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马路中，香港路低调至极，丝毫也不起眼。窄窄的马路似乎一伸手就可以够到对面，倒是很适合喜欢逛街的女孩子来回穿梭。因为这条路至今不通公交车，便少了许多红尘中的喧嚣。
建国前，香港路东段排列整齐的大楼内，多为公司写字间和教会办事机构，有中华圣经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上海银行商业同业公会、上海银行业票据交换所、大丰保险公司、大达保险公司、华英企业公司、兴华实业公司、利济实业公司、东方渔业公司和同安进出口公行等。路西段多为仓库堆栈，有瑞丰泰堆栈、英商茂泰洋行堆栈和亚洲仓库等。上海最早的自来水公司及其水塔设在西端路口两侧。建国后，道路沿线仍以仓库、堆栈及商业批发部为多，主要有上海外滩进出口公司仓库、市服装鞋帽公司批发部仓库、市日用杂品公司批发部等。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国际旅行社上海分社的不少机构也设于此。众多的仓库和堆栈聚集在马路两侧，使原本狭窄的路面显得越加局促。
随着上海产业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香港路上的仓库、堆栈一个一个地消失了，路上紧闭着的门面一扇一扇地被打开，楼面上也随之高高悬起了招牌。因为有了爱建的毛纺、工商的纺织品批发部，香港路的服装纺织市场有了一丝成名的先兆。不料，随着苏州河对岸的七浦路服装市场的兴起，香港路刚露头角的服装业之花便未开先谢了。香港路毕竟是与热闹无缘。但是也正缘于此，印刻在这条路上的城市记忆也就更接近原生态，路上隐藏着的上海传奇也在不经意间染上了一丝神秘的色彩。
今日的香港路（本文图片均为徐坚一拍摄）
中国最早的电影公司诞生地
在香港路上漫步的人也许不会想到100多年前，中国最早的电影公司——亚细亚影戏公司就诞生在这条路上。如同中国最早的专业电影院一样，亚细亚影戏公司也是由西方人建立的。那时有4亿人口的中国，已经被认为是世界最大的电影市场了。西方的冒险家们纷纷来到中国，想靠拍摄电影赢利。经过一段个人的零散拍摄活动，中国第一家正规性质的电影公司“亚细亚影戏公司”于1909年在上海香港路1号创建落成，创始人是美籍俄裔商人本杰明·布拉斯基。像很多外来淘金者一样，布拉斯基只是一个希望能利用新鲜事物在中国冒险的西方人，他根本不可能想到自己会成为改变中国电影进程的一个关键人物。布拉斯基在亚细亚影戏公司的拍摄活动无意中成了中国早期电影的启蒙之师，比如在北京拍摄纪录片《中国》，布拉斯基就成了第一个被允许拍摄紫禁城的白人；亚细亚在香港投资的短片《偷烧鸭》被视为香港电影的开山之作；而布拉斯基后来回国时带走《庄子试妻》等片，更完成了中国电影的首次出口……
亚细亚影戏公司创建的两年间，电影放映已在上海遍地开花，人们争相观看影戏，随着观影人群的日益扩大，自然引起了当时清政府的注意。1911年夏天，上海的“自治公所”公布了“取缔影戏场条例”，规定了电影放映与观看的相关规则。这也许就是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最早雏形。
1912年，进入民国元年。布拉斯基感受到社会动荡对电影的冲击，便将整个亚细亚公司转让给了另外两个洋商人：依什尔和萨弗。一年之后，中国政局基本趋于稳定，依什尔让歇业整整一年的亚细亚影戏公司恢复运转，并将拍摄制作的工作交给了由张石川与郑正秋组建的新民公司处理，亚细亚自身只负责影片的投资、发行以及提供相关的电影设备。1914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胶片来源断绝，这个当年东方的电影梦工厂无奈结束了摄制工作。
这个中国最早的外商投资的小型电影公司仅短短5年的历史，其间可分为两个阶段：1912年前，由布拉斯基经营，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地拍摄了《西太后》、《不幸儿》、《偷烧鸭》等片；1912年后，张石川、郑正秋等组织新民公司承包了亚细亚影戏公司的编剧、导演、雇用演员等工作，完成了《难夫难妻》、《活无常》、《五福临门》、《一夜不安》、《老少易妻》等多部短故事片，还拍摄了新闻片《上海战争》和《茶花女》，为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应该说，亚细亚影戏公司所提供的资金和设备，方便了张石川和郑正秋这两位早期中国电影的代表人物走上影坛。
富有传奇色彩的大楼建筑
走在香港路上，类似的惊叹会不时与人们邂逅。
香港路58号坐落着的中圣大楼曾是中华圣经会的会址。这幢楼建于1936年，共两幢，前楼是4层混合结构，后楼是5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造型采用近代表现派结合中国民族形式。1833年，美国圣经会委托在华传教士印发中文《圣经》；1876年在上海正式成立美国圣经会中华分会；1937年，英、美、苏格兰传教士在上海成立中华圣经会，其目的是鼓励推行不加注解的基督教新旧约《圣经》。1932年7月大英圣书公会、大美国圣经会和苏格兰圣经会各自的母会先在伦敦开会，讨论促成在中国3个圣经会合并事宜，为此成立了专门委员会。1933年6月在中国也成立了相应的合一委员会。1937年5月3日，大英圣书公会、大美国圣经会和苏格兰圣经会正式合并，定名为中华圣经会，会址就设在香港路58号的中圣大楼内，中圣大楼之名就源于此。
中圣大楼对面的香港路59号是原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大楼。
上海银行同业公会是上海诸多同业公会中成立最早、机构完整、影响最大的同业组织。自1897年5月27日，近代中国的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外滩开张后，由中国人开设的银行在上海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它们当时被称之为国内银行，以区别于在华的外国银行。至1918年，全上海的国内银行已达20余家，初步呈现出行业规模。但许多华资银行往往有银行之名而无银行之实，经营的方式和范围与昔日的银号、钱庄大同小异，这实际上制约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和进步。当时已有不少在外国留学，就读于经济学科的留学生回国，他们或在外资银行任职，或在中国银行担任要职，自然注意到华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差别。当时，由梁启超举荐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的张嘉璈曾留学日本，1911年来到上海任职，他一来就在同仁中定期举行午餐会，借助聚餐联络同仁之间的感情，也确定了自己在同仁中的地位。梁启超在北京政府主管财政时就积极建议中国的银行应建立同业公会，1916年，北洋政府正式颁布了银行公会章程。由于张嘉璈已经在上海打下扎实基础，于是，中国、交通、盐业、浙江兴业、浙江地方实业、上海商业储蓄、中孚7家银行共同倡议建立上海银行同业公会。1918年7月8日正式成立时，又有四明、广东、中华商业、聚兴诚、金城5家银行加入。初创时的上海银行同业公会成员共12家银行。
原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大楼
银行公会成立时就在寻找一幢建筑物作为会所，上海银行界买办庄得之知悉后向银行公会推荐了香港路3号和4号的两幢洋房，连同后面的一块土地共1.5亩，银行公会买下了这块房地产，经修缮后迁入。1918年10月19日，在这里召开了开幕大会。之后，银行公会会员不断增加，业务日益拓展，原建筑已不敷使用，便在1922年决定将旧楼拆除，在原址重建新楼。新的银行同业公会大楼于1925年底落成，地址改为香港路59号。大楼为5层砖木石混合结构，折衷主义风格，正立面中部为6根2层高的科林斯式立柱构成骑楼式门面，门前有数级石阶。二层顶部设计明显外凸的檐线，三层退为平台。墙、柱均为假石饰面，大门用紫铜镶框，整幢建筑显得庄严雄伟、华贵深严。通层的中央大厅内部装饰呈古典主义风格，顶部有拱形玻璃天棚。大楼底层大厅曾是上海票据交换所，大厅中间悬有一块巨大的匾额“金融枢纽”，标志着上海金融业向现代化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这个开业于1933年的票据交换所是专门办理全市银行、钱庄票据交换的机构，但不包括外商银行的票据交换。到抗战前夕，上海参加票据交换的银行已达73家。这是我国金融业与国际金融业接轨的象征，它加速了传统钱庄业的衰亡，促进了现代银行业的发展。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银行公会与后方仍保持着联系。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会业务受到影响，抗战胜利后恢复正常。1946年起，全市钱庄、中外银行的票据交换事宜一并由上海票据交换所办理。1952年，中国所有的商业银行统一归并为公私合营银行，不久又并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银行同业公会也就自然解散了。1956年，上海票据交换所撤销。香港路59号大楼后为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使用，于是，这幢楼也被叫做“爱建大楼”。在这幢大楼里还创办了上海工商学院。
香港路60号坐落着的大丰大楼建造于1926年，5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因大丰保险公司曾设于此楼，故名。香港路虎丘路转角处坐落着的兴华大楼建于1941年，为3层砖木结构，后改建成南林宾馆，现这里是南林青年酒店。
自来水塔与华德大楼
在香港路江西中路路口曾经坐落着上海第一座自来水塔。1883年英商在上海开办了上海第一家自来水厂，为将自来水送往苏州河南岸的租界地区，从杨树浦排水管经江西路桥过河，又为了保证日夜都能供水，特地在桥南的香港路和江西路转角处兴建了一座大型的自来水塔。水塔的作用是将水厂的清水用水泵送到水塔内，再利用水塔的高度流向各个用户。水厂在夜间就不需要工作，凭水塔的存水供用户使用。在发生火灾时，水塔还能提供大量的消防用水，这在当时的市政建设上具有重大意义。
香港路上的这座水塔高31.5米，上有直径15.24米、深3.73米的水箱，塔身上下全以纯铁造成，以大铁柱为干，以小铁柱为枝，中部置螺旋形的铁梯可盘旋上下，塔顶安放了一个以钢板制成的大水柜。水塔顶盖以瓦楞白铁皮制作，看上去像一把打开的阳伞。水塔周围还有一条1.82米宽的走廊，以使水塔内的清水不受日光的照射，走廊的屋顶搭成锐角形。上海滩的第一座自来水塔造型优美、质地坚固，建成时为当时上海最高的建筑物，人们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它的身姿，被认为是巧夺天工的杰作，成为上海滩一大宏伟的人造美景。
这座自来水塔建成后整整使用了73年。随着上海用水量日益增长，高楼增多，水塔的功能渐渐失去，于是它被闲置起来，至1954年被拆去。现在香港路上已不复见其雄伟的身姿，但它在上海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可磨灭的。
四川中路和香港路转角处的华德大楼建于1926年，其外立面简洁大方。据说该楼建造之初是作办公之用的，因其临近外滩，入驻的都是洋行。新中国成立后，洋行老板相继离去，1955年起该楼由房管部门管理，没有了洋行气息，成为居民住宅楼。朝着四川中路的门上至今还镌刻着红色的“华德大楼”字样，只是大楼门厅已完全没有了当年洋行的气派。这里和上海的许多老大楼一样，住进了许多居民，类似于“72家房客”，有“洋行里的弄堂”之称。当年，这幢楼是苏州河边的一个制高点，电影《战上海》里，就有几个景点拍到华德大楼。20世纪80年代初拍摄的电影《小金鱼》和电影《邻居》都是在华德大楼取的景。这幢楼有两扇门，一扇门在四川中路，一扇门在香港路。主楼梯设置在香港路，是有木头栏杆的木楼梯，从四川中路那扇门进来，要走半条走廊，才有一处窄窄的消防楼梯，楼梯台阶很高，没有扶手。大楼的门牌编号也是英国式的，从实际楼层的二楼开始，底楼的门牌号为650弄X号，从二楼开始才是650弄XXX室。这在上海也算是极少见的了。据说这幢大楼原来是有电梯的，现在转角楼梯空档处就是以前装电梯的地方。在香港路入口处地面上一块大约1.5米见方的水泥地依稀留存着原本电梯间的痕迹。而楼梯旁过去开电梯的人住的楼梯间里，有退休后的居民摆上台虎钳、小工具帮居民们做一些小修小补的活儿，倒也挺受欢迎。
华德大楼
如今的香港路犹如一位勘破世事的老派绅士，淡然地蛰居于外滩源一侧，笑看着外滩的变化。其实，香港路早已经历过了种种繁华，只是在默默观望，静静地享受着也许不久就会被打破的寂静。
（本文摘自《永不拓宽的上海马路（一）》，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7月出版，惜珍著，徐坚一摄。原文标题为《香港路：留存原生态城市记忆》，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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