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灰》 [德] 莫妮卡·马龙 潘璐 人民文学出版社
汉娜·阿伦特在论及极权主义时指出，现代的极权制与封建极权制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极力阻拦平民参与政治生活，而前者则鼓励煽动人民加入这个专制制度，积极主动地成为它的一部分。这种全盘的极权制度渗透了人们生活的一切方面，控制了每个人哪怕最日常的生活，使人们丧失人的个体性和行动能力。制造恐怖是现代极权制度的根本手段，它迫使人们与谎言同流合污，精神死亡在极权制度下成为普遍的现象。德国女作家莫妮卡·马龙的长篇小说《飞灰》，写的就是这样一个令人心魂震撼的故事。
良知和恐惧在内心搏杀
约瑟法·纳德勒，东德《每周画报》的女记者，30岁，党员，离异，有个儿子，还有一个保持了15年情人关系的男友克里斯蒂安。某天，编辑部负责人露易丝派约瑟法到B城采访，到了B城约瑟法才发现，有毒的空气笼罩着这座城市，“这里得支气管炎的人比别处多五倍，樱花一夜之间就会枯萎，因为有一股有毒的风吹向它们”，原因是B城有一座开工超过半个多世纪的大型发电厂，设备陈旧，车间漏风，燃烧的劣质褐煤每天向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和孩子们娇嫩的肺里喷撒一百八十吨灰尘！
约瑟法采访发电厂的新闻办事员塔尔，塔尔笑嘻嘻地告诉她，原来要建一座新的发电厂取代老旧的厂子，但因为“资金不够”而停了下来。他还说，即便有了资金，老厂子依然还会继续工作，因为这是“最上边”的决定。和令他厌烦的妻子相比，塔尔对此并不真正关心，他像每天忍受糟糕的婚姻那样，忍受着头顶不停落下来的飞灰。B城里的人们大部分认为自己无力改变现实，不如苟且偷生，因为这样很“安全”。
约瑟法采访的另一个人是老锅炉工霍里维茨卡。他双手黝黑，沾满了煤灰，是那种工厂里最老实巴交的劳动模范的角色。约瑟法很快就知道他如何在极其肮脏、没有任何保护的环境里工作了。“您为什么不反抗？您可是统治阶级。”约瑟法鼓励霍里维茨卡去找部长，老锅炉工却说：“我是个小人物……我们可不能随便哪个人坐下就给部长写信。”
为了打消老锅炉工被怀疑成反革命的恐惧，约瑟法暗示他可以通过工会组织去抗议，而她自己则面临着如何写这篇报道的难题：一个开头是“B城是全欧洲最肮脏的城市”，另一个则是“在B城下车的，只有不得不在这里下车的人”。玩文字游戏是因为恐惧和禁忌，也是因为她试图把真相隐藏在“漂亮的句子”下面。说实话还是说谎言？为什么不能说出真相？良知和恐惧在内心搏杀，整整一天约瑟法终于写下第一行字——“B城是全欧洲最肮脏的城市”，因为她不希望将来有一天自己的儿子发现母亲“和其他大部分妈妈一样是个说谎者”。
为了让自己活命就让自己精神分裂，文明人的两面三刀与野蛮人的一样恶心，这是一种玩世不恭、放弃真理的行为，是知识分子式的病态。
逃离大规模的精神瘫痪
《飞灰》的作者莫妮卡·马龙，1941年出生在柏林，和小说主人公约瑟法一样，她的波兰裔犹太外公，二战时被驱逐出德国，后来失踪。她的母亲因为有犹太血统而不能与生父结婚。二战结束后母亲带着她到了东柏林，她在东德受到了反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教育，先后在工厂、电视台和报社工作，后来“出于好奇心和对远方的渴望”，她接受了东德国家安全部的派遣，到西德收集情报，但她拒绝在报告中写下东德有关人员的名字，并在八个月后终止了和安全部门的合作，这导致她自己也成了安全部监视和跟踪的对象。几年后她写出了《飞灰》，小说一经面世便引起轰动——莱顿奖在颁奖辞中写道：“知识分子出场，为与广大民众有关的事情挺身而出，无所畏惧。”
“无所畏惧”这个词，对于极权下生活的人们来说，一定和“恐怖”相连。从来不存在不接触恐惧的勇敢，所有的勇敢都曾和恐惧有过惨烈肉搏。小说中，平日与约瑟法关系不错的露易丝，是经历过二战的老编辑，她明知道B城的情况，但还是以“这个时代比希特勒好多了”为由，劝阻约瑟法放弃这篇报道。她拿记者这份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暗示约瑟法，“要忍受一点不自由是可以的，至少比失去特权强一点。”——这个理由子弹一样击中了孤身抚养儿子的约瑟法。
而《每周画报》的主编鲁迪，自从看到了约瑟法的稿子以后便胃病复发，请假在家。这是一位遇到任何问题都缩进乌龟壳的人。他十九岁时被抓进集中营，整整关了十一年。作为集中营里的囚犯头，他曾决定过死亡运输车的名单，受党的委托，“他可以用罪犯和众所周知无法活下去的病弱老人的名字替代不可或缺的同志的名字”——这才是他的胃溃疡、头疼、失眠的根源。这些经历使他在威权下变成了一个吓破了胆的可怜虫。
另一个急于将主编鲁迪取而代之的副主编施特鲁策，则对约瑟法的稿子大为恼火。他认为约瑟法是和党的路线方针对着干。这位气势汹汹的国内政治版负责人，小时候在一所野蛮的学校被人欺负羞辱过，因为觊觎“老大”喜欢的女孩，深夜他的生殖器被抹上了鞋油。后来他学聪明了，成了“老大”中的一员。至于编辑部其他人，反对的有之，劝约瑟法找心理医生的有之，一切都被笼罩在“恐惧”之中。
约瑟法从她那位被烧死在麦田里的外公身上继承了自由勇敢的天性，但他留在世上最后一张照片却令她吃惊：那是一张充满了惊恐的脸。无论是希特勒时期的恐惧，还是东德时期的恐惧，都暴露出极权主义维持统治的一个秘密——将所有人置于危险无助的境地，人们只能祈求恶魔不再作恶。B城里的人们如此，东柏林《每周画报》的编辑们也是如此，平民如此，知识分子也如此——这是大规模的精神瘫痪，众多忍气吞声的受害者以自我精神的毁灭加固着极权帝国的统治，电视、报纸充斥着人人都不信的谎言，娱乐节目麻痹着观众，也遮蔽着发生在各地的不幸。人们离真实的世界越来越远，那么在最私人化的情感生活中是怎么样的呢？
爱是摆脱恐怖的唯一道路
约瑟法的情人克里斯蒂安是个学者，他研究法国大革命，为了能够安静地写论文而不愿意和约瑟法母子呆在一起。约瑟法并不真正爱他，但孤独中将他看做爱情的替代品。当约瑟法向他吐露B城空气严重污染的事实时，他出的主意竟是：写两个版本，一个是真相，一个是可以通过审查发表的报道。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把属于个人的责任推到编辑部审查者那里。约瑟法回答他：“为了让自己活命就让自己精神分裂，文明人的两面三刀与野蛮人的一样恶心，这是一种玩世不恭、放弃真理的行为，是知识分子式的病态。”
精神分裂是极权制度下许多人的常态，他们明白什么是谎言，什么是恶，但同时他们为了保住性命和私利，采取了沉默、顺从，乃至对权力谄媚溜须的态度。偶尔他们也会在亲友间发牢骚、讲个滑稽段子，苦难变成了聪明的哄笑，羞耻再也难转换成一种积极改变现实的能量。
约瑟法并非没有恐惧，当她感到四面楚歌的时候，唯有和克里斯蒂安肌肤相亲时才会感到生命的温暖，似乎拥抱亲吻成了抵抗庞大的极权体制的最后堡垒，但她最终发现，身体不会撒谎，身体拒绝像头脑那样分裂。这让她反思自己对爱情的态度，她似乎下了决心要认真去爱，唯有爱才能打破人与人的隔离，而那正是极权主义所惧怕的。小说的最后，当党员大会宣布开除约瑟法党籍的那天下午，最高委员会决定关停B城的老发电厂。
这个结尾并不是对极权制度的期待，而是极权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为避免崩溃的机制纠正——我不会忘记小说中那个死于车祸的老锅炉工，以及他和他的红头发徒弟们曾经有过的团结抗争。事实证明反抗永远是有效的，爱是可能的——这是摆脱被恐怖控制的唯一道路，是极权制度死灰中那难能可贵的一点灼热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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