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最终是为了开拓未来”。以史鉴今，方晓得失。正如杜君立所言，“历史本身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但它却可以为人们认识现实提供新的角度，历史不只是过去的事情，也是今天的现实和明天的理想”。（引用杜君立的《历史的慰藉》）
周知，古代官吏制度是皇权专制统治的一部分，更是维护专制王朝的重要辅助机制。当然，在专制王朝吏治的过程中，必然伴随衍生的各种弊端甚至腐败。
所谓“吏治”是“包括官吏的设置、配备、选拔、任用、升黜、奖惩、考核、监察、教育、培养、道德、操行、规章、制度等有关官吏管理的诸多方面内容”。（引用刘建基的《中国古代吏治札记》语）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能够一以贯之，从行政体制上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始终有着相对严格的吏治，虽历经多年轮换的“一乱一治”，但仍然维护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延续。可以说，良好的吏治环境正是保证这种延续而不中断的重要原因。
《王朝的命运——极简吏治三千年》；柯胜雨 著；华文出版社
《王朝的命运——极简吏治三千年》详叙了传说时代、先秦、汉代、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朝、清朝前期九个不同阶段的中国吏治，在作者潜心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历史上各个时期治官治吏的实践历程，详细披露了吏治以及反腐斗争中惊心动魄的一幕幕，概括总结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及反贪反腐启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显然，“治吏”首先表现在选官上，选官制度的产生不仅改变了先秦的“世禄世卿”制度，还竭力避免“亲贵合一”，官吏被特权集团垄断，从而更加追求官吏来源的普泛与公正。两汉的察举、魏晋的九品中正，隋唐科举等制度，到了明清的科举考试，大致做到了“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张榜公布”，基本实现了选官向全社会开放。这些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解决官吏来源以及如何更好维护官清民安的社会环境。
《礼记》中说“官者，管也。”古代官吏就是管人的，权力和威严极大，无所不管，对于治下百姓，拥有无限的权力。官的这种属性本身，再加上缺乏系统、科学的监管机制，就易于使其权力膨胀，并导致滥用，以权谋私。因此，从中国古代，在“吏治”系统中就有目的地设置了诸多约束、监督和制衡机制，以抑制吏治的恶性发展。
古代官吏文化与制度中对官吏的约束主要有三条。在选拔官吏过程中关注这些预备官吏受儒家思想约束的程度（也就是“德”）。如明清两代为什么要考八股文？有人说，八股使人不学、使人做不好文章；其实，八股不是培养学问家和文章家的，最重要的目的是选拔和培养官员的。于是，八股文体是要代圣贤立言的，无论朝代如何更迭，都得模仿圣贤说话作文，其题目又多来自“四书”等经典，儒家仁政学说自然渗入其骨髓，对后来的为官之道影响深远。
另外，体现官德的官箴长期流传，形成了舆论氛围，如州县衙门大堂所立的石碑上书“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样的箴言为上下官民所认同，更对为官之人有一定的舆论压力。
以上两方面更多是隐性的以德化人，显性层面上的制度约束尤为重要。古代的监察制度自成系统，实行独立的行政监察。而且多用年轻、资历较浅、品位较低的官员作为监察官员，“以小制大”，使得监察官员要发展必须勇于履行职责（官小才不惜官）。对官员的考课也不像一些研究者所想象的都是形同具文的东西。清末民初何刚德的《春明梦录》讲到三年一次的“京察”（子、午、卯、酉年是京官作鉴定的年份，至今北京俗语中仍有“子午卯酉”一词，意为说清楚，可见给人们留的印象之深），察外官也三年一次，在丑、未、辰、戌年行之，谓之“大计”。这类监察往往在一个朝代的前期都是严谨而体系化的，相应惩罚措施也比较完善。从而使得不仅违纪官员不安，就是混日子的官员也不好过。
通观全书对史实的全景再现，要想通晓古代封建吏治，要注重研究治吏的背景、策略和措施。
当然，在没有确立民众监督，而且资讯不发达的古代，对官吏的约束可能流于形式，更多的是依赖一个文治武功都超强的皇帝，但也应该看到官吏的考课迁调的制度化，也有条例可依，在防止官吏权力滥用和整饬吏治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古代官制中最独创性的就是言官制度。所谓言官，狭义来说是指谏官，秦汉的给事中、历代的谏议大夫、魏晋以后的门下省等皆是言官。广义来说包括各级监察官员，即御史台的官员。后世说到言官多是包括“台（御史台）谏”两方面的。言官职责就是说批评话，诤谏官员甚至国君的失误。历代还准许御史们“风闻奏事”（没有确凿证据，就可以上奏），扩大了言官们的言论空间，避免施政出现重大错误。
有的朝代还规定了定期奏事的制度。“每月必须奏事一次，称为‘月课’。如果一百天之内不能提出弹劾，则要受罚。同时规定，御史弹劾不当，可以不给处分”。言官上言不能说些鸡毛蒜皮之事。北宋规定御史台官员如果一百日内，没有奏章则贬为外官。
古代荐举不当的“连坐”制度也很值得参考。本书在叙述宋代“磨勘”（考核官员）时言，“一般京朝官由一人保举。‘选人’由四人保荐，武官则要五人推荐”，“如果今后被举荐人‘贪污畏懦，职务旷废’，‘举主坐之’，是要追究荐举人责任的”。这一条规定，不仅使得举荐人慎重行使自己的举荐权力，而且有利防止举荐人与被举荐者的利益联系，这在当前尤有实践意义。
本书的一个不足之处是，更多的只是叙而不论，没有对史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分析和研究，似乎缺少一条主线来提纲挈领，当然这种翔实的忠于原貌的资料叙述对于我们了解历史，增长学识也显得很重要。作为一本通俗的历史读物，能做到细观历史上君臣龙虎斗，实录三千年来吏治历程就非常难得。
当然，只要有吏治的地方就可能会存在腐败，而腐败又往往是最令民众深恶痛疾的。关于腐败，我们应该避免认识上的一个误区：腐败可以被根除。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只要有权力的存在，再加上人性中的恶，就一定会有伴生的见不得阳光的行为。黑格尔曾说，“恶，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所以说，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如何规避和利用。
毛主席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寡廉鲜耻，贪汚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
可见，治吏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治国成效的好坏，吏之不治，国将不国！
史治清明，国家就繁荣昌盛；吏治腐败，国家就贫弱落后，百姓则民不聊生。这是古今中外几千年无数历史事实反复证明了的一条真理，也正是本书所要阐明的最重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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