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70后作家群的代表人物之一，近年来路内在写作上的进取有目共睹，在2016年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慈悲》一书中，更是彰显了他在写作事业上不断躬耕和探索的视野格局。
从早期以追随三部曲（《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天使坠落在哪里》）蜚声文坛，到如今《慈悲》的出版。作为近几年在《收获》《人民文学》等重要期刊连发多部长篇为数不多的小说家，路内从2009年首次被提名华语文学传媒奖新人奖，2016年荣获第十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评委会对他的授奖词是：
“路内的小说是一代人的精神镜像。他笔下的青春，不仅是年华，也是灿烂的心事，不仅常常受伤，也饱含生命的觉悟。他出版于二〇一五年度的长篇小说《慈悲》，见证了一个作家的成熟和从容。从伤怀到悲悯，从锋利走向宽阔，路内的写作已不限于个人省思，而开始转向对平凡人生的礼赞，对日常生活肌理的微妙刻写。他如此专注，又如此谦卑。他的文字，敛去了一切怨气，有着仁慈的暖意，这种和解与饶恕，是对写作超越性的艰难跋涉。”
《慈悲》尽管书写的主题仍旧是路内所熟悉的“工厂”，但他却投射了一个特殊时代下人如何生存的问题。小说从国营工厂时代说起，纵向讲述了个人五十年的生活，从一个切面剖析展现了大时代对普通人的影响。路内在书中精准的展现了，在时代背景与环境的更替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换，相互猜疑、告密到相忘于岁月，也有亦步亦趋的和谐到个人意识觉醒后的报仇雪恨。这些小人物不见血的恩仇虽隐忍于生活之下，却成为暗流涌动中人生最深刻的记忆。
与充斥着青春气息的追随三部曲等作品相比，《慈悲》显示出精准节制的文本特色，以及另一番开阔与厚重的小说景象。从内在情绪的自掘到化繁就简的写作方式，路内对于小说的思考，对于人性幽微的细察，正是成为一个未来小说大家所具备的优秀品质。
5月20日，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上海市作家协会、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主办的路内长篇小说《慈悲》研讨会在京召开。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敬泽，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汪澜出席会议并讲话。出席此次会议的专家有雷达、吴秉杰、胡平、梁鸿鹰、施战军、白烨、孙甘露、郜元宝、王鸿生、金宇澄、陈福民、杨扬、张柠、张莉、吴亮、郭艳、赵萍、杨庆祥、李伟长、丛治辰、马小淘、走走。研讨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应红主持。会上大家就路内在《慈悲》一书中所展现的思想蕴藉和文本特点进行了充分解读和探讨。
※李敬泽（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首先是祝贺会议的召开，为了开这个会还是准备了很长时间，提供一点花絮，一开始开这个会的时候，上海开出名单来，我一看名单很受震撼，开了二十多人的名单，我就对着这个名单仔细思考，为什么是二十多人？后来我想主要就是在大上海看来，在北京开会，相当于在青浦开会，不过我还是严重提醒上海方面，我说二十多个人，当然每个人我都想见到他们，但是北京人民也要有一个说话的机会，所以今天在座的北京评论家们，你们说话的机会是我抢来的，所以没有办法现在压缩到了这么多，还有一部分上海的朋友现在正在翘首北望，这是开玩笑。实际上说明了上海人民心里对路内的爱，他们真的是不放心，怕我们欺负路内，其实不会的，路内也是我们的人，而且你到了北京就会发现，路内在北京是有大批大批的热爱者，男粉丝和女粉丝，所以我们都会对路内很好，来认真的探讨《慈悲》这部作品的得与失，因为我们都相信路内是会走的更远，前面还有更高的高度等待着他去抵达。《慈悲》这部作品让我们看到对于中国的经验，对于我们共同经历丰富复杂经验的表达，依然存在着巨大的艺术体现和巨大的人性空间，等待着我们去开掘，《慈悲》体现了很多新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艺术特质。
※汪澜（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应该说对年轻人的关怀和培育，也是上海作协所有工作当中的重中之重，上海近年来也是冒出了一批年轻作家，我们也想把大家拉到北京来，接受大家的指点。但其实我们还是蛮谨慎的，还是想丑媳妇要见公婆，但是也是要把媳妇稍微打扮得像个样再过来，所以路内也是我们现在这些年轻作家里面的佼佼者，他本人非常勤奋，非常的努力，几乎是一年一部长篇的速度，接连推出来好几本的长篇，特别是最近的《慈悲》，也是有了一些反响，受到的一些关注，借这样的机会，在中国作协和人文社的帮助下为他开这样的一个研讨会。
※潘凯雄（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感谢各位作家、评论家的光临，对人民文学出版社，对中国出版集团工作的支持，特别是上海的朋友，不远千里来了一个庞大的阵容，不仅是大，而且是很优秀的阵容，足见上海文学界的朋友，对这个活动的一个支持和重视。作协10楼会议室研讨会蛮多的，但是在我印象中，京沪两地文学重镇这么一个庞大的阵容，对这样一部作品进行研讨的不是绝无仅有，至少是不多见的，所以对大家的光临表示感谢。《慈悲》这样一个题材一个小小化工厂的50年的兴衰沉浮，我相信路内本人应该是没有这种生活体验的，这是一个很吃惊。第二个很吃惊，就是这样一个对我们这一代人比较熟悉的题材，在这样一个作家的处理下，是那样一种处理方式，我也感到很特别。
※雷达（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这是一部冷峻、严酷、悲悯的现实主义作品，富有社会批判精神，我没有想到一个70后的作家能把父辈们经历的生活，把父辈一代的人物，把当年的工厂和工人阶级生存状态，把当时的严酷情景，人心氛围，表达得如此深刻感人，入目三分，意味悠长，我认为路内确实是70后作家中最好的作家之一。
※孙甘露（上海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从艺术上讲，它是一个非常富有特色，非常控制，非常成熟的一个作品，从内容上来讲，我觉得确实把我震撼到了，以前我有一种幻觉，好像路内是一个后辈，现在我觉得路内是一个我们要学习的作家。
※吴秉杰（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路内不但提供人生，提供一种认识，而且提供一种感情，就是慈悲，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一种走向大作家的这条路上。
※郜元宝（复旦大学教授）：像《慈悲》这一类的作品以后会慢慢的多起来，会成为中国文学一个很重要的品种，是基于过去全景式的基本社会矛盾而上的这个传统还是不能丢的，以后大家觉得路内很奇怪，就是奇怪在这一点，因为他们这一代作家都不这么写了，他回过头来这么写，这个是非常可贵的事情。
※胡平（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路内这个小说的意境还是很好的，愿给一切众生安乐叫做慈，愿把一切众生痛苦叫做悲，他主要写的是众生的痛苦，但是以慈悲的情怀来关照，来形成了小说的主题，这是非常棒的。因为我读的那种啰嗦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简洁有力的文章，作者一点没有名利思想。
※王鸿生（同济大学教授）：路内的思考已经能够落到地面来了，不是像现代主义文学那样一种个人的荒诞，他不是那种现代主义文学的气质，它里边有非常丰沛中国的经验的能量。
※施战军（《人民文学》主编）：《慈悲》跟他以往的小说有一点，以往细部的真切感更强，整体上是荒谬的，或者是背谬的，但是这部小说整体上和细部都力求实在，它是一种伤怀的写作。可以说路内动了感情的写作，以往他也动感情，但是没有动的这么深，动得这么切，为自己的父兄辈动感情，我觉得是这部小说更加有分量的原因。
※杨扬（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慈悲》的写作比较简练，路内在小说意识上对于结构的重视，对于整体的关注，这个意识我觉得非常强，他能够尝试着，或者说试图从全身心的投入到一个有能力、有节制地来处理自己细节的故事，这个我觉得他是一个变化，这样的一个变化可以从小说来说，对于小说意识上、小说美学上有他自己的考量。
※梁鸿鹰（《文艺报》总编辑）：路内《慈悲》里边写的人和人的关系，完全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内部的内耗和拼杀，写的是这种较量，他揭示了这个东西，我认为更符合我们国家整个历史过程和人的这种精神演变。
※金宇澄（《上海文化》执行主编）：这个小说给人一种荒诞的感觉，而且是路内有意在这么一个脚踏实地的基础上，他要写出这么一种荒诞感。在《慈悲》里边讲到工厂的阴影，等于说可以把几代人全部笼罩在里边，这是让人非常费解的，而且是非常震撼的一点。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具体对《慈悲》有两点特别感受特别深，一个轻巧的勾勒生活时代气氛，应该叫大开大合的那种写法，好像不用那种弄法就不足以去勾勒时代气氛，这种方式是四两拨千斤，就是写了一堆师徒，通过一对师徒写了一个工厂，通过一个工厂把那个时代的氛围写出来了。第二点感受通过水生的命运看似变了其实又没变的这样一种遭遇，我觉得他反映了工人这个阶层他们的命运和地位。
※吴亮（《上海文化》主编）：前面杨扬已经做了一个归纳，前半段的归纳，我再把他归纳再观察一下，一个是工厂，一个是简洁，还有现实主义。路内的《慈悲》里边仍然还有打动我们的东西，但是我们说不出来，它无法命名。
※陈福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在看到路内的小说以后，我想到了很多很多，当我们面对历史去处理历史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更年轻一代作者，他们自己的方式，这个方式在我看来就是特别特别写意的方式，所有元素都在那里，然后这个意一笔代过，用最简单的语言，最简单的手法。
※李伟长（上海市作协创联室副主任）：我读路内的小说不会在意是写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没有提醒意义，我反而读的更多是对里面的秩序感，这种秩序对我们是个冲击。《慈悲》留给我们的是关于秩序的问题，这个词可能对我们这代人来讲包括接下来这代人是一个大问题，不仅仅是文学的问题。
※张柠（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慈就是不忍，我要写出我内心不忍的东西，叫慈，悲是不忍的后果，我不忍我心里才悲伤，所以路内写的是他所能够想象到的我们的历史和时代中不忍的东西。
※张莉（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路内开始对自己进行了减法，这个减法显示了一个好小说家特别重要的能力，就是对生活的捕捉和对细节的提炼。通过“慈悲”这个词他擦亮了一些旧有的词语，使慈悲重新具有了意义，不只是佛教，甚至是政治性的含义。
※郭艳（鲁迅文学部教学部主任）：路内的写作标志着中国青年写作对于历史和当下整体性经验的把握和叙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在技术上又采用了先锋内化的方式，建立了自身的叙述主体和历史之间的关联，呈现出对历史景观的当下性理解。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他对历史的态度，规避了对历史宣泄式或极端化的处理，他用一种非宣泄式的，非极端化的方式书写历史，用一种非常审美化的方式来处理和讨论历史，克服了写作里面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伤痕式写作”。他提供了一个完全中国式的日常生活普通人的生命哲学，在他人的身上或者在他人的命运中看到自己的命运，然后你才能够感到慈悲，同时你的人物也才不会只对于我，而是一个敞开式的，如果用个大词，这是向伟大汉语小说传统的致敬。
※马小淘（《人民文学》编辑）：作为这本书最早的读者，我对路内的小说就是仨字儿：特别好！他的情节和语言都是无缝链接，写作上价值观在人物上有体现。路内作品中的欢喜能让人感同身受：不管是水生还是根生他们都不像一代人，他像他们自己。
※丛治辰（中央党校青年教师）：我在看路内追随三部曲，看《少年巴比伦》的时候跟50到70年代写工厂写青年的小说有很大的不同，路内这一代写作者，青年不是一个前进的力量，在路内这里我们看到是个人非常荷尔蒙的东西，甚至有些颓废的一些东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以及这样的转变为什么让我们感到不舒服，我觉得这就是慈悲的价值。
※应红（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前一段我看路内写了关于《慈悲》为什么写的缘由，有一句话，他说看鲁迅的野草，发现他的文本里充满绝望，但你又会觉得他内心有一种像火一样燃烧的东西，那东西本身是一种希望。让自己身边的每一个普通人都获得应有的尊严和呵护，这是水生向他师父那里学的教养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对这本小说书名《慈悲》的一种诠释。
这是一部是关于信念，而非复仇的小说，或许小说最后，并没有给出关于什么是慈悲的答案。好的小说作品，并不在于小说家发现了什么，而是在于小说家用小说发现了什么。《慈悲》让我们体会到了小说的开阔和深刻，能体悟到路内用小说的方式发现和解读了半个世纪里工厂秩序变换的秘密，以及个人处于其中的处境。
路内说“大概是10年前——2006年的秋天——我开始写《少年巴比伦》。我觉得我最初开始写长篇小说，是为了解决自身的一些问题，随着写作的年份越来越久，我在不断地给自己制造问题，问题也越来越多。每写一部长篇我都认为自己的文学生涯快要终结，这样一个人会对自己充满了愤怒，我觉得这种焦虑感会迫使我对文学评论界、对我的评论以及对同代作家的评论会非常关注，超量的关注。我一直没有办法像金宇澄老师用一部长篇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不断在尝试解决不同的问题，但不能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更多的问题可能是被遮蔽的。所以我非常感谢今天这些评论界的老师的教诲，只能说时间太短，好在我还有足够的时间继续学习，感谢大家为我清理了一个杂乱无边的房间，有了新的认识。”
中国70后作家群体向来被认为是“被遮蔽的一代”，但伴随着70后作家的厚积薄发，路内用小说《慈悲》为这一标签和身份的正名。他们依然思考历史，但不会过度承载使命,他们体贴个人体验，却不遮蔽适当的责任。他们从未回避于时代之外，他们只是在用个人的独特视角观照整个历史。与平稳时代相处，他们只是写得慢一点、少一点、扎实一点，70后作家正慢慢浮出水面，即将迎来另一片丰饶之姿。
作者：路内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6-1
水生十二岁那年，村里什么吃的都没了。水生的爸爸在田里找到了最后一根野胡萝卜，切开了给一家四口吃下去。水生的爸爸说：“再不走，全家饿死在这里了。”水生的妈妈牵着水生，水生的爸爸背着水生的弟弟，去城里投靠叔叔。自此，水生的父母与弟弟的生死不知。
二十岁那年，水生进入化工厂，生命中有了玉生、根生、复生……，然后，又只剩下他一个了。
老家早已凋敝，他得活着，他要为玉生，为父亲，辩认回家的路，为复生留一条回家的路……
路内
1973年生，现居上海。最好的七零后小说家之一，曾获《智族GQ》年度人物之2012年度作家，近年唯一于《收获》《人民文学》连发六部长篇小说的七〇后作家。著有“追随三部曲”（《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天使坠落在哪里》）,以及《云中人》《花街往事》。《慈悲》是他出版的最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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