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是目前海峡两岸和香港地区文坛备受瞩目的新生代作家之一。他耗时七年完成的小说《北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版）是继《朱雀》之后，又一部极具文学想象力的长篇力作。该小说分别从主人公卢文笙、冯仁桢的成长历程起笔，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波谲云诡的民国历史为经，以襄城商贾世家卢氏与没落士绅家族冯家的联姻为纬，采用工笔细描和泼墨写意相结合的叙述方式，鲜活地呈现出动荡年月中家族的兴衰、命运的沉浮和爱情的甘苦，不啻为一幅民国时期的“清明上河图”。
王德威在《北鸢》序中指出：“当代作家竞以创新突破为能事，葛亮反其道而行之，他遥望父祖辈的风华与沧桑，经营出一种既古典又现代的叙事风格。”此言不虚。窃以为，葛亮在小说中有意识地将民国时期的风物、掌故与现代派叙事技法有机融合在一起，并且在明暗、虚实、动静、浓淡、冷暖等艺术辩证法的运用上做到了游刃有余。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北鸢》存在明暗两条叙事线索，明线讲日常起居和儿女情长，暗线则写家族兴颓与历史嬗变，明中有暗，暗中有明，于蛛丝马迹间伏脉千里。例如，家睦夜读《浮生六记》，文笙慨叹“一叶知秋”，以及小湘琴的照片、昭德的梦魇、冯仁珏与范逸美的闺阁拥泣、冯明焕与言秋凰的暧昧交谈……这些欲言又止，欲盖弥彰的细节，遍布小说各个角落，虽着墨不多，却意味深长。晦明变幻的叙事线索牵引出的是一个个虚实相间的民国传奇故事，这些故事如枝桠般蔓延，似根须般滋长。
作为小说中的核心意象，“北鸢”既是推动故事进程的引擎，又是作者传情达意的枢纽。它寄托着一场缘分，也隐喻着一方渊薮。卢文笙与冯仁桢因“鸢”结缘，可谓是“千里姻缘一线牵”。然而，缠绵悱恻的儿女情事却被放置在动荡浇漓的时代风云之中，则渗透出一股浓郁的宿命气息。一场乱世佳人的爱情传奇甫一展开便已注定了“倾城之恋”的悲剧性结局。随着情节的推进，小说叙事节奏逐渐由静转动，由徐而蹙，语言风格也开始从青玉绢帛般的温润细腻转变为大理石般的粗粝坚硬，这种转变呼应着剧烈变动中的时代脉搏。当日常陷入无常，当个体生命遭遇家变、国殇，曾经的繁华绮丽注定沦为一片狼藉，曾经的温婉知性也只能渐趋如铁似钢。尤其第三章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卢家被迫背井离乡，一路上险象环生，如断线远扬的风筝，忽远忽近，飘浮不定。葛亮采用上帝视角，冷眼含暖意，淡笔写浓情，以刚柔并济之笔墨，将鲜活的个体生命在时代变局中催生的恐惧与勇气和盘托出。
此外，文本中不断闪现的“风筝”意象，还为小说营造和点染了一种压抑紧张的氛围和困顿惶惑的情绪。葛亮笔下每个人物的命运无不像风筝一般，飘浮无着却又挣脱不得，命若游丝怎奈雨打风吹去。那些至强至大者如政客、军阀、商贾、寓公，至雍至雅者似文人、名伶、禅师、艺工，经过一番铁与火的侵蚀、善与恶的碰撞之后，都已变得面目全非，一片狼藉。俯仰之间，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窒息感与“身世浮沉雨打萍”的凄凉感借助风筝意象倾泻而出。
一言以蔽之，《北鸢》不仅勾勒出一幅民国社会的生态图景，也书写了中国最为葳蕤丰饶的断代传奇。葛亮在小说中多次以书信互文的形式提到“念念”一词，一种凄凉沧桑之感由此而生，绵延不绝。弘一大师在《晚晴集》中写道：凡事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读完《北鸢》，掩卷凝神，一幅画面浮于脑海，挥之不去：波谲云诡处，风雨飘摇时，断翅颓鸢已南飞，徒留苍穹一声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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