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齐洲教授的新著《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先后被国家社科基金评鉴为优秀成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值得庆贺，也值得重视。其突出特点，评鉴专家谓为：“对考察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新的表达方式，对中国文学史及文学理论史提供了新的思路。”用该著篇首所列两位知名序者的话说：这既是一部将发生学方法应用于文学研究领域的探索之作（王先霈序），也是一部采用“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概念的成功尝试（冯天瑜序）。
中国历史上向有探源溯流、慎终追远的传统，历代学者或多或少、或浅或深，也都有对中国文学发生之源的谈说和议论，只是这些谈说、议论更多地属于直观印象或一时感发，在自觉性、准确性和深广度方面均存在明显不足。王著在前人基础上，吸收西方发生认识论的理论优长，以更自觉的意识、更科学的方法、更翔实的史料，从新的视角对中国早期文学观念的发生发展进行深入考察，对“文”“学”“诗”“辞”“士”“儒”等重要概念细加索解，由此获得对其特定内涵及相互关联的准确认知，这首先在发生学意义上做了一个正本清源的工作。就好比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江，或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只有找到了它的源头和根脉，准确描述其发生机理和早期形态，才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对其形成、发展史获得更深入的了解。否则，后世的文学观念既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也会因西方文学标准之误植，而造成对中国文学观念“真了解”的缺乏。
研究视角的转变，自然带来学术理念的提升和研究方法上的进步。我们知道，中国文学观念在早期发生史上多呈不规则的点状分散状态，同一时代的不同人所展示的观念并不一致，很难找到一个确定的点。正确的办法，便是依据发生学的原理和知识考古的方法，对这一观念之建构过程、建构原因及不同发展阶段的内在联系进行有说服力的分析和阐释，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大量占据第一手材料，以为研究提供坚实的佐证，而且需要宏通的眼光，在动态关联中逼近事实真相。用作者的话说，就是所有的观念都有符号依据，所有的话语都进行结构分析，所有的论证都注意收集“二重证据”，所有的结论都建立在可靠文献和文物的基础之上，由此达成清理知识谱系的目的。于是，兼顾不同个体不同观念间的矛盾、融合、承接、变化，就成了王著必须逐一面对的重点难点；从观乎天文，到观乎人文；从“诗言志”到“修辞立其诚”；从孔子诗说，到游夏文学；从孔墨异同，到道法诸家；从教育基础，到主体意识，则成了王著主要关注目标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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