。在电话采访中她告诉记者，她从小就喜欢古文，平常的碎片时间都在阅读古文。去年4月参加中华书局读者开放日，受赠一年的个人微信版会员资格，发现里面的书特别多，还有检索功能。过去下载PDF电子书，总要划上划下，现在是横排，直接一搜，复制，拿去请教老师，“我还把它推荐给老师呢！”我问她会不会参加“籍合网”的古籍整理，她笑着说：“哪怕没有报酬，能做也是开心的。”
这个预计今年内上线的平台，将打通数字和出版的双向通路：古籍整理出版物用数字形式发布，平台通过数字化产生整理作品，提供给出版社纸质出版。平台上还可介绍学术会议成果、学术动态，让用户在这一空间自由交流，大大增强用户黏合度，数据库将更像一个现代互联网产品。
通过古联，我们或者可以看到古籍数字化的宏大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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