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已经整体性地进入了中年，即使是最年轻的也即将“不惑”，这在古人来说应当是一个个体对生命了悟无疑的成熟阶段，是对自己的人生选择、生活状态和未来路径了然于心的阶段，但是，在“70后”的创作中，我们却不太容易发现与这样一种生命状态相匹配的叙事质地。甚而相反，可以说是晚熟。
但我们不必悲观，毕竟还有一些作家，以他们的心智、经验和技艺在不断地探索和追溯关于生活与命运的故事，质询我们时代的生存样态和精神状况。这一代人曾经在平滑无波（相较前几代人）的生活里度日，人到中年之际，生活开始变得复杂和多元，加上现实的严酷冲击和世界的巨大变化，他们无法也不可能无视来自生命意志的内在律令，无法继续沉溺于“成长”、“青春”的创作心态，他们必须对一些终极命题，对耳闻目睹的中国现实作出思考。这种变化在徐则臣那里体现得尤为明显。
“中年”扑面而来
2014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讲述初平阳、杨杰、易长安、秦福小等生于70年代的人如何从故乡走向世界，又在故乡寻求忏悔、赎罪和心灵慰藉的故事。由于小说聚焦了这一代人的成长期和成熟期，以内在的精神景深推动故事的戏剧性节奏，因而被称为“一代人的心灵史”。
2016年，他发表了小长篇《王城如海》（《收获》2016年第4期），讲述具有深厚戏剧学养和实践的先锋导演余松坡从海外回到北京，编导了话剧《城市启示录》，却引发轩然大波。与此同时，由“历史”携带而来的现实性危机全方位地引爆了他的生活。
两部小说都有着互文性的结构，在《耶路撒冷》中，是小说文本与初平阳的专栏行文互嵌，在《王城如海》中，是余松坡的“北京时间”和戏剧中教授的“北京生活”的互相映照，这种结构给小说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复杂性和多重解读的可能。
在《耶路撒冷》之后，徐则臣开始专心准备与京杭大运河相关的长篇小说。在大量的资料阅读过程中，一个关于“北京”的构思“瓜熟蒂落”，小说最初名为《大都市》或《大都会》，编辑韩敬群建议用《王城如海》，他初时并未在意，觉得“没想透”。
在长达半年的创作过程中，“中年”扑面而来，不仅仅是生理年龄，更重要的是具有“中年”标志性的生老病死：祖父生病，数次病危；父亲和亲人相继病倒；儿子在旷日持久的雾霾中连咳不止。这些触及亲人生命的切实事件，使徐则臣不得不立足于现实去应对和思考。当他一遍遍地写下和咀嚼“王城如海”时，发现这个意象竟然是如此哀伤、苍凉又恰切地承载了他的中年际遇与感悟。
对于中国人来说，无论如何向往西方，终有一天会发现那延续千年的传统与圆熟的生命状态如此切合。
古老与现代，沸腾与隐逸
《王城如海》的核心意象取自苏轼的传世名句“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这句诗也被用作于小说的题记。它出自《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之一》，为苏轼闻其弟苏辙辞不赴任商州、奏乞留京养亲而作，是对苏辙此番举动的解读，也含有将其理解为“大隐隐于市”的慰藉性诠释。“隐逸”称得上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之一，是文人在庙堂/江湖、失意/得意等二元关系间游移的重要精神选择。或采菊东篱下，或独钓寒江雪，或江海寄余生，一代代文人对隐居生活的理解和实践不断累积叠加成中国人传统的精神家园。苏轼此诗也不乏知音，清代诗人查慎行记载地方和宫廷史的《人海记》的书名就来源于此。
北京是主人公余松坡生活和创作的地方，这里联结起了引发他生命危机的历史与包裹着生命感悟的现实，见证着他命运与艺术生涯的重大转折；北京也是他编导的话剧《城市启示录》的故事发生地。遍览世界、满腹学识的华裔教授回到北京，为这个“庞大固埃”的蓬勃、热力、喧嚣、浑浊所震惊，发出了自己的质询与思考。在两者的互文性映照下，“王城”作为一个现代化都市所遭遇的经济发展、空气染污、生存问题、信任危机都一一凸显出来。
相比于“耶路撒冷”的异域奇彩，“王城”这个意象简朴宁静地容纳了当下中国人的浮躁和焦灼，延展着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王城”与“北京”，古老与现代，沸腾与隐逸……传统文化的意象在当代生活中获得了新的内涵，现代的中国也在古老的基因里寻觅到了对应的精神路径。
从域外符号到中国意象，从想象界到实在界，徐则臣的这一变化展现出一代人精神追索的心路历程。对“70后”来说，这个由远及近、由外而内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人到中年、落地生根的生命感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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