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金文丛”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套大家小书。其与商务之前策划出版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相配套，取名“碎金”，意在辑零碎而显真知。丛书所录，非为诸名家大家正襟危坐写就的学术著作，而是随性挥洒或点滴积累的小品文章。
这些言简而隽永的吉光片羽，和他们大块头的著作风格迥异，恰恰能帮助读者一窥他们治学的门径与细节，了解他们不为人知的品格与个性，或者更为时尚地讲，就如同让读者了解他们的微信朋友圈一样，在日积月累的家长里短你来我往中呈现时代的枝蔓。——编 者
对于读者来说，那些可以随身携带、放在枕边随时翻阅的小书更容易成为心头所爱。转眼间，“碎金文丛”已经出了三辑。无论是治学随笔、学林散记还是日记书信、口述自传，文丛中的每一本书或为后人精心整理的情深之作，或为多年未见的珍稀手稿，酬唱吟咏间尽显风雅，让人欲罢不能。
记得第一辑有李长之的《迎中国的文艺复兴》、杨联陞的《哈佛遗墨》（修订本）、常任侠的《东瀛印象记》、陈达的《浪迹十年之行旅记闻》和《浪迹十年之联大琐记》，还有潘光旦的《逆流而上的鱼》。六本书都称得上开卷有益，令人回味。最爱潘光旦。他热衷通过撰写时评来观察社会、参与讨论，《逆流而上的鱼》中便辑录了其发表在《华年》周刊的大量长短评逸文，分析“青年独身”“儿童公育”“老妇殉猫”等社会现象，他认为“时代潮流里的事物未必尽是，社会遗传里的事物也未必尽非”。这种论世与论学兼而有之的文字，至今读来有些观点依然犀利。
第二辑的六本更有学术含量，有缪钺的《冰茧庵论学书札》（上）（下），曹道衡的《困学纪程》，赵元任的《赵元任早年自传》，余冠英的《冠英说诗》和王亚蓉编著的《沈从文晚年口述》（增订本）。这六本没有一本不爱，每一本信息量都极大，真是觉得比看他们的学术著作收获还大。缪钺的自不必说，文如其人，温婉和平中充满了耿介。文史互证，义据通深更是今人所缺乏。深美闳约的文字令人掩面自愧。有大学问还有真性情，必向往之。
如饥似渴地等来了第三辑。这一辑的六种更为我偏爱。《林纾家书》由夏晓虹女士和包立民先生辑录校订，所收林纾书信、教子习作多为首次整理，林纾开放与保守相矛盾的性格一览无余。游宝谅女士编缀父亲生前遗珠散璧所成的《游国恩文史丛谈》，萃集讲稿、札记、诗作，弥足珍贵。而《往事偶记》则记录下了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亲历的大时代。刚刚去世的杨绛先生所著的《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增订本）》让我们更加怀念她的智慧人生。法文版《红楼梦》的译者李治华的《里昂译事（增订本）》对于今天的翻译界颇有启示。还有李光谟著的《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修订本）》。今年恰恰是李济先生诞辰120年，我们从书中才知这位至今仍在影响中国考古学的前辈，当年竟然与徐志摩天天厮混，考古之外最大的爱好居然是古琴。
李治华，过去还真是不熟悉。这位百岁高龄的法语翻译家，对译介传播中国文学情有独钟，除了译介古典名著《红楼梦》外，还翻译过鲁迅、巴金、老舍、艾青、姚雪垠等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的作品。
《红楼梦》的法语译著算是浩大工程。李治华先生1954年动笔，1981年封笔，真是青丝变白发，苦心孤诣二十七载，最终才有了意境幽远、文采斐然、易于法语读者理解的法文《红楼梦》。法国伽利玛出版社用羊皮作封面出版了这一译著，并将该译本列入著名的“七星书库”丛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联合举办出版庆贺酒会；译著一年再版数万册，创法国同类书籍发行量之冠……细细读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精益求精。单是《红楼梦》中每个人的法文译名，他都具体对待、区别翻译，比如贾政贾珍之类的如果只是音译，必然看不出任何的名堂和作者的喻义来，只好以意译。而探春、惜春、迎春之类的名字，如果音译，自然也是不能反映作者的良苦用心的，为了准确地传达出名字中的深意来，李治华斟酌再斟酌。
上大学时，我曾经采访过陈岱孙先生，关于他的玉树临风处事干练也是记忆犹新，没有想到看他的《往事偶记》却看出了最多的感动。深厚的家学渊源，扎实的西学根基最终成就的是一个将一生奉献给教育的大知识分子。1927年夏，陈岱孙拿到清华的聘书前往经济系任教，便开始了一生中难以忘怀的清华岁月。自1929年，陈岱孙担任法商学院院长，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工学院院长顾毓秀，教务长潘光旦，襄助梅贻琦校长，同舟共济，使得清华仅用十年时间，由留美预备学校成长为国内一流学府。书中有一个细节，陈岱孙在清华任教之初，承担《财政学》《经济学概论》《经济学说史》三门课程。除了为一班旧制学友用英语讲授外，全部使用汉语授课。这只是因为他在学成回国的船上，听有学生抱怨一些老师中英文夹杂使用授课令人不舒服。晚年的陈岱孙，95岁依然主持博士生的毕业答辩，是北京大学最令人景仰的师者。
在看似波澜不惊的一生中，陈岱孙还是用自己冷静的眼光记录下了其所亲历的大时代——陈岱孙因为是单身，没有家累，便被大家公推为“群主”，年纪轻轻就被尊为“岱老”，在烽火连年容不下一张书桌的岁月为众教授的生计而未雨绸缪。书中专门收录了梁思成、林徽因致陈岱孙的6封书信，既有生活的琐碎细节，又有“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大情怀，全景式地呈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之际的生存状态。
林徽因在给陈岱孙的一封信中说，“今夏我的养病等于零，精神上太劳苦，体温又上去，真不愿在博士回来时告他此种不争气的消息，但不说则必需说瞎话，正不知如何是好。不过博士大约也是预备割舌头的，他并不告我们坐船而瞎说大约八月中才离美等等！我真希望海上真的安全，他这种走法实是加增友人惦挂，严格说，并不慈悲。”还有一封信说，“林耀六月廿六在前线机中弹失踪至今无消息。大约凶多吉少。闻讯怆然累日，一切不堪回想。抗战七年直接伤亡消息以空军为最重，我已多次惊弓之鸟，见到不常见之空军友人姓名在信封上，就知道常见的名字已不能自己签名来信，难过之极。”飞行员林耀殉国之事，当年给卧床中的林徽因带来无尽之伤痛，我们从这封信中再次读到，依然可以感同身受。
除了体系完整的学术著作，学者那些散见于细处的灵光与妙思，那些在起起落落的命运中所表现出的淡泊与坚韧，何尝不是一种更无形的力量？这或者就是“碎金文丛”让人反复阅读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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