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作家张悦然、小白与美国作家朱诺·迪亚斯在上海思南文学之家参加了以“短暂而奇妙的人生，我们如何书写”的文学对谈。几位青年作家对于写作的看法和过程都产生了很深的共鸣——他们同样都是一群缓慢的写作者，同样面临进入父辈经验与历史的困境，也同样在时间的长河中艰难地探索语言的可能性。
作家张悦然
张悦然：风格本身也是一种强烈的限制
迪亚斯出生于多米尼加共和国，六岁随父母移民美国。大学期间，师从托尼·莫里森、桑德拉·希斯内罗斯等著名作家。仅出版过三部作品，却被誉为堪与菲利普·罗斯比肩。
2007年，他的首部长篇小说《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获全美书评家协会奖，次年又获美国普利策奖，并被美国主流媒体投票推选为“21世纪最伟大的小说”。2010年，迪亚斯成为第一个担任普利策奖评委的拉美裔作家。
他是一个非常缓慢的作家，平均每部作品之间间隔10年。巧合的是，张悦然的最新长篇小说《茧》距离她上一部小说也已经过去了10年。两个同样缓慢的作家坦言在此过程中都遭遇了巨大的困难和挑战。迪亚斯在活动现场以多米尼加特有的幽默感讲述了自己那段失败糟糕透顶的写作经历。
“我写奥斯卡.瓦奥的11年里丢了工作。我当时的女朋友偷走了我的公寓，我当时还受了很重的伤，非常的痛苦。我当时写的小说我自我感觉不错，但是给了几个朋友看了之后，他们都说这是垃圾，是他们读过的最差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说那是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我就离开了美国去墨西哥住了一段时间。我离开了美国，想躲开之前倒霉的运气，我去了墨西哥，我当地最好的朋友在那里，他比我的运气还要差，他的房子被人抢劫，我去的之前一个月他还被人用刀捅了。他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美国作家，他被人捅他很难过，但是我很高兴，因为我把我的坏运气传到他身上了。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我最好的朋友受到这样的伤害我非常的高兴，可以想像我之前是多少的抑郁。”
张悦然则坦言自己早期的创作非常的顺利和迅速，那时候很密集的出过挺多的书，但是在那种最初的特别自由，特别随意的表达完尽之后，就进入另外一个阶段，“我知道我想写什么，但是我会发现好像我的准备工作完全没有做好，然后自己的语言，各方面，好像你去打仗，或者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你发现你的武器根本不行，所以其实这个过程是一个你需要做准备，需要建造好自己的整个的攻击系统的这样一个过程。”
具体到写《茧》这部小说的困难，她说会觉得有一种语言的变化，“当我想要去写不一样的，和之前的内容截然不同的内容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语言好像和他是不匹配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很希望能够变成另外一种语言，但是语言是非常难转变的。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完全变成另外一种语言，尤其是之前的语言被读者认为是一种风格的时候，你才会发现风格本身就是一种很强烈的限制，风格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边界的存在，当你想要突破边界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失败。对我来说现在我的语言也并没有完成特别大的转变，但是他在写的内容里面是适合的。并且是让我觉得更宽广的一种语言，完成这个长篇以后，我感觉语言的问题差不多解决了，这可能也是一种收获吧。”
台上就坐的嘉宾
小白：迪亚斯有一种用读者能领会的东西讲述复杂事物的能力
谈到朱诺迪亚斯的作品，张悦然说，《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是一部特别自由绚烂的小说，“如果每个小说都是一个建筑，这本书全部都是门，全部都是窗户。讲述者忽然从一个门进来，讲述了一个东西忽然从一个窗户飞出去了，又从另外一个门进来了，从地下室走了，这是一部有无数的门和窗的小说。”
另外，她指出，朱诺.迪亚斯把很多童年的经历写得非常细致入微，“他把童年的状态，那部分是和他的祖国、故乡连接特别紧密的时期吧，他把孩子的敏感、脆弱、被动、无辜等等都写的特别好。他小说里面永远有一个小男孩的形象，那个男孩当然是一个失败者。另外最重要的是，他把小说写的那么的有趣，真的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事情，我觉得作家很多时候可以解决知识结构的问题，可以解决语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你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使自己变得有趣。”
小白则认赞叹迪亚斯身上有一种天才的能力，“他能把一件复杂的事，难以表达的事用简单的方法表达出来，他用他的人物在爱情上爱无能的方式，可能也部分的引喻了多米尼加移民的生活状态。他有一种用读者能领会的东西讲述一个复杂事物的能力。”
迪亚斯
迪亚斯：以我父辈一代人为原型写作的时候非常困难
对于总是谈论自己的作品，迪亚斯现场做出小小的抗议，向两位中国作家提了一个问题，“在你们写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张悦然说，在她的最新长篇小说《茧》的写作中，采用了男女主人公双声部的写法，但是作为女作家，用男性第一人性去写作时还是有很大的挑战，“对于女作家来说处理女性人物的时候更自由、更舒服，当你用男性的第一人称去写的时候还是会有一定的挑战和不太确定的地方，同时这个人也比较复杂，有很多仇恨，但是同时我又希望给他一种积极的希望，如果我自己都不相信这个希望能降临，我就不知道怎么样能够解救他，我知道小说家手里掌握自由的权利，但是并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变出来的魔术，如果自己都不相信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很难发生在你的人物身上，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希望有一种我能相信的奇迹出现，使我能解救深陷困难的男主人公，好消息是最后终于得救了。”
迪亚斯则坦言对自己而言最困难的是写以他父辈那代人为原型写作的时候。“我父母这一辈人经历过重重艰难险阻，在历史上生活在恐怖的，充满磨难的时期。对他们那代人来讲，父爱、母爱就是给小孩子东西吃，吃饱肚子，并且不打他们就已经算是爱了。当然我作为他们的小孩，我自己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我能接触到的就是我父母对他们那段历史是完全的沉默。当然我后来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我父母那代人经历过长期的独裁统治下经历的种种磨难。多米尼加的独裁统治几乎吞噬了所有人。所以对我来讲努力的去对我父母这代人表达出同情，好好的捕捉一下他们经历的种种创伤，以及把灾难性的东西写好，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现场观众
张悦然：写作是为了缓解我和世界之间的摩擦
每一个写作者似乎都会被人问及写作的意义，在场的三位嘉宾对此也各有不同的看法。迪亚斯坦言自己其实并不喜欢写作，“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和美国我们都有一种概念，人类有一种使命感。我其实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写作，但是我的使命召唤我去写作。有很多人是非常有才华，但是他们可能觉得如果做一件事有困难，他们就会知难而退。但是我还是去写作。对我来讲写作是很困难的，但是我还是努力去写作，最后写出来还算可以，还不错。”
张悦然则从童年时代午睡后的故事谈起，“对我来说我会想到在我很小的时候，每次在午睡中醒来的时候，每次醒来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会觉得我的轮廓周围好像有一个和空气之间有一道裂缝，会觉得和空气之间是分割开的，那种感觉好像是我其实是从别的什么地方被剪下来贴到现在的这个空间里来的，给我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不属于这个地方，原来我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但是我好像并不属于这儿，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在午睡醒来的时候都特别的强烈，不知道为什么过一会儿醒来就感觉缝隙被填上了，自己又和这个世界连接上了，然后就在短暂的几秒钟的时候，和世界之间的裂痕存在的时候，我就听到有嗡嗡的摩擦声，好像是在努力把你压到这个世界上，或者和这个世界拼贴连接在一起的感觉。”
在她开始写作后，常常想到这种感觉，“我会一直记得那种摩擦的感觉，就是我想可能是和这个世界之间还是有一种不和谐的地方。不协调的地方。我想写作对我来说主要是为了缓解这种摩擦。当然这个说法也并不新鲜，因为很多的作家可能写作都是因为，不是因为他们很幸福，不是因为他们很舒适，而是因为他们有一种不舒适的感觉。但是在我来说的话，我总是想到小的时候的那种午睡醒来的时候，和这个世界之间的浅浅的沟壑。”小白则认为写作的意义在于，“跟这个世界捣捣蛋，试图发现这个体系里面有什么漏洞，裂缝。”
张悦然和迪亚斯都是在大学任教的创意写作课的老师。迪亚斯说，对于学生现在最困扰他的是就是让他们多阅读，“因为现在学生整天玩手机上的instagram、脸书这类东西，但是让他们读两个故事就很难。”张悦然则认为在中国更困难的在于，很多学生不想写作，是因为觉得写作难以为生，“写作这个事情确实有很多的机缘或者说偶然性，但是我之所以去做老师，还是因为希望文学能在我的学生生命里停留更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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