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为何会造成幸福流失?

——读罗伯特·莱恩《幸福的流失》

  • 发布日期:2017-03-13 作者:郑渝川新闻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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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流失》[美]罗伯特·莱恩 著;苏彤、李晓庆 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我们看到的这本书,出自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政治心理学家、曾在耶鲁大学执教近五十年的罗伯特·莱恩。《幸福的流失》最初出版于2000年,被美国政治学协会评为政治心理学类最佳学术著作,在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推动学界和公众舆论更多关注这样一个命题——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发达国家绝对贫困人口不断减少的时代背景下,民众幸福感为什么不增反降?

幸福是个重要的跨学科研究命题,可以被分别纳入或整合纳入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视野。在物质生活未能得到较为普遍的基本满足的时代,人们对于幸福的理解,被逐渐换用为“效用”、“福利”。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幸福重新进入学术界研究视阈。这期间,经济学已成为社会科学中最受重视、应用最多的学科,多数学者发现,物质生活的改善和丰裕,可以极大提升人所感知的幸福指数。

《幸福的流失》对当时的学界定论提出了挑战。整本书依据一个简单而强劲的事实:据统计,1972-1994年,美国及欧洲一些国家感到幸福的民众比例越来越少,而这段时期却迎来了美欧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美国人均收入翻了三番。当然,在那些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美欧的国家和地区,收入增长、物质丰富仍与民众幸福指数呈正相关关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

幸福毫无疑问是个主观感受问题。罗伯特·莱恩发现的第一项证据就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期,虽然美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却同步出现了民众心理健康水平的下降、抑郁的上升,这都是不幸福的体现。这期间,美国国内开展的一些生活质量研究调查则显示,美国白领阶层在收入增长的同时,对于家庭、工作、娱乐等方面的满意度也在逐渐递减;而在社区、社会环节,人们普遍感到互不信任、道德失范,对于社会的前景也持悲观预期。这些现象在欧洲国家和日本也有不同程度的呈现。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就不断有学者提出警告,指出全球化竞争环境以及自动化在生产和服务环节应用程度的不断提高,都加剧了劳动者承载的压力,这必然会引发具体的人的应激反应。在更大的工作压力面前,在工作单位、岗位被外包而使得工作机会变得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人们感到不安和混乱。即便外包岗位给劳动者带来了相对更高的收入,人们却更加不安。

全球化竞争环境不断让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化水平提高,将过去那些归属于家务劳动和社区自助、志愿服务的劳动,统统形成有利可图的产业,这看上去增加了就业,却造成父母与孩子相比过去变得更生疏、社区关系陌生化、白领阶层变得更加孤独、很难抽出时间去维系友情等严重后果。虽然有人觉得,富起来的人们可以用钱来购买对家务劳动的替代服务,但正如罗伯特·莱恩所说,钱本身创造不了情谊。

罗伯特·莱恩在书中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等数据分析指出,经济增长和幸福在初始阶段的确呈现正相关关系,例如经济增长在穷国可以创造幸福,但这种同步增幅会逐步放缓,在经过一个临界点后,则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尤其是对于那些将个人财富看得格外重要的富人来说,财富新增额度很可能无法赶上其欲望、期望、比较标准的提高速度。他着重强调了物质主义、消费主义让人远离而不是趋近幸福,因为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内核剥离了人们的自我,着眼于攀比和不断刷新。很多情况下会使得人们被更深地卷入欲望漩涡,满足能力受到破坏,认知超载现象更加突出。

书中不无感慨地指出,美国二战过后,尤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人们开始普遍面临家庭关系和朋友关系的淡化,不但拜访朋友的频率直线下降,而且年轻人探访父母的次数也在减少,同期显著增加的数字只有离婚率。“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了家庭,其后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自娱自乐”。尽管近年来社交网络发展很快,迅速填补了人们的孤独和寂寞,但基于社交网络之上建构的弱连接,为人们提供的情感慰藉根本不可能与传统的亲情和友情纽带相比。

责任编辑:陈丽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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