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戴燕教授主编的《陟彼景山：十一位中外学者访谈录》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来自四面八方的读者通过各种渠道向她提问，有两个问题最集中：怎么想到要做这样的访谈？为什么会选择这些先生做访谈？这些先生的研究领域各异，如裘锡圭先生研究古文字学，陆谷孙先生研究英语文学，王水照、章培恒、兴膳宏先生研究古典文学，而李学勤、朱维铮先生研究历史，何兆武先生的研究领域则可以算是历史和哲学。戴燕之所以访谈这些先生，在她眼中他们应该是有共性的前辈学者。那么，他们的共性是什么呢？

“如果稍微对中国的人文学界有一点了解的话，就会知道我访问过的这些学者，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都是公认最好的。就像一个朋友说的，夏商周史那么精深的专业能变成我们时代的显学，李学勤先生功不可没。不管是他主持的备受争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还是他近年负责整理的清华简，都是大家关心的话题。还有裘锡圭先生，他曾被称作‘文科陈景润’，又是芝加哥大学的名誉博士，在他以前，中国的人文学科中，似乎只有胡适享受过这个荣誉。再有，像章培恒先生，他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及他提倡的将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打通的方法，都影响很大。”“我访问的这些学者，据我所知恰恰都是关心现实的，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这是要特别强调的。”戴燕如是说。

2015年，戴燕教授（左）采访裘锡圭先生。

这就不难看出，这些学者有两个共性：他们都是当今各领域的学术权威，承前启后地支撑起了当今中国的人文学术；他们都是有社会责任感、有担当意识的大学者。

为什么做这样的访谈？正如戴燕在序言中所说：“从时代的影响和学术的传承来看，他们正好是在我们前面的一代人，是我们要直接继承的一代，如果没有对他们的人及其时代的充分了解，恐怕很难作出公正的评价，同时也难以像老话说的‘鉴往知来’。”了解前辈、接续未来，这是访谈的初衷，也正是将这些访谈结集的初衷。

十几年间，戴燕在紧张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之余，访谈工作未曾间断过，而且每次访谈前都做了精心的准备。对何兆武先生的访谈，戴燕则请好友清华大学教授彭刚代为访问。专业的深度，是这本访谈录的最大特色。每一个访谈，都直指学者研究的最精华处，将他们的治学和人生，追求和梦想，学术主张和专业建树，一一呈现。访谈稿整理出来之后，都请被访问的学者审定。有的读者评价说，《陟彼景山》浓缩了当代学人自述的精华。

作为普通读者，我们很可能对这些大学者研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古文字学等专业领域“望而生畏”，但通过戴燕的访谈提问的带入，我们可以轻松走入这些高端的学术领域。例如对裘锡圭先生访谈的问题有：为什么提出“古典学”重建、“古典学”研究的是作为我们古代文明源头的上古典籍、要努力提高对古代文化的研究水平、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要很好地结合起来、对郭沫若的评价、受张政烺先生和朱德熙先生的影响等。这些问题涵盖了裘先生的研究、主张和影响他学术之路的原因。一篇访谈，让我们走进了一个领域。

面对面的温度，是这本访谈录的又一个特点。因为被访谈的前辈学者都是戴燕的老师辈学人，和她很熟悉，“我们互相之间有一定的信任，所以谈话就比较放松”。所以访谈中，在引领读者接近各位先生研究领域的同时，也呈现了这些被访问学者鲜活个性的内容。如陆谷孙先生在访谈中惟妙惟肖地介绍自己如何给学生上课讲《哈姆雷特》剧本，裘锡圭先生严肃认真但也会回忆一下自己曾看过的小说，以及朱维铮先生撇开访谈形式直接拿来一篇文章等，无不使读者身临其境，犹如直接与这些大学者面对面交流，聆听他们的教诲。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无论是宋明的理学，乾嘉的考据，还是近代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的贯通中西之学，每一代学人都在建构自己当代的学术。通过戴燕对前辈学人的访谈，我们得以了解那一代学人的学术和他们所经历的时代，以及他们在面对社会变动时是如何做出人生选择，又如何在各自的专业和领域思考历史和未来的。梳理学术脉络，光大前贤，启发后人，这本身就是一种担当。正因为我们的时代学人有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担当意识，所以足以相信明天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