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繁体字本1974年4月第1版，简体字本2000年1月第1版）卷二百三十八《李成梁传》：“明年（万历四年），黑石炭、大委正营大清堡边外，谋锦、义。成梁率选锋驰二百里，逼其营，攻破之。杀部长四人，获级六十有奇。五年五月，土蛮复入，联营河东，而遣零骑西掠。成梁掩其巢，得利而还。”点校者在“五年五月土蛮复入”处加“校勘记”：“原脱‘五年’。《明史稿》传一一五《李成梁传》作‘五年’。按《神宗实录》卷六三万历五年六月丁卯条称：‘先是五月丙申，土蛮入犯锦州。’事在万历五年五月甚明，据补。”
然查《明神宗实录》（中研院史语所影印，1962年台北）卷六三万历五年六月丁卯条，原文是：“丁卯。先是五月丙申土蛮入犯锦州，时值大雨，移日出境。壬子复拥众入边，分攻镇城并镇静、团山等堡，见城堡有备，又值连宵大雨，次早遁去。督抚以闻。（后略）”显然此役并非“土蛮复入，联营河东，而遣零骑西掠。成梁掩其巢，得利而还”之役。“校勘记”断章取义，不顾下文，误。再查《明神宗实录》卷六十一万历五年四月：“丙子。以辽东捣巢功，赏总督杨兆、兵道贺溱、总兵李成梁等银币有差。时土蛮联营河东，分遣零骑西犯，成梁督兵乘夜出边，掩击贼营，以斩获闻，故有是命。”可知此条才涉“校勘记”所指之役。既然万历五年四月朝廷已因此而对李成梁等人有赏赐之命，岂有作为赏赐事由的战事反而发生在其后之五月的道理？按《实录》体例，以记载朝廷谕旨政令为主，无论陟黜赏罚，其事由的发生必在此之前，因此点校本《明史·李成梁传》将此役的时间改作“五年五月”，为误校无疑。
再检点校本所据的底本武英殿本《明史》与“校勘记”提到的《明史稿》，孰非孰是显而易见。《明史稿》有多种版本，现据“校勘记”“传一一五”的提示，采用《明代传记丛刊》第96册的《明史稿列传》，台北明文书局1962年据王鸿绪《横云山人集》影印；殿本《明史》则用商务印书馆《二十四史》百衲本。学界公认，殿本《明史》是在王鸿绪将万斯同等人的编纂成果据为己有而呈奏的《明史稿》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比较王本《明史稿·李成梁传》与殿本《明史·李成梁传》，有关内容文字几乎相同，唯叙此役的时间，一为“五年”，一为“五月”。《明史稿·李成梁传》：“五年，土蛮复入，联营河东，而遣零骑西掠。成梁掩其巢，得利而还。”殿本《明史·李成梁传》作：“五月，土蛮复入，联营河东，而遣零骑西掠。成梁掩其巢，得利而还。”从《明史稿·李成梁传》的上下行文看，时间词用得变化有序：“（万历）三年春……其冬……明年……五年……明年正月……三月……六月……十二月……七年十月……明年三月……其秋……无何……九年二月……四月……十月……十年三月（以下略）”具体年份与“明年”交替，“明年”在两个具体年份之间只用一次；若一年中有几次事件，则俱表明月份或季节。而殿本《明史·李成梁传》将“五年”改作“五月”，出现两个变化：一是万历四年中有了两事，一曰“明年”，一曰“五月”，行文失衡；二是其后之“明年”诸事，亦随之俱前移了一年。对照《实录》，《明史稿·李成梁传》的“五年”与《明神宗实录》的“五年四月”不相矛盾，而殿本《明史·李成梁传》作“（四年）五月”则与《实录》“五年四月”的朝命赏赐时间相距过远。同样，其后《明史稿·李成梁传》中“明年”（万历六年）正月、三月、十二月之事，于《明神宗实录》万历六年二月、四月、七年五月所载均可对应；若依殿本变成万历五年之事，则见于《实录》记载竟迟在一年多之后，时间相距过远，不可信从。以上对照，俱见《明史稿》“五年”之是与殿本“五月”之非，推测殿本改动之由，似非有意，应是笔误。而点校本贸然在“五月”前加上“五年”，则有失细察而致张冠李戴。
综上所述，愚意以为，若加校改，当将殿本的“五月”仍恢复为《明史稿》的“五年”为是。
当前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正在进行修订，饾饤小文，谨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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