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的荷包》 赖慧敏 著 中华书局
乾隆帝好大喜功,尤其喜爱宫殿园林,其在位的60年间,大兴土木不断。这在历朝历代都被视为劳民伤财的弊政,但在乾隆朝却没有明显加重人民负担,激化社会矛盾,其中的奥妙何在?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赖慧敏的《乾隆皇帝的荷包》一书最近推出简体中文版,在书中,赖慧敏通过扎实的档案研究指出,乾隆不仅是个很有手腕的政治人物,还是个特别擅长敛财供自己挥霍的皇帝。
私房钱攒了八千万两
皇帝的“荷包”,令人直接想到的似乎应该是国库。其实中国的皇权制度中,皇帝的个人用度与国家财政分离是很早的,中国历史上从汉代以来就确立了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分割的原则,田赋归国库,山海、盐铁之利归皇室财政、皇帝私人掌控。此后的历代中央王朝也基本延续了皇室收支与国家财政分离的制度。赖慧敏在书中引述经济史学家汤象龙教授的话“皇室开支是统治者对人民无法公开的秘密”说,在君主制达到顶峰的乾隆时期,皇室财政、皇室开支更是“秘密”。
清朝作为最后一个帝制王朝,在顺治、康熙时期已经确定了定额化原则的国家财政体制,康熙皇帝的“永不加赋”也一直作为祖训延续下来,直到太平天国战前,国家财政都以尽量不增加用度为总体原则。按理,清帝国应该秉持着相当“节俭”的财政原则,乾隆皇帝也经常这样自我标榜。但是,如果考虑到有一笔相当巨大的收入在户部控制之外,这一“节俭”的形象就需要重新考虑了。
赖慧敏教授的新书《乾隆皇帝的荷包》正是直击这个隐秘之处。著名清史专家郭松义说,谈财政离不开具体数据,清代官书如《会典》等,虽可用作凭据,但若要查历年细目,非得依仗内务府档案。为了详细揭示乾隆皇帝“私房钱”的秘密,赖慧敏潜心于有关档案史册长达十余年,还借机实地考察北京、承德、山西五台山、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疆乃至蒙古国的藏传佛教寺庙及有关册籍,她根据严实的史料统计出乾隆皇帝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并说明这些钱的流向,相当程度上刷新了我们对乾隆一朝政治的理解。
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的赖慧敏早年师从徐泓教授,研究明代江南的赋役制度,此后转向研究清代的皇族,多年爬梳清代档案。美国威廉帕特森大学历史系教授戴莹琮在推介这本书时说,清代内务府既为皇室私囊,又与清代国家财政有着扑朔迷离、举足重轻之关联。因此,对内务府结构、功能及特性的研究是解读清代财经制度的锁钥之一。早在1993年,赖慧敏来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看档案时,就关注到了内务府的档案,一位美国教授告诉她有一批内务府的账簿,天生对数字感兴趣的赖慧敏一下子着迷了,并仔细研究其中涉及皇家的各种收支。对海峡两岸的清宫档案史料的充分掌握,也让赖慧敏可以为乾隆皇帝仔细地算算账,她在书的后记中说,因为系统阅读内务府档案,才发现皇室的巨额商业收入。尤其是乾隆皇帝,有三个钱袋子来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同时维持一个“节俭”的圣君形象。据统计,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他私人的三座银库:广储司银库、圆明园银库、养心殿造办处银库,估计总收入在八千万两以上,这个数字大约是清代国家两年的田赋税收,是整个十八世纪欧洲各国皇室难以匹敌的。皇室财政的来源主要有四项:内务府的官庄(房地产)、关税盈余、当铺与生息银两及盐务。
税关“盈余”直接进入皇帝荷包
乾隆皇帝的第一个钱袋子,是皇庄(官庄)。清初皇室就在盛京等处设立若干田产,由庄头管理。这些皇庄的收入多供应当地驻军及内务府人丁,还未直接流入皇帝的口袋。但乾隆年间曾大量查抄官民家产,直接为内务府所有。
赖慧敏在书中所举出的例子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承安案。承安本是伊犁锡伯部落领队大臣,以“玩愒成性”被查抄家产。这其实等于是没有什么确实的罪名,赖慧敏认为乾隆这么做主要是觊觎他家的田产,查抄出承安田产40.6万亩,而内务府本来控制的皇庄土地不过50多万亩。乾隆皇帝捞钱的手段由此可见一斑。
乾隆皇帝第二个也是最著名的钱袋子,是淮扬盐商。几十年前徐泓先生有一篇经典论文专论明后期盐法之变,认为明末以世袭专利特权换取商人的合作,专卖商人则为了确保垄断权利,一味与官府勾结,报效官吏的需索。这使得当时最重要的商业资本经营寄生于政治权势之上不能独立。清代继承了这种竭泽而渔的制度,乃至出现总商,庇护特权商业至于其极,而商人的报效大部分进了乾隆皇帝的腰包。乾隆朝内务府的盐务收入,自乾隆三十年以后在一百万两到两百万两之间,约占盐课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之间。淮扬盐商由此做大,发展出红极一时的淮扬文化。
前年有部还算火热的电视剧《大清盐商》,张嘉译饰演的汪总商追查盐务侵吞,步步深入时,发现逼得所有人背锅的正是他的恩主乾隆皇帝。到了这一步,钱去了哪里,就万万问不得了。
乾隆时期经济发展,百货充盈,理应大幅提高关税收入,成为国家财源,然而乾隆皇帝却仍用包衣奴仆来囊括硕果,皇帝利用奴仆广开皇室财源,各税官新增苛捐杂税,由此埋下清代中衰之根源。清代的税关收入本属国家财政,从交给户部的税收数目来看,清代关税并不重,甚至可以说是“清征薄敛”,但是其实从顺治、康熙时期以来,担任税关监督的大都是皇帝派遣的内务府包衣奴才,关税正课以外的盈余全部解交内务府,乾隆更是从制度上规定了关税正额有缺的照定例处分,各关盈余的数目少于雍正十三年的,要加以处罚,从而关税“盈余”也就相当于必须完成的正课。赖慧敏估计,乾隆皇帝每年从关税获得的收入,在六十万至八十万两之间,这笔收入全在户部的监管之外。不仅如此,各关监督遇到国家重大庆典、皇帝下江南巡游等活动,还要自愿报效银两,一次多达数百万两。内务府包衣为了孝敬皇帝,还常将养廉银捐出。乾隆皇帝大肆修筑宫殿、承做各种器物,需钱孔急,不断向税关监督索取银两。包衣奴才为了讨皇帝欢心,将税关衙门的办公费用解交内务府,等到地方经费不足,又再三增添新的税目,税目繁多,令人无所适从,增加税关监督贪污的机会。包衣奴才新增的税目十分琐碎却达到替皇帝攒银的作用。
有学者认为包衣任税关监督的好处是,若官员贪污,皇帝可以查抄其家产,也有学者认为乾隆皇帝宽纵贪污的大官,遂使贪污案件屡禁不止。赖慧敏则认为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就税关监督来说,皇帝多以议罪制度惩治官员,因贪污被查抄家产者仍属少数,一来查抄家产所得利益不多,二来税关监督还必须承担盈余不足的风险。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几次减免田赋,赢得宽仁的美名,然而对灾荒所导致的关税短少问题却不予宽容,迫使官员将自身的亏损转嫁百姓身上。对于贪污和“盈余”不足的官员,乾隆在四十年(1775)以后都采取议罪、罚俸方式,来填饱荷包。
皇帝既为自己荷包着想,官员自然上行下效,乾隆后期,由于皇帝性好铺张浪费,开销不断增大,国家财政不足支应,只好转向加摊派、兴捐献。在摊派和捐献中,各级官员层层加码,各有截留,腐败现象从上而下遍及各级官员。最为讽刺的是,乾隆皇帝在《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中提到,“危乎上之所好恶,速矣下斯成倡随”、“人君好尚可弗谨”,这么好的道德文章终究是掩盖不了他带领全国官员一起贪污的史实。
开当铺,专卖皇家特供品
清代税关还是变卖内务府物资的重要渠道,官方垄断的奢侈品销售大受欢迎。清朝入关后,皇室垄断东北人参开采权,人参变卖所得尽归皇室所有。变卖人参使乾隆获得千万两以上的收入,但原因并非产量大增,而是由内务府所属单位专卖,使其价格不断上涨所致。包衣为了讨好皇帝,竞相提高参价。乾隆六十年五等参每斤售价接近一千两。官定人参价格不便宜,市面上参价更居高不下,成为官场贿赂上司的高贵礼品。
除了人参,清人生活中,冬天用高丽纸糊窗,夏天用琉球的扇子,吃新疆进贡的葡萄干,穿着欧洲来的羽缎、哔叽衣裳成为时尚,这些物品均是清朝周边藩部属国朝鲜、琉球、安南等国家,以及欧洲国家的进贡,这些奢侈品、日用物资远远超过宫廷所需时,乾隆皇帝就会将贡品交给崇文门税关发卖,百姓争相购买,以买得起、用得起“内造”物品和皇室的变价物资为身份、地位、面子的象征。
内务府利用皇权经商还体现在开当铺上。他们以皇权为信用担保,当然在资本市场中呼风唤雨。这些皇家当铺的性质,也是所谓发商生息,这是清代官方资本经营的常用手段。这些当铺的资金来源,除了由内务府拨款外,居然还有资金来自收回八旗经营之当铺。简亲王德沛经营官营当铺三座,总资本将近白银五万两,因经营不善关闭,资本被并入内务府。这些股本,本来来自内务府拨给八旗兵丁经营生息银两。此外还有查抄官民当铺的情况,如书中记载乾隆十五年查收张廷玉的当铺一座,其本金有三万五千两,这类当铺对内务府来说也是相当可观的收入。
皇帝的私房钱流往何处
清代皇室的主要开销有:皇帝后妃等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消耗；赏赐、筵宴；节日庆典如皇太后、皇帝万寿、皇帝大婚等；修缮宫殿、苑囿、寺庙、陵寝；乾隆皇帝四次东巡、六次南巡、至避暑山庄行围四十九次等出巡活动。不过赖慧敏也指出,乾隆皇帝除了将聚敛的民脂民膏供自己挥霍、享受之外,也为国家做了点政治上的好事,那就是用自己的荷包修建藏传寺庙,这些寺庙分布在多伦诺尔、盛京、热河、北京、归化、五台山、甘肃、青海等地,形成一道“宗教长城”。除了拨内帑修建藏传佛寺,皇帝还通过户部、内务府、税关提供喇嘛口粮,清政府还给蒙古贵族朝拜寺庙提供路费、免税贸易的权利,从而达到借由宗教来统治蒙藏地区,并且将蒙古人对宗教的热诚从西藏转移到北京和热河等地。通过修建热河藏传佛寺,维持了清朝和蒙古一百余年的和平关系,比明朝和蒙古战争每年动辄耗费七八百万两银子来说,更能呈现清代统治者策略的成功。
(本报综合《乾隆皇帝的荷包》一书、《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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