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讲义》（全三册），［清］吕留良撰，俞国林点校，中华书局2016年11月第一版，128.00元

吕留良（1629—1683），字用晦，号晚村，浙江桐乡人。他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诗人，又是著名的理学家、时文评选家、刊行程朱遗书著称的出版家，后三者则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其相关成果之一便是《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

吕留良一生从事朱学，然与当时其他讲理学者不同，不以语录、讲章行世，而以时文评选著称，《四书讲义》便是其时文评选之中发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相关义理的精华。

时文，也即八股文、四书文，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第一场，就是以八股文的形式考试学子，且以《四书》中的句子命题，故而对于《四书》以及朱子学是否有着正确的理解，也是科举成败的关键。吕留良两度从事时文评选，并成为与艾南英、陈子龙等齐名的时文评选名家。为什么致力于时文评选？吕留良在意的是通过讲章、时文反对俗学、异学。什么是俗学、异学？吕留良《四书讲义》卷一说：“除却俗学、异学，即是大学之道。俗学者，今之讲章、时文也；异学者，今之阳儒阴释以讲学者是也。”也就是说当时广泛流传的时文、讲章都是俗学，主要由村师所授；晚明以来的讲学先生多半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将佛、道等异学杂入儒学之中，所讲都是异学。吕留良要用最易流传的时文评选来重新讲明章句、传注，讲明先儒之精义与古人之实学，以及八股文的文字法度，把被俗学、异学搞得乌烟瘴气的讲章、时文风气端正过来。

吕留良时文评选的著作主要有《天盖楼偶评》《天盖楼制艺合刻》《十二科小题观略》《十二科程墨观略》《唐荆川先生传稿》《归振川先生全稿》《陈大樽先生全稿》《钱吉士先生全稿》《黄陶庵先生全稿》《黄葵阳先生全稿》《江西五家稿》《质亡集》等。后来则有吕留良的弟子，将这些时文选本之中的吕氏评语摘出，并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顺序加以重新组合，重要的版本有以下三种：周在延编《天盖楼四书语录》，陈鏦编《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车鼎丰编《吕子评语正编》。上述三书，流传最广则是《四书讲义》。

明清之际推尊朱学的学者极多，而吕留良并非简单的“尊朱辟王”，其本意并不在王学，而只在于朱学。吕留良指出，晚明时代的王阳明（姚江）流于佛禅，且多权诈，故而危害比陆九渊更甚，所以要辟邪，当纠正王学之非，而要纠正王学之非则又要先得朱学之是；而朱学之真则是“必先取舍明而后存养密”。在他看来，这一道理朱子等先儒也未曾十分讲究，因为他们未曾经历类似“德佑以后”那种天地亘古未有的变化，而他本人则经历明清鼎革的变化，对于“出处”之中的节义有着深刻的认识。

在《四书讲义》之中，也多有阐发先讲明出处、辞受而后方可讲明致知、主敬的观念，这方才是吕留良朱学的根本所在。他所认为的朱学的真精神，就在立身行己之道，也即重节义、反功利。《四书讲义》卷三十五说：“近来多讲朱子之学，于立身行己，未必得朱子之真。其忧有甚焉者，开堂说法，未开口时，先已不是，又何论其讲义、语录哉。故今日学人，当于立身行己上，定个根脚。”《四书讲义》卷七中也说：“人必取舍明而后可以言存养。吾见讲学宗师，谈心论性，诃诋古人。至其趋膻营利，丧身失脚，有不可对妻子者，吾不知其所讲者何事也。”吕留良认为空谈心性而自身节义无一可取，或趋于功利而“丧身失脚”。他并不是说讲求存养工夫本身有误，而是说学问也有一个先后之分，也即节义最为重要，先讲求立身行己，然后才是存养。

再看吕留良所论夷夏之防，其实也就是从节义之道出发的，指出必须讲明节义，反对功利。《四书讲义》卷十七“子贡曰管仲”章：“圣人此章，义旨甚大。君臣之义，域中第一事，人伦之至大。若此节一失，虽有勋业作为，无足以赎其罪者。若谓能救时成功，即可不论君臣之节，则是计功谋利，可不必正谊明道。开此方便法门，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谁不以救时成功为言者，将万世君臣之祸，自圣人此章始矣。看‘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卑伦，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论节义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在吕留良看来，夷夏之防固然当守，此本不必多言，然而需要讲明的则是如何守其防，唯有先明节义而已；至于夷夏之防与君臣之义的选择，也就在于节义的大小，而不在于功名的大小。吕留良还说：“此章孔门论出处事功节义之道，甚精甚大……后世苟且失节之徒，反欲援此以求免，可谓不识死活矣。”也就是说，此章真正需要辨析的就是节义与功名之别，而功名无论大小都要服从于节义，如不重节义而重功名，就会被失节之徒给误用了。再看《四书讲义》所论君臣、封建与井田，也是在辨析节义与功利。如卷六说：“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天性，不是假合。”卷三十七中说：“君臣以义合，合则为君臣，不合则可去，与朋友之伦同道，非父子兄弟比也。不合亦不必到嫌隙疾恶，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去即是君臣之礼，非君臣之变也。”吕留良之所以重新辨析君臣关系，并倡导封建、井田，也就是因为倡导“君子行义之道”。

所以说，经由吕留良重新诠释的朱学，彰显了儒学的节义之道，为人为学当重节义而非功名利禄，以此考量后世之朱学者，亦先问其出处、辞受之际的节义如何。这种朱学，乃是易代之际学术的一种典型，甚至可以这么认为，吕留良的朱学方才是真正结合其时代的朱学，也是真正承继了朱子，乃至孔、孟的儒家真精神。这种思想的特出，与吕留良独特的遗民心态密切相关，所以说对其学术思想当有同情之了解，则必须对其遗民心态之曲折亦当有同情之了解。

吕留良的时文评选以及之后的《四书讲义》，在康熙、雍正乃至曾、吕文案之后，一直有着巨大的影响。《四书讲义》晚清以来虽有影印翻刻，然缺少一部点校整理本，则其中朱学精华终究无法为研究学习者广泛阅读。精研吕留良二十年的俞国林兄，慨然力任此事，去年出版的《吕留良全集》，其中收录的《四书讲义》就是的第一个点校本；今年则又将《四书讲义》再度修订，出版单行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单行本与《全集》本在体例上作了改变，将吕氏讲义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逐条对应，以便对比考虑吕留良朱学诠释的成就。精心的点校，方便的体例，故而新版《四书讲义》当是三百多年来最佳的一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