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悦然
1982年出生于山东济南，中国当代女作家，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14岁时开始发表作品，2001年获得“第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2006年荣登“2006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代表作品：《葵花走失在1890》《张悦然十爱》《樱桃之远》《水仙已乘鲤鱼去》《誓鸟》《红鞋》《月圆之夜及其他》等。出版新书《茧》。
她曾与韩寒、郭敬明并称青春文学三驾马车。作为世人眼中的成功者，2006年，24岁的张悦然即荣登“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然而，就在最喧嚣的时刻，她却选择了沉寂。十年时间里，她主编《鲤》杂志，写短篇、写散文，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却唯独没有再出长篇小说。所有读过张悦然作品的人都会明显感觉到她创作上的变化，与此前冷艳到极致的青春文学相比，新书《茧》在义无反顾地挖掘历史的同时，文字里多了一重人情的温暖。采访中谈及创作，能强烈感受到她向往突破的勇气，以及对文学笃定的爱。就像张悦然自己说的：“我是一个作家，我不再是一个其他的人。”回归初心，她所坚持的文学道路，其实是一个关于执著与追求梦想的故事。
破“茧”而出
新报：你在采访中说新书构思的成因来源于父亲从前写的小说内容，为什么会钟情于这个“敲钉入脑”的故事？
张悦然：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就给我讲过这个钉子的故事，似乎并没有留下什么记忆。等到我写作以后，他说起自己也曾写过小说，然后又讲了这个故事。过了一段时间，我意识到这个故事就如同一颗种子，早就在我的头脑中种下，这时已经长成了一棵大树。我无法回避它。我总是不断去想，罪犯和受害者的后代，也许还住在那个医院的大院里，他们会认识，会成为朋友，甚至也许会相爱。不仅仅是他们，还有很多被那件事影响的人，他们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是否走出了阴影。那个植物人躺了很多年的医院，正是我出生的医院。我出生的时候，他还活着，就躺在同一幢楼的某个房间里。这种发生在我生命最初的短暂交集，使我觉得，他的故事很早就缠绕在我的生命里。这是一个早就交到了我手里的故事。所以，我决定把它写下来。
新报：作为曾经的青春文学作家，这次的新书《茧》着力挖掘的是几代人之间的爱恨纠葛这个相对庞大、厚重的主题，选择这样的题材是出于怎样的考量？
张悦然：父亲的故事牵引着我，使我开始了关于历史和父辈的思考。可是，事实上，历史并不是在我们发现它存在的那一刻才开始影响我们的。它们一直在影响和塑造着我们，使我们成为现在的我们。要更好地了解自己，就必须了解父辈和历史。我想，一次建立在了解基础上的与父辈的对话，或许才意味着我们真正地长大。写作这个小说的过程，就是我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上路，不断探究，不断了解的过程。这个过程对我个人具有很大的意义。但小说完成，思考并没有因此停止。在以后的小说中，它们还将继续。
新报：距离上一本长篇小说《誓鸟》已过去十年，《茧》从酝酿筹备到创作完成历时多久？为何沉淀了那么长时间？
张悦然：《茧》写了七年。中间遇到过很多困难。最大的困难在于，在已经写了一部分以后，我才发现了另外一个主人公，他忽然来到小说里，成为小说的一部分。到了这个时刻，小说才重新确立了最终的结构和形式。而先前的内容已经不再适用，必须推翻重写。这需要一些决心，但我没有什么犹豫。和写出真正想写的作品的渴望相比，这些困难显得微不足道。既然需要更多的时间，那么就付出更多的时间。对待每一次写作，我都希望自己毫无保留。
新报：你之前的作品中涉及过不少与父辈的隔阂，新书也着力探讨了这一主题，在你看来，80后一代与父辈的关系是怎样的？
张悦然：我的很多小说，的确都涉及到与父亲的关系。但这个父亲，也许指的是一个更大的父亲，并不是对应着那个在生活中我唤作“爸爸”的人。在有些小说里，我写到和父亲之间的对峙，甚至是把他击倒的渴望，那也许是一种对于父权社会的反抗。但是随着自己越来越强大，这种反抗不再必要。与“父亲”的和解和对话，成了新的议题。在《茧》之中，这样的对话得到了充分的呈现。在《茧》的新书发布会上，我放映了一段素人采访，让很多人去谈自己的父亲，包括他们从前的经历。我想，我们对于父亲，还是了解得太少了。然而，这种了解是非常必要的，只有更了解，才能知道该如何去爱他们。而且，了解他们，也是了解我们自己。我们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体，而是作为他们的某种延续和总结而存在的。
文学一直在我身边
新报：你在采访中提到父亲年轻时也是个热爱创作的文学青年，你从小喜欢文学，是不是也是受了家庭的影响？
张悦然：我父亲在大学中文系教书。家里有一个书柜，里面有很多很棒的书，它们是我早年的精神供给。得益于这架书柜，我11岁就读到了张爱玲，也读到了《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文学一直在我的身边，簇拥着我。但是，我父亲从未教给过我任何和写作有关的东西。他对我向来是放任自流的。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还有什么比自由更好的事呢？我一直很感恩的是，我的父母亲从未试图把我塑造成什么样。
新报：你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专业，完全靠的是理性思维，但在文学创作中，你的文字敏感而富于感性，这是不是一种矛盾？
张悦然：我没有觉得这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一直是理科生，但一直热爱文学，并且一直在写作。理性思维和感性表达之间，并没有分明的界限。事实上，小说的创作里，包含着很多理性思考的部分。也许不仅是小说创作，任何一种文学创作形式里，都包含着理性的思考。很多时候，它或许比感性的成分更重要。
新报：放弃IT专业，最终选择了文学之路，当初为何下定决心做了这样的决定？
张悦然：因为我有写作的需要，它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不写作，我会觉得生命失去了意义。
与读者在作品中相遇
新报：随着人生进入转折点，从个人成长到作品风格，80后作家似乎集体面临着转型，你也不例外。因新概念作文大赛少年成名，如今写作十余年，作为有代表性的80后作家，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当年靠着校园爱情风生水起的一众青春文学作家们转向抒写家国情仇是一种必然趋势么？
张悦然：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道路，他们作为个体存在，在作品中体现出自己的独特性。以“80后作家”去笼统地概括他们，本身就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对于这些作家，人们总是存在着很多误解。比如，他们急需转型。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来不觉得自己需要什么转型。我只是自然而然地写出自己想写的东西，我自己在发生变化，作品也必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既不需要期待和渴望，也不可能阻挡和对抗。现在回头去看很多年前自己写下的作品，当然有很多幼稚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现在失去的品质，比如某种更纯粹、更炽热的东西。那些作品里的确有一些缺憾，但是它们就是属于那个年龄的最真挚的表达。至于题材的变化，是因为年龄的变化，个人的成长而自然发生的。我从未为此感到焦虑。也并不觉得书写家国情仇就一定比校园爱情更高明。以题材去判断作品的高下，是有失公允的。
新报：有读者评价，你早前的创作，文字中透着一种冷艳和决绝，如今却多了一重人情的温暖，用你自己的话说，“狠不起来了”，文字风格的转变是不是也源自心境的改变？
张悦然：和从前的作品相比，《茧》的结尾流露出难得的暖意。这种暖意，是从我心底生出来的东西。它是遵从于我内心的真诚表达。但是，《茧》里面也仍旧有一些决绝、锋利的东西。主人公仍旧在以一种对抗的姿态面对现实生活。我并不觉得自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只不过是因为时间流淌过去，在我的生命和我的小说中留下了一些印记。这些印记不会覆盖天性的底色，只会使它呈现出更丰富的样貌。
新报：你曾说青春已经走远，而曾经喜欢你的读者现在大多也已经为人父母，在创作中你的新尝试和转变，算是对曾经的读者的一种回馈么？
张悦然：出版《茧》以后，我陆续收到来自读者的回应，其中有些人很多年前就开始读我的小说了。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但是外界境遇如何变换，那种作者和读者之间建立起的内心深处的连接，却依然牢固地存在着。他们的爱总是令我很感动。能拥有一些相伴多年、一起成长的读者，是美妙和幸福的事。但我唯一能为他们做的事，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写自己想写的小说。我们会在那些作品中相遇。
新报：拥有年少成名的青年作家和人民大学文学院写作课程讲师的双重身份，在你看来，一名优秀的写作者是靠天分还是后天培养？有什么想对热爱文学创作的年轻人说的么？
张悦然：我认为写作者的天分很重要。但是后来的个人学习也很重要。写作的课程，其实并不能教授如何写小说，但它很可能会提高个人学习的成效。我希望所有热爱文学创作的年轻人都可以无所忌惮，没有禁忌地去写出自己想写的东西。不要去想写作能带给自己什么外在的东西，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深层的生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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